“占領華爾街”10周年，運動的影響與遺產

距離2011年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已經過去了10年，這場不斷升溫的運動帶來了超越運動本身的影響力。在經歷了2007年12月至2009年6月的大衰退、次貸危機與房地產泡沫，以及失去住房和大規模失業后，抗議者以“我們是99%”的口號控訴1%的極富人群吞噬大量的社會財富，剝削在職員工，使人們背上負債，并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而身為99%的民眾則被迫依靠日益貧乏的資源勉強維持生計。另一方面，“占領華爾街”運動舍棄了傳統階級運動中依靠強勢領袖的形式，發展出了例如“人民麥克風（People's Mic）”等多樣的群眾溝通方法，鼓勵更多的人們直接參與到運動中去。2011年秋天，數十萬人加入了“占領華爾街”及相關項目在美國600多個城鎮的占領活動。

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

這場運動圍繞著經濟不平等的運動了一種新的敘事方式，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支持“占領”。[1]然而，這場抗議運動在10年前迅速消失，似乎只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標語，卻未能改變美國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問題。但是，在“占領華爾街”十周年之際，多位活動的親歷者及支持者指出：“占領華爾街”對美國的政治及文化格局產生了巨大且深遠的影響，它點燃了一個反抗的時代，重新定義了一代人的經濟權利、進步政治和抗爭方式。

在談及“占領華爾街”運動時，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表示：“與民權和反戰運動相比，占領運動不同于其他運動，從本質上講，作為一種策略，它讓人們聚在一起構建一個社區……這是一次教育，對很多人來說，它改變了他們對生活的看法。”[2]這場運動幫助振興了奄奄一息的左派，在種族正義、氣候變化、債務取消和有組織的勞工抵抗等方面迎來了社會運動的復興；教導了正在崛起的組織者們如何進行集體行動；構建了一個“民粹主義的經濟信息，將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伯尼·桑德斯和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反公司的立法者推到選舉的聚光燈下”。[3]

《國家》雜志在近期與20多名積極參與該運動的活動家交談后發現，“占領華爾街”對急劇上升的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企業權力的高度關注改變了人們關于資本主義和階級的普遍“常識”，還催生了新一代進步的政治活動家。2011年之后，一些占領者在伯尼·桑德斯的競選活動和美國民主黨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中變得活躍起來；其他人則投身于“黑命攸關”、氣候運動和勞工運動。即使對經驗豐富的組織者來說，占領運動也是一個變革性的時刻，它重塑了他們的政治分析和正在進行的工作。此外，該運動獲得了大量的公眾關注，進一步鼓勵了激進主義。[4]但是，受訪者也對占領運動的局限性，包括運動在種族多樣性和性別平等、保護女性抗議者安全等方面的缺陷；占領運動本身的策略，以及占領運動缺乏組織一致性和問責機制等問題提出了反思。

然而，正如部長兼占領活動家邁克爾·埃利克牧師告訴我們的那樣，“占領華爾街是一種立即賦予沒有權力的人們權力的方式”。該運動使得陷入困境的組織者們能夠有信心去建立能帶來持久變革的組織和運動，并激發了新一代的積極分子加入他們。

回顧10年前的這場運動，許多參與者表示這是他們第一次真正參與到一場抵抗運動中去。運動的組織者之一Willie Osterweil曾在電子郵件中寫道：“我們不想要觀察者，我們想要參與者。我們不想在乘坐電梯時說服別人簽署文件或捐款，我們希望人們表達自己，體驗并為自由而戰。我們不想要媒體的頭條，我們想要我們自己的媒體。我們不要支持者，我們要的是戰友。”這種扁平化的參與方式為運動帶來了更大沖擊力和凝聚力。作者Rebecca Nathanson在《衛報》的文章中寫道：“占領華爾街將整整一代人政治化了。在后9/11年代，在喬治·W·布什的領導下長大的一代，將他們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巴拉克·奧巴馬身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他的‘希望與變革’的理念未能得到體現，這一代人對此感到失望，并開始質疑美國的政治和經濟機構本身?！睂τ谟H身參與了抗議的Rebecca Nathanson而言，占領運動有兩大支柱：對不平等的批判，以及對另一種組織社會方式的愿景。前者從邊緣走向中心，將不平等帶入全國討論；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雖然這場運動需要通過共識來做出決定，同時也是混亂而緩慢的，但它挑戰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必須是既定”的這一想法。

