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引發的大災難：火災、水災相伴而來

大正十二年（1923年）9月1日，文學家永井荷風在位于東京家中書房里看書、寫日記。連夜的秋雨到了清晨才停歇，風刮得很猛烈，這是東京灣一帶夏秋之交特有的天氣。永井荷風，以及東京城內外幾百萬人家，對眼下正步步進逼的一場天地異動的大災難渾然無知。時近正午，大地震爆發，把東京乃至整個關東地區卷入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洪荒中。永井荷風在當天的日記里記下了東京老城區一角的情形：

“日近午時忽聞天鳴地動。我在書架下讀《嚶鳴館遺草》，忽然書冊自架上落下砸在頭上，驚起開窗。只見戶外塵煙濛濛不辨咫尺。孩童哭喊和雞犬之聲不絕于耳。塵煙落到門外人家瓦下，好像雨水。我做逃難準備，時時聽到大地震動再起。手里攥著書卷，推開大門奪路到庭院中避難。幾分鐘內震動再起。像在船上一樣，搖搖晃晃。我驚恐萬狀看著自家房屋，只見屋瓦滑落，窗戶也崩脫了。稍微定神后想到大路邊上的山形酒店吃午餐。卻見酒店餐廳墻壁崩落，餐桌都移到馬路上了，兩三個人在椅子上坐著。飯后想回家看看，但震動不停不能入內。我坐在庭院里，止不住戰戰兢兢。” （筆者譯自永井荷風《斷腸亭日乘》（摘錄版）巖波書店，1986年9月）

在視頻錄像尚未發明的大正時代，永井荷風的記載還原了災難突發一刻的慘烈之象。不過，他所居住的是位于高地的東京上流社會住宅區，受災情況算最輕微的。事實上，這次大地震的受災情況十分慘烈。

這次地震震源在東京相模灣附近，震級7.9級（后世研究顯示實為7.9-8.3級），震中距離東京都六七十公里，波及整個關東地區，受災人數190萬，受傷人數20多萬，死亡以及在震災中失蹤人數達10萬5千人余人，其中以距震源中心最近的東京都和神奈川縣為多，建筑物全毀接近11萬座，燒毀21萬2000多棟。除此之外，處于震源斷層中心的神奈川縣內，除了因劇烈震動帶來的地面建筑崩塌之外，沿海地區還有因地盤下沉而引發的海嘯，如神奈川縣小田原市的根府川火車站，剛剛進站的列車與月臺，被泥石流卷入海里，數百人死亡。

由于那天下雨，人們大多閉門在家，地震又發生在午飯時間，因此，不僅是地震引發的建筑物倒塌；東京老城居民區幾乎全是江戶時代傳統木造建筑，鱗次櫛比，因火苗失控或煤氣管道斷裂引發的火災隨強風四處蔓延，老城區起火130余處，被壓死、燒死乃至窒息者不計其數。

媒體癱瘓，流言紛起，災情雪上加霜

信息暢通無疑是救災時刻最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大正震災時期，收音機和廣播尚未出現，電話也沒有在一般家庭中普及。作為日本的主要通訊、傳媒手段還是以電報和新聞報道為主。一旦這些傳媒手段受到影響而無法正常運轉，則使得災區更陷于混亂與無序之中，很大程度讓原本就慘不忍睹的災情雪上加霜。

據統計，當時東京都內有16家最權威的實力新聞社，但這些媒體印刷工作以活字為依托，地震發生時，活字架倒塌散落、遺失，印刷機器毀壞故障，甚至絕大多數的通訊社和印刷廠都被大火焚毀，媒體報道機構頓時陷于癱瘓和麻痹狀態?！稏|京日日新聞》、《報知新聞》、《都新聞》大型媒體在震后火災中損失嚴重，率先復原的《東京日日新聞》也是在四天后的9月5日才發出第一份晚報。派往外地的各大媒體記者，因為通信和交通的阻隔，無法前往災區收集情報信息，更無法和總部乃至政府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流言和小道消息一度占據媒體陣地，“東京全域毀滅，被大水淹沒”、“海嘯已達赤城山麓”、“政府首腦全滅”，諸如這樣的假新聞竟然也出現在主流媒體上。

