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正在經歷的是一場世界范圍內的恐怖病毒，“9·11”以后美國應對恐怖的經驗和民眾相對長期的心理歷煉讓他們基本能夠適應存在恐怖威脅的世界。以色列更是把反恐作為全國上下的深刻共識，政府和民眾互動積極。從2014年的《查理周刊》遇襲到2015年巴黎恐怖襲擊再到2016年3月布魯塞爾機場和地鐵恐怖襲擊，這一連串的打擊讓歐洲各國神經緊繃，尤其是被稱為天堂的具有美味巧克力、醇厚啤酒和撒尿小童于連的比利時。長期的安定和平讓比利時人很難適應目前的緊張與焦慮。復活節（Easter Day）的氣氛并沒有給極端主義盛行的世界帶來寧靜與平和，2016年3月27日發生在巴基斯坦拉合爾的恐怖襲擊，至少造成72多人死亡，300多人受傷，受害者多為對婦女和兒童。這一股來勢洶洶、散播廣泛的病毒有一個較為統一的名字“伊斯蘭極端分子”。但他們也有不同的名字，他們屬于不同的教派，具有相對碎片化的宗教價值體系和無盡的宗教沖突。人們還吃驚地發現：發動襲擊者竟然具有比較完善的信息網絡、培訓經歷和物資供應網絡，以“多小組”式的方式同時襲擊，他們的模式并不固定，以引發國際社會注意并傷及無辜為最鮮明的特色。

以歐洲為例，人們會疑惑：實行自由主義、倡導多元主義的歐洲到底怎么了？以對移民友好著稱并接納了大量穆斯林的魯塞爾怎么會出現滋生并包庇恐怖嫌犯的莫倫比克（Molenbeek）？我們有三個問題要問：

第一，為什么亞裔非穆斯林移民沒有出現這種極端的情緒和行為？有人說穆斯林處于社會底層？他們就業困難、教育程度低？這些都是部分的事實，但非穆斯林移民處在社會底層的也有很多，比其他移民，穆斯林群體的狀況并非格外差。社會地位劣勢并不足以解釋恐怖制造者傷及無辜的決絕，無法解釋他們周密的組織與長期的計劃。

第二，恐怖制造者訴諸歷史認為伊斯蘭文化被壓迫？他們訴諸現實認為和穆斯林國家被干預、被侵略？但歷史上穆斯林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戰爭和屠殺遠比他們與基督教國家之間來的長久，教派之間的沖突至今無法有效控制。況且，那些歐洲的恐怖制造者大多并不是戰爭地的居民，在地理意義上他們是旁觀者。他們體會了歐洲的自由與多元，他們習得了歐洲的語言與文化，他們出生在歐洲的心臟地帶，他們并不是身體力行的、完全意義上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

第三，有人說這些極端穆斯林因為失意和怨恨而極端，但這些憤怒和怨恨是如何轉化為具體行動的？他們的怨恨對象是誰？對所有歐洲人的還是對歐洲政府的？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并無法解釋這些涉及個體體驗和行為機制的問題。對歐洲文明的反抗？對歐洲制度的反抗？還是僅僅沉醉于極端事件造成的轟動與血腥？在他們目前的行動中人們并看不到區別，看不到正當性。這種并不遵循特定規則的恐怖襲擊是一種“彌漫式”的、非均衡的仇恨表達，部分人搭上性命的決絕與另一部分人對自己號召力炫耀形成了多大的不同與諷刺？古蘭經教導穆斯林珍視生命、兩世共修，這種取無辜者性命抑或搭上自身性命的行為何以能歸入原教旨主義者抑或任何正常穆斯林的行列？個體行動與集體行動之間的距離十分顯見，激進行為背后的理論荒謬以及理論對現實扭曲，所有這些有時竟然在無盡的暴力傳播中變得模糊和無所謂。但對決策者而言，最容易的無非是劃分成“敵”、“我”兩個陣營，形成宗教之間的戰爭。但在簡單的劃分陣營之前還有幾個問題值得人們關注和追問：

1、第一代移民中的極端分子較少，而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極端者增加，為何歐洲的娘奶養出的是撲上來血腥撕咬的狼孩？