與此同時，這場運動為經歷了沖擊和創傷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抗議和相互依靠的平臺，在那里，人們不怕說出他們所經歷的掙扎和艱難時期。參與加州“占領”運動的作家和活動家麗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回憶了運動帶來的變化：“我認為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一個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金融絕望使得人人孤立的時代，人們進行了深入、真實的對話。‘占領’教會了我，當你失去工作的時候，你就只能呆在家里。當你失去了你的家，你就會從附近消失。當你被醫療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或者無法獲得醫療護理時，你可能會在無形中遭受痛苦。所有這些對話都揭示了這些人們在經歷的痛苦，這就像一個巨大的覺醒?！?/p>

“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影響并不僅限于個人層面，《大西洋月刊》的作者Michael Levitin表示，占領運動改變了美國人對自己在經濟中角色的理解，引發了長達十年的勞工反抗，雇員成為了活動家，工人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力量。2012年秋天，“占領”運動的組織者與工會和非營利組織聯合起來，將經濟正義的信息傳遞給了最愿意傾聽的人：尋求15美元最低工資的低收入者。作為回應，選民和立法者提高了美國一半以上州的基本工資；包括西雅圖、洛杉磯、紐約和華盛頓特區在內的幾十個城市都規定了15美元的最低限額。

此外，在2012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活動家幫助組織了全國范圍內的沃爾瑪黑色星期五罷工，最終導致世界上最大零售商的50萬員工獲得更高的薪酬。起義蔓延到了整個低工資部門，包括罷工的清潔工、機場工作人員、護士、家政工人、酒店工人、醫院雇員、建筑工人、超市店員和其他人員，改變了雇主和雇員之間的權力平衡。長達十年的工人抗議浪潮在2018年造成了最大的影響，當時在西弗吉尼亞州、俄克拉何馬州、肯塔基州、亞利桑那州和卡羅萊納州的公立學校教師發起罷工，要求加薪并贏得了這場罷工，這成為了著名的“紅色州起義”（Red State Revolt）。在2021年3月，眾議院通過了幾十年來最支持工會的法案——《保護組織權法案》（protection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旨在加強對勞工的保護，擴大集體談判權，懲罰違反勞動法的雇主，并削弱工作權法。而以上這些運動和立法都與10年前的“占領華爾街”引發的討論和意識覺醒，以及運動的組織者們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

但也許占領華爾街運動最具震撼力、最為明顯的影響是其對政治本身的影響。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之前，華盛頓沒有一個主流立法者敢批評資本主義對政治造成的徹底腐?。后a臟的貧富差距、由大公司設計的法律、億萬富翁逃稅、以及華爾街扮演1%的人掌權的旋轉門等等現象?！罢碱I華爾街”運動改變了這一切，它宣稱經濟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是華爾街貪婪政策有意造成的結果。而諸如伯尼·桑德斯等政治家則得益于這場運動，并且成功地進入了選民們的視線，很多人甚至稱其為“占領運動的候選人”。2015年的初選季，一群占領運動的活動人士發揮了他們在數字組織和社交媒體上的才能，幫助桑德斯首次出現在全國地圖上。然而，桑德斯的崛起離不開“占領”運動造成的覺醒，加州第十七選區的眾議員羅·卡納（Ro Khanna）表示，“早在占領運動之前，桑德斯和沃倫就已經投身于他們的事業中，但我不確定這個國家是否已經準備好傾聽他們的聲音，如果不是占領運動把財富和收入不平等問題擺在了前臺和中心位置，我不認為他們會成為全國性的人物?！?span style="color:#999999;">[5]

