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理智與情感之沖突，國家亦有理智與情感之沖突。本周來中國推銷自己的澳大利亞，正經受著這一難逃的苦惱。

澳大利亞總理馬爾克姆·特恩布爾即將率領千人之巨的代表團于周四抵達上海，出席活動。據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報道，澳大利亞官方為此次活動投入約30萬澳元?，F在，中國不僅是澳大利亞的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進口國，還在2015年成為澳大利亞的第一大投資國。“中國打噴嚏，澳大利亞感冒”的說法毫不虛傳。

然而在安全問題上，澳大利亞近年來表現出的“直率”，屢次改變了中國人對雙邊關系更高的期待。例如，2013年11月，中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后，澳大利亞外長居然宣召中國大使，指責中國威脅地區穩定。在中國要求其改正錯誤時，時任澳大利亞總理托尼·阿博特一點兒也不委婉，他毫不掩飾其“選邊”立場，直言“我們是美國的堅定盟友，我們是日本的堅定盟友”，“我們會暢所欲言”。

“貪婪”還不會感恩戴德

托尼·阿博特并非另類，他只是個性更為魯莽，更不愿費心隱諱其“真言”而已。2014年他在會見德國總理默克爾時吐露了肺腑之言：澳大利亞給中國的感覺是“貪婪與恐懼（greed and fear）”。這句話雖然上不了臺面，但澳大利亞各界精英卻十分認同。

“貪婪”指的是澳大利亞從對華經濟關系中獲利頗豐。澳大利亞是在經濟上最依賴中國的國家。在中國之前，澳大利亞的最大單一出口市場是英國，但那已經是遠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事了。目前，中國是對澳大利亞出口增長貢獻最大的單一國家，而且隨著2015年12月中澳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中澳之間的經濟關系將更為緊密。

依許多國人看來，澳中兩家生意做得這么大，即使在安全上有什么分歧，難道不該為了“大局”客氣一點么？澳大利亞也并非沒有為了“大局”做出努力。在澳大利亞的居間邀請下，2014年中美澳三國在澳大利亞進行了首次聯合軍事演習；在搜索失蹤的MH370飛機的問題上，澳大利亞也表現了非常積極的合作態度。

然而，中國人的這種思維恰恰正是澳大利亞人所害怕的。他們的邏輯是，雙方做生意也是符合中國利益的，澳大利亞“不欠人情”，也不該感恩戴德，更不會為了這個放棄自己的原則。那么澳大利亞的這個邏輯緣何而來？這就牽涉到澳大利亞人的復雜情感。

“安全、孤獨、掙扎”

澳大利亞是個安全而孤獨的國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島嶼國家，澳大利亞遠離紛爭不斷的歐洲大陸，遠離恩怨情仇、糾纏不已的亞洲諸國，四面環海，任何大規模登陸侵入澳洲大陸都是難以想像的。在這一點上，澳大利亞人也不諱言自己十分幸運。不過，比起歐美，澳大利亞又是離亞洲最近的白人殖民國家，其在歷史文化和價值觀上的異質性顯而易見。而且，由于其建立國家的過程與多數亞洲國家并不相似，造成澳大利亞在許多問題上難以理解亞洲國家的感情和處事方式。

這種獨特的處境帶來兩個深刻的影響。一是澳大利亞深深覺得自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保護者。所以其國防軍規模雖然不大，但始終跟著英美南征北戰，唯美國馬首是瞻，不愿說不。他們擔心如果今天拒絕了美國的要求，將來有一天澳大利亞身處險境時，能指望美國來解救嗎？

二是在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的大變動中，澳大利亞對于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不是沒有困惑和掙扎。在過去五年之間，澳大利亞先后擁抱了兩個地緣政治概念：亞洲世紀和印度－太平洋地區。2012年10月，吉拉德政府發布了《亞洲世紀的澳大利亞（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白皮書。但僅隔半年，2013年5月發布的《國防白皮書》中，澳大利亞用了“印度－太平洋”概念，而沒有使用亞洲概念。今年的《國防白皮書》仍然使用了印太概念。這個概念讓澳大利亞人舒了一口氣，因為“亞洲世紀”帶來的身份壓力太大了。“澳大利亞是不是亞洲國家或者澳大利亞人是不是亞洲人”是一個非常痛苦的問題，最好不要做這么兩難的選擇。與其陷入這樣的困境，不如擴大小伙伴的群體，當印度人、美國人、亞洲人都聚在一起的時候，澳大利亞就會不那么突出，不那么異質。

