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們說，閱讀莎士比亞的《愷撒》，會引起黨派紛爭。布魯圖斯和愷撒，誰是真正的“羅馬的靈魂”？共和羅馬的支持者與帝制羅馬的支持者，都能在莎士比亞的筆下找到足夠有力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立場。但問題是，布魯圖斯在這部劇中代表共和的羅馬嗎？

不！布魯圖斯并不代表羅馬的共和靈魂。

愷撒清楚地知道，根據布魯圖斯的本性，他不可能參加刺殺他愷撒的陰謀。的確，愷撒遇刺時發現布魯圖斯也參與其中，很意外，驚呼：“布魯圖斯，你也在內嗎？”但這個意外并不表示愷撒看布魯圖斯看走了眼，而是意味著，布魯圖斯或者任何一個人，都可能做出與其本性相違背的事情。

布魯圖斯的同黨，尤其是鼓動他參加陰謀的凱歇斯，在這一點上會贊同愷撒，否則，他就不會使用偽造信件的方式來欺騙布魯圖斯，誘使他入伙。他反復示意布魯圖斯，說他凱歇斯要幫助布魯圖斯看見另一個自己。共和的布魯圖斯是凱歇斯誘使布魯圖斯承擔起的“另一個自己”。實際上，那是另一個“布魯圖斯”，是另一個人，一個違背了愷撒所認識到的布魯圖斯之本性的人。

看起來，布魯圖斯是刺殺愷撒行動的靈魂。用刺殺行動的成員之一開斯加的話講，“在我們似乎是罪惡的事情，有了他便可以變成光明正大的義舉”。不妨說，刺殺行動的發起者以及其他的參與者為刺殺行動提供動機，布魯圖斯則為刺殺提供正當理由。

然而，布魯圖斯在劇中和刺殺行動的關系，只能用魂不守舍來形容。他在決定參與刺殺后表現得毅然決然：不要發誓，只有“為了不正當的理由，恐怕不能見信于人”的人才要不得不用誓言來替自己圓謊，“我們堂堂正正的義舉和我們不可壓抑的精神”，“做一個真正的羅馬人”，這本身就是充足的理由?？墒屈h徒們一走，鮑西亞追問布魯圖斯有什么秘密瞞著她，徹夜不眠的布魯圖斯卻仍然“郁郁不樂”，“充滿著煩擾”。

整部《愷撒》劇最為怪異的地方之一在于，共和精神凝結成一次刺殺行動——布魯圖斯把這次行動理解為反抗暴政，因而刺殺意味著典型的共和主義行動，即誅殺暴君；但行動的執行者們卻沒有一個擔負著這一精神——凱歇斯們自認為自己有所欠缺、因而需要一個這樣的靈魂來領導自己，而那個被推為領導的人物卻為刺殺行動而受盡了內心的煎熬。他因為要做一件理智上似乎正當卻違背自己本性的事情而心緒不寧，在溫柔的妻子追問詳情時，不是露出“兇狠的眼光”，就是“暴躁地”頓足，最后索性“怒氣沖沖”地揮手打發鮑西亞。

布魯圖斯始終沒有真正地進入刺殺事業。在刺殺行動中，共和的靈魂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身體，執行刺殺行動的身體們沒有真正屬于刺殺的靈魂。

在殺死愷撒之后，市民要求一個解釋。布魯圖斯為此發表了一番演說。演說的核心是“做一個羅馬人”的含義。他向市民們發出拷問：“你們寧愿讓愷撒活在世上，大家作奴隸而死呢，還是讓愷撒死去，大家作自由人而生？”真正的羅馬人是自由人。

這當然是一篇共和演說詞。殺死愷撒的理由在于愷撒的存在危及共和、危及羅馬的自由。但是，布魯圖斯反復申述，他也愛愷撒。他想用這個附加的說明，表示自己的行為并非出于自私的動機。他“并不是不愛愷撒，可是我更愛羅馬”。

但是，假如愷撒被樹立為共和羅馬的對立面，布魯圖斯究竟出于什么理由，還愛著這位愷撒呢？布魯圖斯怎么可能同時熱愛愷撒和羅馬，如果前者是對羅馬施行奴役的靈魂，而后者就是與奴役對立的自由？

第二幕第一場，在刺殺愷撒的前夜，布魯圖斯有一段有關決心參與刺殺行動的內心獨白。在那里，莎翁告訴讀者，布魯圖斯真正的理由。朱生豪先生的經典版本是這樣譯的：

只有叫他死這一個辦法；我自己

It must be by his death: and, for my part

對他并沒有私怨，

I know no personal cause to spurn at him,

只是為了大眾的利益。他將要戴上王冠；

But for the general. He would be crown’d:—

那會不會改變他的性格是一個問題；

How that might change his nature, there’s the question:

蝮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的，

It is the bright day that brings forth the adder;

所以步行的人必須刻刻提防。讓他戴上王冠？

And that craves wary walking. Crown him? —

不！那等于我們把一個毒刺給了他，

And then, I grant, we put a sting in him,

使他可以隨意加害于人?！?/span>

That at his will he may do danger with.

