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業史研究》，【日】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21年5月出版，543頁，108.00元

斯波義信先生的《宋代商業史研究》1968年出版，在國際漢學界久負盛譽。該書中文版出版一波三折，1986年由廈門大學莊景輝先生譯成中文，十年后在臺灣出版繁體字版，今年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簡體字版，距該書首次出版已三十三年。《宋代商業史研究》出版無疑代表了至1960年代宋代經濟史研究一個新的高峰，充分吸收了1960年代及其以前的學界相關成果，其中包括中國內地經濟史研究的最新動態，如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等，在議題、路徑、理論、視野等方面綜合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經濟史和宋史研究，特別是當時日本學界的深度和廣度。該書在中國經濟史學和宋史研究學術發展史上的地位已有公論，毋需贅言。

三十余年來，《宋代商業史研究》論及的航運、市場、城市、商業資本、商人等問題的具體研究取得了新的進展，但置于今天的宋史研究，尤其是宋代經濟史研究現狀中觀照，作為一部學術經典，該書仍有重要的啟迪意義。三十多年來，學界對該書的評介已甚多，對該書的結構思路、學術創新、史料運用和卓越識見都作了全面的評述，該書中文版譯者莊景輝先生1997年就在《海交史研究》上發表了專文，以“全面、深入、開拓性”評價了該書的成就和地位。本文不再贅述該書的基本內容，試圖結合目前宋代經濟史研究狀況，略談該書在三個方面的啟發意義，一是如何認識“唐宋變革”和“唐宋變革論”，二是如何樹立宋代經濟史研究的整體意識，三是如何通過專題研究探索和認識歷史原理，希望有助于幫助我們突破時下常議的宋史研究困境，即如何反思“唐宋變革論”，如何超越平面研究而引向深入，如何通過細讀精研把握整體的宋代、體悟歷史原理。

一

斯波先生是唐宋變革的主張者，《宋代商業史研究》深入地討論了唐宋變革在商業領域的表現及商業對唐宋變革的作用。“唐宋變革”在中國內地學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很長時期成為一個熱門議題，“唐宋變革論”也成為唐宋歷史研究，特別是宋史研究中被普遍運用的理論框架。其對啟發宋史研究的新議題，深化對若干問題的討論，長時段認識宋代的歷史定位等，無疑產生了諸多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唐宋變革”和“唐宋變革論”被泛化和過度使用，又引起學者們的憂慮和反思。憂慮和反思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唐宋變革論”的宋代“近世”轉型說及其背后的寓義，包括其初始所寓含的政治目的，二是“唐宋變革”和“唐宋變革論”被作為不證自明的公理，不加辨析地運用，甚至成為什么問題都可以裝的“框”。前者是“唐宋變革論”這一理論自身需要反思的地方，后者是研究者將這一理論教條化的現象。宋代的“近世”轉型，即唐代屬于中古，宋代以后屬于近世，是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以后日本學界這一理論的核心內容。反思這一理論對推進宋史研究無疑十分必要，且這些反思對重新思考宋史研究的理論、取徑和方法發揮了積極引導作用。

但是，唐宋之際歷史發展的諸多方面發生了顯著變化，某些方面的變化表現出質的變革，總體上表現為歷史變革期，這些又是基本的共識，因而研究這些新變的表現、軌跡和影響，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更好地認識和把握宋代歷史特點的重要途徑。那么，如何才能客觀、深入地揭示這些變化及其影響，認識這些變化的性質呢？《宋代商業史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啟發。斯波先生一方面認為宋代商業領域出現了多方面變革，另一方面又指出這些變革仍有其局限性，不宜過高評價其性質和影響。該書對商業領域唐宋變革的闡釋以兩個核心要素，即遠程商業和特產品市場為線索展開論述。前者是基于宋代航運業的新突破，克服自然障礙，聯通了全國范圍的跨區域貿易。后者是基于農業生產力、商品經濟和交通運輸發展的交互影響，推動廣域的社會分工，形成特產品生產的地方性集中和互補性交換。在遠程商業和特產品市場發展的背景下，宋代城市形態發生了重要變革，市制瓦解，城市經濟有了新的構成形態和運行原理；具有完善的等級結構，聯結城市和農村，整合不同地區的全國市場正式形成；商業運行機制發生了重要變革，商人和商人組織進一步發展，經紀業繁榮，出現資本與經營分離、結合的多種經營方式，把具有不對稱性和不透明性的市場聯結了起來，實現了不同資源的市場整合。這些變革使宋代經濟表現出不同于唐代的新特點。