生活層面講，第一代移民的期待少，他們來時有工作，生活得到了相對于母國的改善，他們對生活是相對滿意的，他們在母國所體驗的管控甚至是極權讓他們對歐洲的制度具有好感，他們在努力地、積極地融入，盡管他們也相對地聚居在一起。通訊方式的革新給了第二和第三代穆斯林更多的群體內聯結途徑，但并未帶給他們跨種族和跨階層的交往機會。這使得碎片化的知識或者局域性的觀點得以傳播。盡管所有移民都面對融入挑戰，但在失業、社會地位低下等諸多的不如意面前，第二代和第三代穆斯林移民很容易接受獨特的敘事結構，從歷史上的宗教沖突到現實世界的國家間戰爭，這在無形中會把他們的宗教身份彰顯出來并無意中被放大。一旦宗教身份成為與現實世界問題相聯系的符號，一種基于宗教話語的動員模式和反抗模式就很容易形成。諸多的反抗讓青年激進分子主動或無意識地為別人的故事而殉道。

2、歐洲人的禮貌下面到底有沒有隱藏歧視和排斥？

比利時對移民的態度并不差，市政服務方面也向移民傾斜，比利時個地方的移民局印有阿拉伯語的指導手冊，人們對移民很少有明顯的態度上的歧視和積極意義上的語言攻擊，更不存在系統性的制度歧視，福利制度尤其是生育福利則是更多地惠及具有高生育意愿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但為什么移民感到的是歧視？這與二代和三代移民的期望值與敏感度有關。在尚且存在分層的現代社會，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某個方面受到歧視，但沒有宗教身份或沒有外來者身份的人會自然而然地把這種碎片化的歧視歸結為社會等級問題（階級話語）或經濟問題而不是宗教問題、不是民族問題、不是種族問題。如此說來，那些所謂的歧視體驗就與個體的歸因機制有關了。且不說生育率高的移民家庭是否需要在撫養子女和子代教育上承擔更大的責任，在有限的經濟文化條件和時間條件下，這些家庭的生育考慮和現實行為就蘊含了可能的社會風險與危機。

3、許多分析家認為那些恐怖實施者具有原教旨的宗教情懷和理想主義，但所謂原教旨主義蠱惑下的極端思想則無法充分解釋下面的行為：

那些付諸行動者、用殉教般的決絕做出極端戕害行為的爆炸者對伊斯蘭教本身并不是特別了解，甚至不了解伊斯蘭教義解釋中的基本爭論。同時，在別人的策劃下，在別人的號召下，那些實施極端行為者也不一定是最貧困和最底層的人，他們更像是被限定了角色的人。許多情況下，那些制造炸彈的和使用暴力揮灑仇恨者并不僅僅是被洗腦的后果，他們有獨立的意識，他們是積極的憤怒表達者和仇恨故事的實踐者。在沒有宗教外衣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激進革命者”。在這個行動結構中，人們被納入了一個軌道，我們正不斷看到社會問題的宗教化表達方式。

在歐洲以及世界范圍內發生這股裹著宗教外衣的、充滿血腥的、不知何時停止的恐怖潮流的行動結構是：那些能夠利用歷史片段和宗教知識片段來制造話語的人不斷制造關于壓迫和侵略的故事，而相信或部分相信了這個故事的人群形成了一個分工參與的鏈條，“話語制造者”獲得了巨大的權力、極高的關注度和號召力；話語傳遞者獲得了次級的關注度，在組織內部受到鼓勵和贊賞；爆炸實施者獲得了短暫的賞識、虛假的安慰、臨時的情感歸屬與虛幻的英雄主義滿足，他們一去不回頭的爆炸將帶走他們獲得的一切。在這個鏈條中，他們用激進的話語和激昂的宣傳裹挾中間者，代理沉默者，組織激進者。

