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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鴉為什么對英國人那么重要?
圣書里以不同方式記載了渡鴉,有時它們被當作傳道士的象征,
有時,則是罪人……

(Lugdunum)一詞,法國城市“里昂” (Lyon)和荷蘭城市“萊頓” (Leiden)都源于這個古羅馬詞匯。相反地, “呂格杜魯姆”起源于凱爾特語里的“拉格敦” (Lugdon) ,意思是“盧格神(另作渡鴉解)的小山或小鎮” 。“里昂”最初就是因為神使渡鴉的鳥群定居于這一地區而命名的。
無論“呂格杜魯姆”是不是“倫敦”的起源,渡鴉對英國人來說,不管是處于實際的還是宗教上的考慮,都相當重要。考古遺址表明,很可能凱爾特人和古羅馬人都十分歡迎渡鴉與他們聚居。在不少凱爾特遺址和古羅馬城鎮“卡列瓦” (Calleva)的遺址中,考古學者發現的渡鴉遺骨是所有家養禽類里最多的。它們所棲息的壁龕與鴿子、麻雀、海鷗和許多鴉類的相似,很大程度上,它們靠人類丟棄的有機食材過活。如今,我們還能在遙遠的北部地區見到這種人鴉共棲的生活方式。因紐特人(Inuits)至今還保留著流傳了千年的禁止捕殺渡鴉的禁忌。在冰島,渡鴉已經非常適應與人類共存的方式,它們幾乎已經被馴服。
直到現代時期,只有極少數分散的歷史資料是關于英國渡鴉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渡鴉在英國是稀有動物。人們并不傾向于談論熟悉的事物,特別是那些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事物。即使在今天,英美的報紙上可能更樂意報道大猩猩勝過渡鴉。這些為數不多的 19 世紀之前的渡鴉資料大部分都是游客的記載,這也證實了渡鴉在英國不僅常見,而且受到了保護。
超過 60 個英國和愛爾蘭的地名包含“渡鴉”(Raven) 一 詞: 渡 鴉 嶺(Ravenhill) 、 瑞 文 菲 爾德(Ravenfield) 、拉芬達(Ravendale) 、瑞文格林(Raven’s Green) 、萊文克雷(Ravencraig) 、瑞文摩爾(Ravensmoore)等等。關于早期不列顛地區就存在渡鴉的進一步證據是,盡管它們只有較少的歷史文字記載,渡鴉的形象在詩歌文學中卻經常出現。在盎格魯撒克遜人、凱爾特人和北歐人的詩歌中,我們經常看到它們在背景里發出低沉的叫聲;在莎士比亞的作品里,渡鴉出現的頻率更是比其他鳥類多得多。 當征服者威廉入侵不列顛時,渡鴉的形象曾在他的旗幟上飛舞,它們多次出現在《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 (Anglo-Saxon Chronicle)中,并被描繪于貝葉掛毯上。
城市清道夫