《宋代商業史研究》一書并不認為唐宋變革是把唐和宋分割成不同社會性質的變化，宋代并沒有因為這些顯著的變化而進入所謂全新的“近世”社會。作者認為唐宋的變革仍然是前近代階段的變化，其具體的表現一是市場資本仍停留于商業資本而非產業資本，是消費性，而非生產性；二是與明代以后相比，市場分工、貨幣經濟、經紀業務專門化等仍然有限，封建的舊式隸屬關系依然明顯，只是商業經營技術發展的萌芽時代；三是交通運輸仍以官運為主，城市經濟仍具有政治性，資本仍表現出經營的壟斷性和政治的寄生性，特別是市制瓦解后的新型城市中，上層市民階層仍具有政治寄生性質，市民財產不得不與特權階層相結合。因而，唐宋變革只是在前近代和前資本主義背景下的變革，難以產生新的生產力，不能夸大其解放力和創新力，對其具有的開放性和解放力不能過高評價，與其片面地解釋為“解體的”“解放的”，倒不如說是“構成性的”和“相互制約的”。《宋代商業史研究》使我們在反思“近世”論的同時也進一步思考如何據于實情認識宋代歷史的新變。而這一基本判斷源于其通過商業對宋代社會內在機制和運行原理的深入探尋。

二

《宋代商業史研究》給我們的另一啟發是樹立學術研究的整體意識。學術研究“碎片化”是近年來反復爭論的問題。所謂“碎片化”問題并非否定深入研究具體問題的學術意義，而是提倡局部與整體、個案與一般的有機結合，相互體現。這當然也是宋史研究的困境。學者們提出的宋史研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平面展開”式的研究幾近窮途，如何將研究引向深入，重新出發。在《宋代商業史研究》涉及的行業史研究領域中的常見現象是關注農業、手工業、商業自身發展脈絡，雖然清晰地梳理了行業發展軌跡，卻缺乏對社會經濟整體系統相互聯動的關照。《宋代商業史研究》討論的宋代商業不是作為獨立于農業和手工業以外的行業，而是作為社會經濟結構組成部分，是其中最具活力、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經濟部門。這樣的商業史是與社會經濟各領域密切關聯的商業史，其研究的邏輯始終是探討商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以及不同人群間的聯系和互動，闡釋商業如何影響和牽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首先，商業激發了不同行業間的互動和轉化。一是促進了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的交流，宋代交通運輸業空前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部門，將大批農民集結于交通運輸業；二是促使農業衍生出多種商業形式，隨著商品經濟的擴大，倉庫、旅店業、運輸業、經紀業和高利貸資本、金融業，逐步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形成了特殊的專門行業，最后集中到交通和商業繁榮的大都會；三是形成特產品的分工關系和生產集中，推動了農業商品化，從糧食、絲織品、紙張到茶葉、砂糖、蔬菜等日常生活多種用品和原料都形成了特產品的地方性集中出產和互補性交換，一些重要產品生產的各環節都卷入了市場，成為地方性、全國性，乃至國際性流通品；四是生產的發展和不同產品產地的形成，推動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地區間分工進一步發展，從而推動農村融合到了全國性市場。

其次，商業發展改變了城鄉關系，加強了農村和城市的聯系。村市、市鎮、州縣城市構成的市場等級結構將城市和農村納入統一的市場體系。因為商業城市的牽引和農村生產的發展，農村內部自發地產生了許多市場地和半農村城市，經營客棧、倉庫 、旅店等設施，成為局部地區流通網的聯結點，按照農村市場地—半農村城市（鎮、店、市）—中小城市的發展過程，不斷產生農村城市化，出現新的城市。同時，城市和農村的經濟聯系更為緊密，農村的財富和以富民為代表的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隨著城市人口的集中化、富裕化和手工業的發達，城市人口對副食品和手工業原料的需求也提高了，在城市附近和交通條件有利的地區蔬菜和原料栽培發展起來。市區的擴大和近郊的發達，農村和城市的在商品流通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分工關系。