另外一層因為“政治正確”考慮不能公開說但卻實際存在的情感因素是，澳大利亞不僅經濟成績傲人，以那么少的人口位居世界第十二大經濟體，其在多元文化建設、社會和諧方面比歐洲做得好；與社會問題頻發的美國比，澳大利亞也不存在槍支暴力、警察濫權、種族歧視等問題。與仍在與貧窮、不發達作斗爭的亞洲鄰國相比，澳大利亞就更同時兼有“富鄰居”的優越感和恐懼感。這就造成了有些時候，在面對兼具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上最大的發展國家雙重身份的中國時，澳大利亞似乎在與自己想像出的“向中國叩頭”的可怕場景做斗爭，結果便是其對華姿態時不時給人一種疾言厲色的聲勢。雖然澳大利亞官方表示“選中國還是選美國”并不是一個真問題，但這個過于簡單粗糙但也不失尖銳的問題始終徘徊在許多澳大利亞人的心頭，成為其苦惱的一個根源。

海洋問題上對美國亦步亦趨

在這種情感的推動下，澳大利亞一方面加緊朝著成為美國“特殊密友”的位置跑動，另一方面也絲毫不放松推動中澳經濟關系的發展。

澳大利亞一向非常自豪他們是美國的親密戰友，從來不吝于表達參與了美國在二十世紀發動的幾乎所有戰爭的自豪之情。美國也對澳大利亞青眼有加。

美國總統奧巴馬選擇在澳大利亞議會演講中宣布他的“再平衡”戰略。美國智庫“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2013年發布的一份報告稱澳大利亞為“門戶國家”，認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澳美首次擁有了一致的戰略優先事務。澳大利亞的戰略價值已經從“下只角”升格為“上中心”。這份報告對澳大利亞的定位被當年澳美2+2會議聯合公報所采用。美國著名安全研究學者季北慈(Bates Gill)相信，澳大利亞是美國所有亞洲盟友中“最親密和麻煩最少的”一個。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澳大利亞羅伊（Lowy）研究所2012年6月發布的“民意與外交政策”的調查顯示，“74%的澳大利亞人歡迎美國在達爾文駐扎2500名海軍陸戰隊員，46%的人歡迎更多的美軍?！边@與美國駐軍在其它國家遇到的爭議相比，要熱情友好得多。因此，美國對澳大利亞寄望至深。

在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制訂過程中，有消息指出美國希望澳大利亞增加國防開支，因為美國在許多方面要指望澳大利亞的支持。此次澳大利亞新的防務戰略完全滿足了美國的期望——澳大利亞宣布在未來五年將國防預算占GDP的比率增加至2%，也就是說在未來10年內國防預算新增1950億美元用于能力建設。這項計劃，引用白皮書的措辭，是澳軍在二戰后最雄心勃勃的“再造（regenerate）”計劃，特別是澳大利亞海軍。

考慮到澳大利亞的“貪婪和恐懼”心理，澳大利亞如何使用它新增的能力，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翻閱自2010年以來的每一份美澳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會議公報，會清晰可見澳大利亞在亞洲海洋糾紛上的立場越來越與美國趨同：2012年澳美公報還對中日東海爭端不持立場，2013年的公報就放棄了這一立場，將所謂的“東海航行自由”列入。2015年，美國與中國在南海的角力明面化以來，澳大利亞也調整了其巡邏路線。據其空軍司令所言，澳方在南海的巡邏也比慣常路線更接近中國主張的島礁水域。

可以預期，澳大利亞在南海問題上基本會對美國亦步亦趨，同時也會在其它領域努力抵消此舉給中國帶來的不適感，例如協調中美在澳大利亞土地上聯合軍演等。這一姿態仍然是值得歡迎的，但效果如何仍需觀察。

所以，先不論澳大利亞的“憂與怕”合不合情理，這一事實不應被遮蓋或回避。當我們聽到澳大利亞人說什么，或者看到他們做什么的時候，了解其背后深層的動力對于制訂正確的政策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