of England)的文件由坎登協會(Camden Society)推出,同樣也證實了渡鴉在英國非常普遍并且受到法律保護的說法。 1555 年,偉大的法國動物學家皮埃爾?貝隆德曼(Pierre Belon du Mans)寫道: “英國人反對一切針對渡鴉的暴力行為,并用重罰嚴厲制止,因為它們能吃腐尸,不讓這些腐爛的尸體發出惡臭污染空氣。 ” 1584 年,當德國貴族馮?魏德爾(Von Wedel)路過特韋德河畔的貝里克(Berwick-upon-Tweed)時,他寫下了這段文字: “小鎮上有許多渡鴉,你不能射殺它們,違者將遭致皇室的處罰,據說是因為它們能帶走污濁的空氣。 ”
渡鴉所吃的腐尸當然也包括人類尸體,它們會為了食物而尾隨作戰部隊,這也使它們臭名昭著。劊子手的斧锧也被叫作“渡鴉石” (Ravenstone) ,被絞死的犯人的尸體有時會被留在絞刑架上,而那些被斬于斧锧之下的人,他們的頭顱常被置于城垛之上,以示眾人。叛徒和重犯可能被絞死并被大卸八塊,他們的軀干將被分散四處,渡鴉、渡鴉和晝行鷹常常聚集于刑場的周圍,并因此而聞名。
尸首被渡鴉食盡曾是死者最后的尊嚴。對普通市民來說,死刑場景可能具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魅力,但是,在最初的戰栗退去之后,剩下的場面將是相當令人不安的。及時擺脫腐尸的惡臭和行刑現場是一種解脫。渡鴉,擁有龐大的體型和貪婪的胃口,會比其他鳥類更快地清除掉這些尸體。
可能英國早期保護渡鴉的生態遠見值得稱頌,但是這并不需要復雜的理論去證明,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即便是在城市里,人們馴養家畜也是普遍現象。屠宰場的周圍布滿了成堆被丟棄的內臟,當時幾乎沒有肉類冷藏措施,垃圾基本上是直接從窗戶被拋出或是被傾倒在河里。人們對公共衛生束手無策,除了渡鴉和食腐類動物的幫助。
然而,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幾位外國游客都對渡鴉在英國的待遇表示了震驚。為何渡鴉在英國而不是歐洲其他地區備受保護呢?答案可能在于,古羅馬人的實用習慣被凱爾特人的信仰虔誠地繼承并發揚了下來。古羅馬人將馴養渡鴉視為公共衛生問題的解決措施,但凱爾特人將它們視為神明,比如盧格神和布蘭。他們都認為渡鴉不能被殺害,與其他很多動物一樣,渡鴉的傳說被編織進了人類的傳奇和實用的歷史。
殺死一只渡鴉
史密斯的《鳥類生活觀察與傳說》 (Bird Life and Bird Lore)于 1906 年第一次出版,并沒有提到倫敦塔,但是作者寫道: “直至今日,在英國,許多偉大家族的興盛都取決于渡鴉的安危,它們是神賜的領地保衛者。 ” 沃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暢銷小說《拉馬摩爾的新娘》 (The Bride of Lammermoor)于 1819 年首次發表,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對此作了深刻的令人沉痛的描述:一位窮困潦倒的鴉林鎮伯爵和露西小姐(一位居住在古老的鴉林城堡的律師之女)相互表達了愛意,就在這時,一只渡鴉被箭射中,墜于露西腳下,鮮血沾染了她的裙擺。伯爵見這只渡鴉是由露西被寵壞的弟弟諾曼所殺,說道: “你可知渡鴉受到了鴉林鎮伯爵們的保護,你竟敢在伯爵面前殺害渡鴉,這是不祥的預兆,會惹來殺身之禍!”諾曼回答說他從未見過渡鴉如此靠近人類,以為是厄運的征兆。斯科特當然知道渡鴉的傳說,他肯定是想借這兩個角色對渡鴉態度的反差,來表現當時的封建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之間存在的矛盾。
那些關于查爾斯二世在倫敦塔馴養渡鴉的故事,至少有一方面是可信的:正是在查爾斯二世執政期間,英國人對渡鴉的態度發生了轉變。1533 年亨利八世頒布的法令和 1566 年伊麗莎白一世的法案也為此奠定了基礎,由于偷食莊稼,他們曾允許教區為驅趕這些鳥類提供賞金。這些法令在查爾斯二世執政時期被加強并重新解讀,他鼓勵教區懸賞捕殺大批鳥類和哺乳類動物。舉個例子,肯特郡的教區記錄記載,1676 年之前僅有 14 只渡鴉遭到捕殺,但在這之后的 14 年里,這一數字上升到了 198。
渡鴉,逐漸從受法律保護的動物變成了被捕殺的害禽,通常人們每捕殺一只渡鴉都會得到一定量的賞金。導致這一轉變的其中一個次要因素就是示眾處決的減少直至最終廢除,然而,這都不會對倫敦塔的渡鴉造成太大的影響,與流行的說法不同的是,僅僅只有 7 次已知的處決是在倫敦塔的場地內進行的,另外的 112 次則發生在附近的塔丘。 比起對旁觀群眾的震懾力,這偶爾的斬首示眾,對渡鴉的影響應該小得多,這些尸首都不足以為渡鴉提供一日的食物。
導致公眾對渡鴉轉變態度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同一時期英國農耕產業的變革。農業不斷趨向密集且系統化,農民們不愿再將鳥類和其他動物的捕食行為當成不可抗拒的神力。 更何況 16~19 世紀的“圈地運動” ,使綿羊的數量在英國大幅度增加,很大一部分農業用地被轉型成牧場。 雖然渡鴉在農學家眼中被認為只是小麻煩,即使人們經常會夸大它們的破壞力,但是它們還是因為攻擊羊羔(有時甚至是成年山羊)而臭名昭著。

但是,盡管缺少足夠的資料,查爾斯二世在倫敦塔馴養渡鴉的說法忽略了一個關鍵點:在查爾斯二世統治過后的一個多世紀里,渡鴉在倫敦仍然十分常見。在 1768 年首次出版的《活捉、消滅老鼠及其他四足有翼害蟲的通用指南》 (The Universal Directory for Taking Alive and Destroying Rats, and All Other Kinds of Four-footed and Winged Vermin)中,捕鼠專家羅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證實了這一點。史密斯承認了渡鴉的實用價值,因為能夠消滅“臭氣熏天的腐肉和糞便” ,但是它們對家養禽類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史密斯介紹了當時在倫敦誘捕渡鴉的情況,據他所說,這類服務的報酬與誘捕晝行鷹相同。史密斯還描述道,當一只渡鴉被捕獲之后,其他渡鴉會聚集到陷阱的周圍,機警慎行。然而,通過不斷轉移陷阱的地點,他可以在一天之內捕獲“大量的”渡鴉。當野生渡鴉遍布倫敦上空的時候,馴養渡鴉是非常困難且沒有必要的。
然而,漸漸地,像史密斯一樣的賞金獵人們的工作從 19 世紀開始產生了負面影響,倫敦的渡鴉變得罕見起來。直到 1850 年少數幾對渡鴉繼續在倫敦筑巢。到 1907 年為止, 人們偶爾還會發現它們在倫敦出沒, 盡管很有可能在 19 世紀中葉之后,這僅僅只是一些大型食腐類渡鴉的目擊記錄。
本文由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自《烏鴉之城 : 倫敦,倫敦塔與烏鴉的故事》(博里亞·薩克斯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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