另一方面，運動的支持者致力于幫助曾經處于邊緣地位的民主黨社會主義者進入民主黨的領導層，以此來推進全民醫保、綠色新政、無債務大學、15美元的工資，對富人征收更高的稅等議題從邊緣走向主流。支持者效仿了占領運動的模式，通過互聯網宣傳、小額籌款等更為直接的方式使千禧一代成為推動運動的利益相關者。對此，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國際和公共事務教授，蘇雷什·奈杜（Suresh Naidu）表示：“桑德斯競選和美國民主黨社會主義者興起的部分原因是人們在思考，‘我們到底能用那些占領的東西做什么？我們必須通過這些機構并建立結構。’如果沒有立法機關的權力，我們無法僅靠街頭營地取勝。街頭政治顯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我們也需要在工作場所、法院、機構和政府中獲勝。我們需要建立工具和組織，在這個領域戰斗并且獲勝。”[6]

在10年前，反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媒體曾批評這場運動幼稚、業余與混亂，并且表示這場運動將是“曇花一現”的。然而，在10年后，全世界的左翼仍然在從這場運動中汲取知識，正如占領運動的參與者妮可·卡蒂（Nicole Carty） 所說：“我們不能忘記99%?，F在我們擁有的，是在運動時代成長的整整一代人，他們為我們帶來了進步。”在回顧10年前這場運動的遺產和影響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在新冠大流行進一步加劇了美國貧富差距，社會在文化、政治、性別、種族等方面進一步撕裂的當下，新的99%又將會引發怎樣的運動？

外賣平臺用工“暗網”：難以認定的勞動關系

近日，服務于勞動者權益的公益法律援助與研究機構“致誠勞動者”的公眾號發布《騎手謎云：法律如何打開外賣平臺用工的「局」？》一文，受到廣泛關注。該篇文章從法律視角嘗試理清外賣騎手的勞動關系的認定問題，經過大量調研和案例收集后，卻發現這一群體除了“困在平臺的算法系統里”外，也被層層外包交錯而成的復雜法律關系網絡死死纏住，面臨工傷事故時維權舉步維艱。

圖源：“致誠勞動者”

現行法律框架下，申請工傷認定的第一步是確認勞動關系。在幫“餓了么”受九級工傷的專送騎手邵新銀維權過程中，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發現，背后藏著一張用工關系極度復雜的“暗網”，乃至無法認定“用人單位”?！胺澍B團隊版”App上殘缺不全的薪資賬單顯示邵新銀是迪亞斯公司的“全職騎手”，然而他的銀行流水記錄顯示其工資一直是由太昌公司發放——迪亞斯公司已經把相關配送業務“外包”給太昌公司了。而邵新銀的個人所得稅App顯示出的個稅扣繳義務人（一般而言是用人單位）至少有2-3家他從未聽聞過的公司，這些公司分布在全國各地。

隨著“致誠”進一步挖掘，發現大量的騎手被注冊為“個體工商戶”，在中國法律框架下，一旦成為“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個體工商戶，就意味著被剝奪了“勞動者”的主體資格，不再可能受到勞動法的保護，而對于用人單位而言，“個體工商戶”意味著同時“避稅”和“避社?！钡募軜嫴僮?。經過搜索發現，僅僅一個地市州的“中馬欽州產業園”就注冊了14萬經營范圍包括“外賣遞送服務”的個體工商戶。據了解，專送騎手通過應聘后，站長往往會以發工資、少交稅為由，強制要求其下載市面上一些靈活用工平臺的App；騎手不知道的是，一旦注冊App就意味著與靈活用工平臺簽訂了承攬協議，同時授權靈活用工平臺將自己自動注冊成個體工商戶。不知不覺中，他們已經游離在勞動法的保護范圍之外，直到去法院打官司敗訴才恍然大悟。

“勞務外包”早已成為中國目前最大的法律漏洞，被企業用作規避用工風險的工具，以至于在當下成為“資本的最后一片油田”，各種各樣不規范的勞務外包通過虛虛實實的靈活用工平臺變得“光明正大”，并開始在全行業泛化，成為企業針對“強替代性工種”的標準操作；而這些外賣員、快遞員、電話接線員、保潔員和超市員工所代表的群體，正是數量龐大的社會底層勞動力。而短短數年來，外賣平臺用工模式已經發展至“個體工商戶模型”。