再次，商業給宋代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關系賦予了新的含義。宋代從流通所得到的財政收入不斷增加，商稅、專賣成為財政重要來源，貨幣、信用、和市、和買對于國家財政供給和經濟運行日益重要，國家的財政供給不再是脫離于商業活動的貢租關系，因而保障流通和不重困商人成為國家的基本政策，對鹽場、酒坊、商稅場等調節其人口和距離，使市場存在下去并保障官府課稅。市場流通對國家的重要性日益顯著，但其對中央和地方的意義也有差異，商稅收入有很強的地方稅性質，隨著地方財政的困難，地方政府趨向于不斷增設稅場，這加重了民眾的商稅負擔，也阻礙了市場流通。從中央的立場，需要保障流通，以推動社會經濟和國家機器運行，維持社會安定，因而常減并稅場，免除日常用品課稅。中央和地方在商稅征收上出現了保流通和重征斂的矛盾。同時，禁止濫增稅場也犧牲了買撲坊場的地方士家土豪的利益。從上述可見，《宋代商業史研究》所揭示的是與社會經濟整體系統渾然一體的商業發展史，闡釋了商業在社會經濟整體系統中如何發揮其極為重要的作用。

三

探索原理是《宋代商業史研究》最重要的目標。斯波先生在該書初版序言中說，該書意在“求得史實考證與歷史理論考察的統一，試圖由一定的歷史條件所具有的最大限度的合理性的解釋轉向對原理的探索”。歷史發展到宋代，商業與傳統中國官僚制國家的關系有什么變化？商業，包括商人資本、營利活動、貨幣經濟等的作用如何評價？是過去認為的“那種偉大時代的解放力”，還是“由該社會結構的組成決定”？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即是“對原理的探索”。

《宋代商業史研究》從商業的視角揭示了宋代經濟的體制、結構、機制和觀念都出現了新的變革。因商業對國家的重要意義，宋代建立了設于全國的州縣治所、鎮、市等地的商稅務、商稅場，從而形成全國的關稅組織。課稅的原理發生了變化。一是宋代因城市經濟形態的變革，該書對宋代城市的討論重點不是城市制度，而是城市經濟形態，并指出，市制時代不可能成為重要收入來源的城郭內市以外的土地、房屋在宋代成了工商業的源泉，國家開辟了與鄉村兩稅相區別的、以屋稅、地稅為主體的“城郭之賦”，是與農村土地不同的課稅原理；二是課稅對象還包括了農業用地以外的營業和商業活動資產；三是對家業實力之類的非農業性營利，不問城市、農村一律課稅。這些原理既有對唐代兩稅法以后征稅依據從人丁轉向財產的繼承，更多的是宋代出現的新變化。

該書認為，商業發展推動的宋代社會經濟一個重要的結構性變化就是全國市場的形成。斯波先生以施堅雅等級網絡理論闡釋宋代市場結構，即村市、鎮市到州縣城市的市場體系。宋代形成了多層次的市場結構，既有步擔商交易的狹窄但有完善的生活周邊的市場圈，也有客商支配下的客商市場圈，并存的同級市場圈和不同層級的市場圈由牙人牙行聯結起來，構成了城市、市鎮、村市的多層次的市場網絡，從而在內在結構和地域范圍上都表明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宋代市場史研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度成為熱點，從區域市場史和城市史的角度對宋代市場等級結構作了更為細致深入的討論，在宋代是否存在全國性市場問題上或有不同觀點，但市場等級結構的形成為宋代經濟運行提供了新的機制這一基本認識與《宋代商業史研究》是一致的。

商業推動的宋代社會經濟的另一個結構性變化是城市社會的階層分化。城市具備了作為工商業基地的條件，吸引商人、富民和農村各階層向城市集中。人口和財富向城市的集中進而使城市地價上漲，比起直接投資于商業，向城市土地的投資更為安全和踏實。由于經濟和社會分化形成了城市資產階層和下層社會。城市資產階層依靠昂貴地租收入積累財富，成為城市地主，或在工商業、金融業、運輸業、倉庫業投資增值財富。城市下層民眾隸屬于富裕階層，依靠向后者貸款經營零星職業來保障生活。不僅財富占有上有貧富之別，商品的社會機能也有差別，地主的商品和農民的商品不是統一的。如，優良的稻米晚稻粳米成為官員和城市上層的食品，廉價的占城稻、早熟稻米成為中間階層以下的食用米。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油脂制品業也開始分化為向城市流通的油和向鄉村流通的油。

