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遠東開往日本的航船

俄羅斯遠東沿海小鎮克拉斯基諾，鄰近日本海，航船只需直行，便能到達日本。一千多年前的7—9世紀，渤海國人就是從這里（當時稱為鹽州）乘帆遠航，頻繁地遣使、通商，往還于這片大海之上，他們的友鄰日本當時處在奈良和平安時代，這些渤海人的足跡曾遍布福岡、奈良和京都。

渤海國人最常棄船登岸的落腳點是在北九州的大宰府，就是今天福岡縣的“大宰府跡”，大宰府是日本“西海道”的特別行政區，這里的鴻臚館不僅接待渤海國人，也是日本朝廷指定的唐朝商人和朝鮮半島新羅國商人的下榻地點。喜好大陸舶來品的貴族競相前來貿易，屢禁不止。除了大宰府，渤海國人的登陸地點還有能登、加賀等。歷經二百余年的承平時期，9世紀東亞貿易繁榮，因此也被稱為“貿易時代”。

渤海國人運往日本的交易品主要有貂皮、虎皮、熊皮、人參、蜜、契丹大狗、倭子（犬）、玳瑁酒杯、金銅香爐、陶瓷等，運回的商貨則主要有絹、帛、綾、絁、綿、羅、絲、黃金、水銀、金漆、水精念珠、檳榔樹扇等。

渤海國與日本關系密切，不僅是貿易的需要，也跟政治外交局勢有關，新羅雄踞朝鮮半島，它的背后是大國唐朝。渤海與日本一度與唐朝和新羅不睦，因此跨海結援。

1950年日本宮內廳公布了咸和十一年（841年）渤海國使者出使日本所攜帶的渤海國中臺省致日本國太政官牒文書的照片。1986年在奈良平城宮東南一處王宮遺址附近出土了230枚木簡，其中一枚寫有“渤海使”“交易”字樣，這批木簡年代范圍為和銅八年至天平元年（715—729年）。這些都為渤海國與日本友好往來提供了實物證據。日本嵯峨天皇弘仁九年（818年）編成的漢詩集《文華秀麗集》、淳和天皇天長四年（827年）編成的漢詩賦集《經國集》等書中都保存有出使日本的渤海詩人與日本士人的唱酬之作，其中渤海人王孝廉的一首《奉敕陪內宴》寫道：

海國來朝自遠方，百年一醉謁天裳。

日宮座外何攸見，五色云飛萬歲光。

渤海國自東京龍原府（今吉林琿春八連城）附近的鹽州出海到日本的交通道，被稱作“龍原日本道”。據《新唐書?渤海傳》記載，“海東盛國”渤海國有“五京、十五府”，其中的五個重要的京、府分別與渤海國對外交通的五個方向密切相關，除了東京龍原府的“日本道”，還有西京鴨綠府的“朝貢道”、長嶺府的“營州道”、扶余府的“契丹道”、南京南海府的“新羅道”，以及“黑水靺鞨道”。

翻山越海通向長安的“朝貢道”

渤海國的西京鴨綠府，據《新唐書?渤海傳》“高麗故地為西京，曰鴨淥府”，是指在鴨綠江中游的高句麗故國“丸都”（今吉林集安市）。據唐朝宰相、地理學家賈耽記載，中原前往渤海國都城的路線是從山東半島的登州出發，渡海抵達遼東半島，再渡過鴨綠江抵達丸都，進而向東北溯流而上，陸行至渤海中京（今吉林和龍西古城）和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寧安）。所以，丸都是唐朝和渤海國交通的必經之地。另有一說主張渤海國的西京應該在鴨綠江上游（今吉林白山），但目前該地并未發現渤海國古城址，值得懷疑。兩種說法的共同點是西京在鴨綠江畔，且一定是在北岸，分歧在于是鴨綠江中游還是上游。但不論哪一種說法，渤海國與唐帝國相聯系的交通道，都要經過鴨綠江流域的西京，輾轉渡黃海，經山東半島進入內地。