流言紛起，混亂的災區局面變得更加不可收拾。流言和誤報被別有用心的右翼勢力利用，釀造了一系列比災害更兇猛的白色恐怖，其中臭名昭著的有軍部、警界、特務機關和民間組織聯手釀造的屠殺朝鮮人和外國僑民事件。

地震發生后，一些日本權威媒體像《大阪朝日新聞》、《東京時事新報》等報社為虎作倀，從9月3日起連日散布長期被受日本人欺凌的在日朝鮮人要趁亂報復，有關朝鮮人“放火”、“水井投毒”、“搶劫”、“暴行”等毫無根據的謠言不脛而走，助長了日本各階層的“嫌朝”情緒，群起攻擊。在軍部極右勢力的慫恿下，軍、警和由青年團、消防團和退伍軍人組成的“自警團”上下聯手，揮舞槍支、日本刀、長矛和棍棒等兇器拼命搜查朝鮮人，僅用幾天時間就野蠻殺戮了兩萬多名朝鮮人。受到牽連的還有琉球人和華僑，據統計，災難中被誤當成朝鮮人而遭到殘殺的中國人有數百名之多。甚至連啞巴、耳聾或因結巴而說不好日語的日本人也不能幸免。至于平日遭右翼勢力嫉恨的日本人也在劫難逃：災后不久，東京憲兵隊涉谷分隊就將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夫婦和他年僅六歲的外甥殘酷殺害。大正時期日本著名工運領袖平澤計七等十三人也在龜戶警察署遭到集體槍殺。

被摧毀的城市如何重新站立起來

震災發生后，日本大正政府像一部高速運轉的機器開動起來，迅速組織動員全社會投入到抗震救災中。因東京市區將近六成的房屋被燒毀，很多居民就近前往避難所逃難。根據東京都市政廳的檔案資料，到9月5日，全東京能收容12000人以上的集體避難所就有160個。大多數集中在寺廟神社和各大中小學校。大正內務省震災救護局向陸軍部借用軍事帳篷，在明治神宮外苑、皇宮廣場等禁地設置難民營，臨時住宅則早在9月4日就開始著手建造。官民協作，打破界限，紛紛投入抗震救災活動中，關西的財團、宗教團體被動員起來，快速推進避難場所的營造。據研究數據顯示：災后兩個月市、區政府管理的避難營有101所，收納數達21367戶、收容受難者86581人。另一方面，狹隘的避難場所密集化引發治安惡化，流浪者大量出現，為了加強社會管理，震災次年，由內務省社會局、警視廳、東京府、東京市聯合協作，開始拆除帳篷，將無家可歸的難民有計劃遷入分布東京各處的已經修建好的臨時住宅群落。

大震災中，東京都損失慘重，尤其是首都中心區域，成了滿目瘡痍，哀鴻遍野的“廢都”，來自軍部的“遷都”議案一度甚囂塵上。災后都市重建計劃提上日程。災前因加藤首相病逝而受命組閣的山本權兵衛首相組建一個“帝都復興審議會”，由他本人任總裁，親自主導東京都災后復興事業。

9月27日大正政府出臺“帝都復興計劃”，意欲在廢墟上重建東京都的“帝都復興院”。通過這個計劃的實施，經過短短幾年時間，東京都市景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其中，后藤新平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后藤新平（1857-1929）是日本政界橫跨明治、大正、昭和的三朝元老，也是現代日本城建領域的權威，曾負責經營日本海外殖民地臺灣和中國東北的“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震前，新受命組閣的山本權兵衛首相看中他的才能，曾力邀他出任內相，后藤不愿介入政黨之爭便回絕了。地震翌日，后藤新平主動去找山本首相，不但接受內相之職，還通過自己的人脈動員日本銀行總裁井上準之助出任藏相。同年12月27日，因發生了刺殺當時攝政的皇太子裕仁(即后來的昭和天皇)的“虎門事件”，山本權兵衛內閣引咎辭職，實際上后藤新平參與主導日本災后都市復興計劃只有短短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但是他為整個復興計劃定下的框架和方案，在后來的實施過程中發揮了巨大能量。