商業也推動了社會經濟運行機制的改變，突出地表現在雇傭、合資、經紀成為交通運輸和貿易活動成熟的經營形態和運作方式。交通運輸業既有船主直接經營，包括合股船主的直接經營，也有船主雇用代理人（船長）經營，還有將船舶租賃給他人經營。北宋中期以后，官府的運輸也由主要以官船自營而逐步轉向以和雇民船為主，加深了對民間運輸組織的依存。在出資方式上，產生了多種形式的連財合本，以及出資與經營的分化組合。運輸契約也因而發達，宋代的雇船契成為元明的慣例。商業貿易中上述經營方式得到更普遍的運用。出現于唐宋時代的表示生計能力的“經紀”“干運”等用語因商業的發達、商業方式的多樣化、出資與經營的分離而轉為管理、經營，乃至商業經營的含義。商業發展需求和各區域市場的分散孤立性、復雜性、市場關系的不透明促進了經紀組織的顯著發展。隨著全國市場的形成，在各區域間的交易上起媒介作用的經紀商業也繁榮起來。既有牙人及其組織牙行，也有兼具旅館、倉儲、推銷等機能的經紀批發商。他們不僅斡旋于買賣雙方，還成為他們與官府的橋梁，不僅出現在商業領域，也出現在賦稅繳納等多個領域。而連財合本的經營方式在國內商業和海外貿易中更是普遍出現。資本和經營相互分離又相互結合，使更多的人卷入市場，也實現了不同資源的市場整合，將農村和城市、不同階層、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包括海外的不同人群聯結起來。

作為商業發展的一大影響，宋代營利觀念興盛，經營牟利成為社會風氣。該書特別討論了福建社會風氣的變化，交換經濟的滲透，追求利益成為農工商各階層的普遍風氣，擴大了奢侈之風，社會分化更加明顯，農業生產更多轉向商品性生產，即農業商品化，出海經商之風盛行，特別是海商成為福建商人的代表。福建社會不同階層，包括以經商為副業的下層民眾廣泛如此，即該書所引宋人的說法“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社會分化和商業繁榮，使人們通過經營追求自己財產的增值，“豈肯閑著錢，買金在家頓放？”而且人們認識到“分而富”“全而貧”的道理，只有通過分利才能實現更大的富有，自己獨占經營反而難以大富。福建商人和商業的興盛、社會觀念的變化既有地域性，又是新現象。這些觀念反映了宋代社會在商業繁榮催發的新變化，人們的觀念超越了自給自足的農業思維，形成了與遠程商業發達、全國市場形成、生計多樣化的宋代經濟環境相體現的新取向。體制、結構、機制和觀念等新變的綜合考察，使該書的論述穿透了歷史表象，揭示出宋代社會經濟運行不同于前代的新原理。

《宋代商業史研究》出版的三十多年來，其所論及的一些具體問題的研究已經有了新的進展，有些方面提出了不同于該書的觀點，如唐宋城市是否表現為坊市制到街巷制的簡單演進軌跡，宋代是否已形成全國性市場，宋代糧食貿易是否有了普遍的跨區域流通等，也有些具體問題的研究更為深入細化，如宋代城區外溢和城市空間、航運業及其對宋代社會的影響等。但是，斯波先生在《宋代商業史研究》中表現出的在唐宋變革中認識宋代商業，并將商業歸于其所屬社會經濟系統進行考察的整體意識，探討商業與社會經濟諸領域互動和聯系的綜合視野，對宋代社會經濟運行機制和內在原理的追尋，個案與整體、實證與理論的有機結合，對任何時期、研究任何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作者對史料的窮搜精析和力透紙背的解讀，是細讀全書尤應深加體悟之處，作者的卓越識見和對表象的穿透，正是以此為基礎。如何深化和推進宋代經濟史研究，時下最常說的關鍵詞就是“關系”“過程”和“整體”，其中的精義莫不涵括在斯波先生這部學術經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