“致誠”拼湊出了一部外賣平臺進化史：2008年起，隨著數字技術與設備的發展，餓了么、點我吧、美團外賣、百度外賣等平臺相繼出現并迅速擴張。餐館開始與外賣平臺合作，在平臺上發布信息，由外賣平臺統一提供配送服務。2015年10月左右，出現了“眾包”這一新型用工模式，以增大平臺運力，起初，平臺往往會直接招募眾包騎手，與眾包騎手簽訂合作協議，并為其購買意外險。但很快，外賣平臺開始與眾包服務公司合作，由眾包服務公司與眾包騎手簽訂協議、支付報酬、購買保險，原本由外賣平臺承擔的成本和風險成功轉嫁給眾包服務公司。幾乎在眾包模式出現的同一時期，外賣平臺也開始大規模調整專送騎手（正規軍）的編制。為了進一步降低成本、區隔風險，外賣平臺開始與配送商（即勞務外包公司）合作，將配送業務“外包”，由配送商招募專送騎手并對其進行直接的日常管理。經過如此一番操作，外賣平臺和專送騎手之間也隔了一道“防火墻”。這番操作成為了里程碑，徹底甩掉高昂的人力成本、規避與騎手簽訂勞動合同可能帶來的法律風險和責任義務。原本專送騎手與眾包騎手不同，是受到勞動法全面保護的固定工，因此將專送騎手外包給配送商之后，外賣平臺節省了包括社保成本和法律風險在內的約40%的成本。然而，相應的成本和風險便落到了配送商的頭上，配送商繼續“甩鍋”，將全部或部分配送業務“轉包”或“分包”給其他多個公司，甩鍋到最后可能落至騎手自己身上——外賣平臺用工模式演變的終極形態“個體工商戶模型”。外賣平臺與專送騎手之間已經筑成三道“防火墻”，分別是配送商、靈活用工平臺、個體工商戶。

而這些層層“防火墻”的安排下，騎手的勞動控制卻絲毫未被放松。一張困住工傷騎手的精心設計的巨型法律關系網絡隨即展開：外賣平臺和A公司對其進行日常管理、B公司與其簽訂合作協議并發放工資、C和D為其繳納個人所得稅……最終形成的是外賣平臺聯合多家公司對騎手進行共同管理的網絡狀外包模式它們互相交織，將騎手緊緊捆住，可當騎手遭遇工傷狀況并向外求助時，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為他的“用人單位”。騎手的“勞動關系”被外包一步步人為打碎。法院在裁決時也面臨著重重難以理清的責任困境。

“致誠”主任在文章后記中寫道，欣慰的是，國家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2021年7月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牽頭發布了規范平臺企業用工的指導政策，9月10日，國家四部門專門約談了美團、餓了么等大型平臺用工企業。根據王三青9月初刊發于《澎湃·思想市場》的《勞動論丨平臺用工的勞權保障新政策：進步與挑戰》一文，7月發布的“總體指導意見”觸及了幾個更核心的問題，在勞動關系的認定上，細分了三個類別，即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依托平臺的自由職業。三個分類中的第二類，即在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情況下，企業也需要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在勞動者的權益保護上，無論勞動關系是否得以確認，用工平臺均需要提供最為基礎的勞動保障支持，較之過往實踐是一個進步。其中的亮點是平臺要承擔安全衛生管理的責任，開展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減少職業安全事故和工傷職業病發生。如果這條意見能夠落實，平臺就無法從職業安全的責任里完全脫身開來。不過，這些僅僅是開端，破解平臺勞動者的困局，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引用文章：

[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9/how-occupy-wall-street-reshaped-america/620064/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sep/15/occupy-wall-street-10-year-anniversary-lessons

[3]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2021/09/occupy-wall-street-changed-everything.html

[4] https://jacobinmag.com/2021/09/occupy-wall-street-anniversary-boston-dewey-square-99-percent

[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9/how-occupy-wall-street-reshaped-america/620064/

[6]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ctivism/occupy-bernie-99-percent/

[7]https://mp.weixin.qq.com/s/FIdsv8K-tESolDNLlXGMog

[8]https://mp.weixin.qq.com/s/W6ZFZmt8op_jb1s4FVsx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