這段獨白的其余部分對比了布魯圖斯迄今為止所認識到的愷撒個人和他所理解的一般人性。就愷撒這個人，他說，“講到愷撒這個人，說一句公平話，我還不曾知道他什么時候曾經信任他的感情的支配甚于他的理智”；而就一般的人性，他指出，卑賤的地位促使人看著卑賤而往上爬，但爬到頂峰之后他就“不再回顧那梯子”，“瞧不起從前所恃為憑借的低下的階段”。換言之，人們在登臨權力的頂峰之后，往往會變壞。

就愷撒個人來說，布魯圖斯不能判定獲得更大的權力（“戴上王冠”）之后，他是否真的會變壞；但就人性的一般規律來說，更大的權力會讓人變化。因此，布魯圖斯根據人性的通則而非根據愷撒這個個案，得出了結論：反對愷撒的理由“不是因為他現在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地方”，而是“他在現在的地位之上，要是再擴大了他的權力，一定會引起這樣那樣的后患”。“這樣那樣的后患”在上述引文中被說成是“隨意加害于人”。

我這里把譯文對應的原文也引在這里。因為根據這段獨白所展示的推理，我們有理由質疑譯文的正確性。布魯圖斯對愷撒個人確實沒有私怨，但他在這里說的“I know no personal cause to spurn at him, But for the general.”跟私怨沒有關系。他說的是，他在愷撒這個具體的個人身上沒有看出他會變壞的因由（這是我所理解的“personal cause”的意思），但是出于一般的、通常的或普遍的“規律”（for the general），他有理由“棄絕”愷撒。

有評論家指出，布魯圖斯的這段推理沒有說服力。怎么可能對一個人只是可能犯下、但尚未犯下的罪責而懲罰這個人呢？如果戴上王冠就必定會改變人的性格，那么布魯圖斯不是成了一個決定論者了嗎？自由何在呢？如此等等。

這樣的評論沒有抓住戲劇的要害。內心獨白展示人物的真實性格。相比于推理的邏輯性，性格更多地體現在推理的風格之中。只要我們把這段獨白同他在市民面前的那篇演講做一個對比，我們就能理解，從共和羅馬的自由出發，殺死愷撒的行動擁有充分的理由。

在演說中，布魯圖斯絲毫沒有提到愷撒稱帝之后可能有帶來的“風險”，而是訴諸于愷撒的存在使自由的羅馬人變成了化外之人、變成奴隸這一事實狀態。這個愷撒在戴上王冠之前已經是“最偉大的愷撒”，包括愷撒自己也都舉止像個君王了，更不用提戲劇一開場那兩場在“背景”中對政敵的殺戮。王冠只是把事實變成法權的最后一道手續。

可是在布魯圖斯的內心獨白中，完全是另外一幅圖景。他對共和、對自由、對他在廣場上所說的更愛的那個羅馬，只字未提。他在那里思考的是個人和一般的人，是性格和人性。沒有政治，沒有公法，沒有羅馬。

布魯圖斯在內心獨白中的推理有兩個特點：第一，他打算作為自己行動依據的是一般規律，這使他超脫了個人愛恨；第二，這個一般規律服務的目的是要防止“加害他人”。這是一種克服個人動機而服從普遍法則的性格，也是一種善待鄰人、防止傷害的品性。這樣的布魯圖斯當然也是“高貴的”，但顯然不是共和美德意義上的那種“高貴”。

促使布魯圖斯與誅殺暴君的共和美德發生關聯的，是他身上仍然強烈的對于名譽的欲望，是那些真真假假呼吁他起來領導拯救羅馬事業的信件。他從自身的道德原則那里，并沒有獲得行動的動機和動力。因為他的道德原則是非政治的。這也使他對名譽的欲望成了空洞、沒有內容的欲望。名譽或榮譽作為異教政治的原則，在布魯圖斯身上僅僅是殘留的外觀。政治的內容已經瓦解。

當布魯圖斯在劇中以一種在美德方面眾望所歸的形象出現時，莎翁仿佛在暗示，在羅馬，幾乎所有人都已經喪失了對于羅馬的理解。愛著愷撒同時也被愷撒所愛的布魯圖斯，其實不過是愷撒統治的產物。他的美德是與僭主統治能夠兼容的那種新型的、非政治的美德。共和的孤魂在咽下最后一口氣之前，借助僭政所能產出的最好的人格類型，實施了一次弒父一般的報復行動。

刺殺愷撒：一次沒有主體的行動。“布魯圖斯”在歷史上第二次出現的時候，竟然是這樣一出玄幻劇。

所以，不要哀嘆莎士比亞的布魯圖斯。共和在這位布魯圖斯之前已經死去。不是布魯圖斯的失敗代表了共和的失敗，而是試圖踐行共和政治的布魯圖斯本人代表了共和的消逝。那個驅逐王政時期最后一位王的布魯圖斯，和刺殺愷撒的布魯圖斯，是兩個不相類屬的布魯圖斯，無法合二為一：前者代表共和肇始，后者代表共和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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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林剛，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哲學想要解釋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學探討政治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它是兩種有關“一切”的態度相遭遇的邊疆地帶，既連接，又區隔。我們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這塊邊疆地帶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館”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