4、應對長期的恐怖主義戰爭，歐洲準備好了嗎？比利時準備好了嗎？

不難發現，恐怖主義在歐洲的盛行給了右派更多的勇氣和正當性，讓他們抨擊多元主義政策，抨擊移民。而左派在爆炸等恐怖危機中最先表現出來的呼聲竟然是：反恐的同時警惕對自由生活方式的侵害，警惕排外主義和警惕不必要的社會控制。在多元分化的激進者、移民和歐洲民意面前，能夠發出聲音的歐洲政治陣營中各個派別的存在都是有必要的：極左派，中左派，中右派，極右派，他們的意見和政策建議會對應穆斯林中的不同群體，形成一個可能的制衡。但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是：多元主義是一個一旦開啟就不可逆的過程，自由寬容和民主的社會心理訴求也幾乎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這讓歐洲的極右派時刻被人們所警惕。另一個事實是：一旦穆斯林長居人口超過一定比例，強硬的驅趕和簡單的控制、與全面的封鎖將變得不可能。在快速而有效的前提下，當局的行動需要更多的智慧。當然，這些智慧要與長期的社會政策相配合。

5、母親與世界

關于穆斯林移民隔離聚居引發的社會隔閡和組織化沖突在歐洲相當的普遍，法國城市青年和體育部長帕特里克·坎納（Patrick Kanner）3月27日在接受法國歐洲第一廣播電臺采訪時說，法國有上百個類似莫倫比克的地方，或者可以成為潛在的莫倫比克。此話不假，這是整個歐洲的困局，何止比利時和法國。歐洲社會結構面臨的問題是：移民的幫派性、家族性、民族性和區域性十分明顯，在這里看不到消失的國界，卻能看到明顯的地理裂痕。移民與外界交流較少，即使個體與外界具有良好的交流當他們出現在群體中時又表現出了對非我族類的漠然。

既然我們強調社會結構，那作為社會最重要細胞的穆斯林家庭結構就特別值得探討。穆斯林家庭的結構與歐洲社會結構及生產結構體現出了前所未遇的抵牾：許多歐洲穆斯林身上依然反映著農業社會的親情結構和倫理結構，自然的、多子的生育觀念盛行。而家庭內部的“信仰遺傳”又把宗教特征彌散性地嵌入了親情、嵌入了家庭倫理。即使成年以后，穆斯林青年的也保持了與家庭成員的緊密聯系，個體受家庭的影響較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交往封閉。

有一個與家庭相關的問題不得不提。整個歐洲實行較高的社會福利，比利時更是把生育補助與教育補助放在了極其重要的位置，每年大量撥款。在生育福利刺激下，如果工作難找，放棄就業多生孩子成了一個選擇。在穆斯林家庭中，城市化、現代化及后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并沒有讓多數穆斯林母親的角色改變，生育率越高，一個母親的社會參與率就越低，她能夠獲取的社會知識和社會經驗也就越少，這些將使她在多個孩子的教育問題上變得有心無力?，F代教育是家庭與學校的協同體系，那些莫倫貝克區大量的無法跟上正常進度的輟學兒童和少年就是最好的證明。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在社會整合和社會教育方面，“我們失去了母親就意味著失去了整個世界”。移民個體的融入離不開家庭，而家庭融入的開端是具有合格和有著足夠能力的母親。如果父親的工資不足以滿足家庭所需，如果要靠大量生子來維持家庭中成人的生活，這將是多么可怕的一幅場景。 這樣的惡性循環將把社會帶向何方？母親缺位和家庭教育的缺位在各個方面都有體現。30多年過去了，第二代、第三代具有了“我是本地人當有發言權”的底氣，但現實讓許多移民后代無法獲取發言權和自己預期的尊嚴地位。一種幻滅感、落差感、在地下組織的行程中變成了高尚的仇恨，宗教成了披掛起來的價值外衣。而歷史上的仇恨和國家之間的戰爭以及侵略只有在跟自己的生存狀態有關時才能引發關注，才被強調。因此也可以說：移民的融入問題是家庭結構與現代歐洲生活方式的抵牾問題。穆斯林家庭中女性所參與的、現代教育的缺乏可能就是歐洲之病的另一個深層次的實際病因吧。

（本文作者系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教師，歐盟總部瑪麗·居里項目及比利時根特大學博士后研究人員，作者郵箱：summerzhaaoji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