后藤新平進入山本內閣參與首都復興重建前，曾任過三年的東京市長之職業，在任期間，就構想過東京舊城改造方案，但一直沒有機會得到落實。進入山本內閣，他大展身手。東京復興計劃包含以下內容：在災區重建東京都，而不是遷都；確立了籌集“長期內外債”的方針，并提出了發行公債實現籌措復興費用30億日元的龐大資金（實際上最后落實的不到六億日元，但在當時卻是天文數額的巨資）；采用歐美最先進都市建造模式規劃首都重建，將舊東京都建成一個防火安全的“不燃都市”；為規劃新都，大規模征用土地，低價收購所有受災區域的土地，合理規劃，拓寬城市交通干道，建立隔離帶，防止延燒；在市中心人口稠密處大量開辟公園，作為避難場所等等。后藤新平主導下的都市復興計劃的理念和設施，至今仍作為日本國家抗震救災的重要參考。

因為各種局限，后藤的復興計劃沒能完全得以落實到位，但東京都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作為震災復興事業一環，東京興建了諸多標志性建筑物，如同潤會公寓樓、圣橋、復興小學、復興公園、九段下大廈等等這些建筑物成了大正時代的代表性都市景觀，有的至今仍是東京都的重要地標。在汽車遠遠尚未普及的大正時代，后藤就預見到未來的發展趨勢，設計了寬100米的主干道路（分快速、慢速車道），城內與城際之間的交通更順暢，這些暢通無礙的城市交通網絡在戰后日本經濟振興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開辟公園綠地作為避難場所，也是日本都市防災的重要措施，而且變廢為寶，比如，將廢墟清理出來的瓦礫沙土投入橫濱海中，在此興建巨型的山下公園。1935年日本舉辦復興紀念橫濱博覽會，這里就成了會場，馳名世界。利用當時外國的救援資金，為小學建造鋼筋混凝土校舍，也始于后藤的復興計劃。

還有，大正政府吸取教訓，大力發展通訊事業。災后不久出現的半導體收音機迅速普及，在通報災情，傳遞正面信息，安撫、穩定災區乃至全國人心起到積極的作用。

改變現代日本走向的大災害

大正十二年的日本關東大震災，是二十世紀全球最大的地震災害之一。震災損失慘重，引發了各種社會危機，也進一步誘發了潛藏在島國民族心理深處的危機意識。日本國土狹隘，自然災害頻發的現實，使得開拓海外生存空間成為全民共識。關東大地震后，軍部好戰勢力上臺，法西斯主義綁架了日本政府，日本為彌補災害的損失和資源不足，擺脫國內危機，制定了一系列對外侵略擴張政策，并把侵略的矛頭對準中國東北。

1927年6月，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這次會議出臺了《對華政策綱領》，日本染指中國東北三省的企圖昭然若揭。同年7月，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此，日本軍國主義在窮兵黷武的不歸路上暴走。

1949年3月，美軍先是對東京進行轟炸，繼而在兩顆原子彈蒸騰起的巨型蘑菇云中，日本戰敗投降。此時，又一次經歷深重災難的老作家永井荷風與大批東京難民一樣，流離失所，掙扎在逃亡路上。站在大空襲后的東京廢墟上，四處瞭望，荷風不禁回想起23年前的關東大地震時日本社會不同尋常的異動。荷風一針見血地指出：“我日本必亡之兆候，早在大正十二年東京大地震之后，在社會各方面就已經開始顯露出來了。”

參考資料：

1、永井荷風《斷腸亭日乘》（摘錄版） 東京 巖波書店 1986年

2、工藤美代子《関東大震災“朝鮮人虐殺”の真實》 産經新聞出版 2009年

3、吉村昭《関東大震災》 東京 文蕓春秋社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