營州，是中古時代中原帝國與遼東諸國陸上通道的咽喉，地理和戰略地位極為險要。渤海國都城陸路聯系唐朝長安的另一條朝貢道，就是由渤海國都先到長嶺府（今吉林樺甸），再經古蓋牟城、新城（今遼寧撫順）抵達唐朝安東都護府（當時在遼東郡故城襄平，今遼寧遼陽），西行至營州（今遼寧朝陽）。這條陸路營州道翻山越嶺，與海路朝貢道一起構成了“絲綢之路”自長安向東延伸的一環。

渤海國通過這兩條朝貢道，輸送了諸多物產和商品到唐都，其中既包括馬、羊、鷹、契丹大狗等動物，海豹皮、海東青皮、白兔皮、熊皮、虎皮、羆皮、貂皮等毛皮，發、人參、黃明、松子、麝香、牛黃、白附子、白蜜等藥材，以及布、綢、細布等織物，鯔魚、鯨鯢魚睛、昆布等海產品，還包括金銀佛像、瑪瑙杯、紫瓷盆、熟銅等，異常豐富。運回渤海的物品主要是絲、帛、粟、金銀器等。渤海亦曾充當唐朝與日本之間貿易的橋梁作用，甚至渤海曾向唐朝獻上“日本國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

渤海國派遣了數量眾多的子弟進入唐朝學習，在帝國向周邊民族開放的科舉考試“賓貢”中，渤海國人以極高的漢文化素養常常拔得頭籌。他們在長安生活，與唐朝士人往來甚密，大詩人溫庭筠就有一首著名的送別詩《送渤海王子歸本國》：

疆理雖重海，車書本一家。

盛勛歸舊國，佳句在中華。

定界分秋漲，開帆到曙霞。

九門風月好，回首是天涯。

渤海國在與唐朝的交往中，醉心于漢文化，特別是其政治制度“大抵憲象中國”，模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渤海國的“遣唐使”也極為頻繁，這給人一種印象，似乎渤海國是唐朝一個典型的漢化“羈縻州”。

渤海國王雖然接受唐朝皇帝冊封的“渤海國（郡）王、忽汗州都督”等官爵，但因其自身的強盛，有證據顯示統治者已然自稱皇帝。

證據一是建國初期在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出土的漢字駢文書寫的貞孝公主、貞惠公主墓碑，其中明確出現了“大興”年號。特別是出現了“皇上罷朝興慟，避寢馳懸”字句，有學者認為這是說唐朝皇帝對一個邊國公主的哀舉，也有解釋認定“皇上”是指渤海國王。如果說這里的“皇上”尚不完全明確的話，那么2004-2005年在吉林和龍再次出土兩方重要漢文墓志——渤海國第三代文王孝懿皇后墓志和第九代王簡王順穆皇后墓志——則明白無誤地稱渤海國王后為“皇后”。后一方碑志中出現了“渤海國順穆皇后”即“簡王皇后泰氏”字樣，便是渤海國稱帝的第二個證據。

由此可見，漢文史籍中的“朝貢”與“冊封”需要重新予以審視，其政治意涵或許并沒有史學家強調的那么高，反而可能更多的是“實利主義”貿易行為更接近其本意。

一路向西：渤海國如何深入內陸亞洲

在渤海國的對外交流中，扶余“契丹道”蘊含的內容更為多姿多彩，它將渤海國與內陸歐亞世界緊密連接在一起。

扶余契丹道，是從渤海都城出發，翻越張廣才嶺，抵達渤海西部重鎮扶余府（今吉林農安），折向西南進入西遼河流域的契丹腹地（今內蒙古巴林左旗一帶），這是當年阿保機的契丹大軍途經扶余府攻打渤海上京城的往返路線，也是渤海與室韋、達莫婁等部族聯系的通道。

渤海國長年在扶余府屯駐勁兵捍格契丹。吉林農安至今也未發現確定的渤海國城址，并且這條契丹道沿線并不如其他交通道那般有一長串城址遺跡作為標志。除了阿保機10世紀進軍路線外，渤海國遠交突厥甚至西域的事跡令人吃驚。

大祚榮創建渤海國之初，便“遣使交突厥”，其時的突厥指的是反唐復興的突厥第二汗國（682-745年）。新羅大文豪崔致遠在給唐朝皇帝的表文中，也抓住渤海國“與突厥通謀”這一點，向唐朝皇帝告狀。不論是建都于平壤的高句麗，還是都城更靠近北方的渤海國，都曾通過草原之路到達突厥牙帳，取得某種內亞世界的外交承認。新舊唐書皆認為渤海國的風俗與契丹、高句麗略同，在反唐自立之初，渤海國與曾是亞洲大陸霸主的突厥汗國結交，也是在情理之中。再聯系到渤海國王自稱皇帝，開拓與日本的經濟和政治關系，長期與新羅對峙，特別是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藝曾派出刺客在唐朝的東都洛陽進行暗殺活動，以及派軍自海上攻入唐朝登州殺掠的舊事，渤海與突厥的外交不僅合情合理，而且對于制衡唐朝十分必要。據已故學者馬一虹先生的研究，在745年突厥被回紇滅亡之前，渤海國與唐朝的諸多重大事件都與突厥第二汗國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在撒馬爾罕（在今烏茲別克斯坦）的王宮壁畫中，出現了兩位戴鳥羽冠的使者。有學者認為他們是來自渤海國的使者。渤海國地處內亞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農耕文明之間，漢文史籍對它的記載闕蕪，這也是我們看不到更多它與內亞諸國實際存在的文化、政治互動證據的重要原因。近年來，對粟特人的經商活動的深入研究發現，靠近營州的渤海國境內存在不少粟特人，出使日本的渤海國人中有不少安姓、史姓的粟特人（裔）。加之，在渤海上京發現的舍利函中的玻璃瓶，來自內亞；在俄羅斯遠東渤海國遺址中發現的刻有伊朗文字的銅鏡、“安國王”銀幣和薩珊波斯銀幣仿制品，以及帶有☆形的陶罐等也都帶有鮮明的內亞特征。

跨過森林、草原、大漠，渤海國與內亞民族的文化交流，對于當時的古代歐亞世界來說是簡直是“無遠弗屆”。

縱橫南北：渤海國與黑水靺鞨和新羅的交往

渤海國的北方是靺鞨諸部，其中黑水靺鞨最強，獨立性最高。渤海國9世紀初期以后威壓諸靺鞨。渤海與黑水靺鞨的交通線路則被稱為“黑水靺鞨道”。《新唐書?地理志》記載，自唐朝的安東都護府出發，“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臨忽汗海……其北經德理鎮，至南黑水靺鞨千里”。據考古資料的提示，自牡丹江市區附近的南城子古城開始，沿著牡丹江沿線一直到最北邊的煙筒砬子古城，再經松花江沿線，正是渤海通往黑水靺鞨的交通道。

黑水靺鞨作為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前往長安向大唐皇帝朝貢，雖然渤海強盛，彈服北方靺鞨諸部，但黑水靺鞨始終直接向唐朝朝貢。據史料記載，黑水靺鞨在渤海國926年被契丹帝國滅亡之后，占據一部分渤海土地，與當時的高麗、契丹為界，并立于歐亞東端。在靺鞨人的世界中，渤海國與黑水靺鞨很像德意志統一前的奧地利和普魯士，這似乎注定他們永遠不可能融為一體，對峙沖突多于和平共處。

另一個鄰近渤海國而與其長期對峙的是位于渤海國南部的新羅。新羅曾響應唐朝的號召，準備發兵合擊渤海。渤海也曾聯系日本，企圖對新羅不利。既便如此對立，渤海仍通過南京南海府與新羅都城保持陸海交通順暢：陸路上有驛站相連，海路則緊靠海岸線，行程短、安全性高。南京南海府在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境內咸鏡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土城。新羅曾向渤海國的兩次遣使，據說大祚榮在建立渤海國初期曾接受新羅的爵位。然而，兩國的關系始終冷淡。巧合的是，大唐帝國覆亡之后（907年），渤海（926年）、新羅（935年）亦先后滅亡，這其中或許有歷史的整體趨勢使然，即以契丹帝國等為代表的新型非漢族群大帝國對東亞的顛覆。

總之，在7—9世紀，居于內陸歐亞邊緣的渤海國，通過多元的文化交流，搭建起一座歐亞大陸橋，渤海人的足跡走遍了從撒馬爾罕到京都的高山和大海，實際上他們將“絲綢之路”從海上和陸上兩個方向往東大大延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