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個體而言，我們之所以關注宏觀經濟運行，是因為它會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例如，物價水平影響我們的購買力（物價上漲，購買力下降；物價下跌，購買力上升）；就業水平影響我們的收入預期（就業形勢好，收入預期就樂觀；就業形勢差，收入預期就悲觀）。

通常，在考慮實際購買力和收入預期等因素之后，我們會對自身的消費、投資和儲蓄等做出調整，而這些微觀個體的經濟行為反過來又會作用于宏觀經濟。

微觀個體千差萬別，行為模式各自不同，卻又相互影響，互為因果。這反映到宏觀經濟運行中，便是各類經濟指標之間錯綜復雜、相生相克的各類關系——這些關系通過正負反饋機制作用于宏觀經濟，使得經濟運行呈現出當前的樣子。

因此，無論對微觀個體、還是宏觀層而言，厘清各個經濟指標間的邏輯關系都很重要，否則我們將難以對經濟趨勢做出相對理性判斷，更談不上實現各自的利益訴求了。

還舉上面那個例子。物價和就業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呢？

關于這個問題，最著名的討論當屬“菲利浦斯曲線”——即“失業與通脹之間存在替代取舍關系”。也就是說，在經濟周期的上升期，失業率下降，物價上漲；而在回落期，失業率上升，物價下降。其間的宏觀政策意味就是：你可以實施擴張性政策，用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來換較低的失業率；也可以采用緊縮性政策，以較高的失業率來達到較低的通脹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菲利浦斯曲線”是新西蘭統計學家威廉?菲利普斯根據英國1861—1913年間的統計資料，歸納出來的一條經驗規律，談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經濟理論。對該曲線有效性有很多質疑，例如貨幣學派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就反對“以通脹換就業”的辦法。

因此，這里首先要做的，是觀察在我們的歷史數據中，是否存在菲利普斯曲線。

從1996年算起，至今整整20年，時間跨度基本支持從經濟周期的角度來觀察經濟運行。如果簡單地以經濟增速為劃分依據，這20年的中國經濟大致經歷一個半周期：

第一個周期的情況是：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速從1996的9.9%，下行至1999年的7.6%（降幅超過兩個百分點），隨后逐漸回升，2007年達到14.2%的峰值。之后，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經濟再次進入下行周期（即第二周期），其間只是在“四萬億”的刺激下，經濟增速暫時于2010年回升至10%以上，但并沒有逆轉經濟下行的趨勢，2015年經濟增速已經降至6.9%（降幅為四個百分點）。目前，我們處于經濟周期中的下行期內。

至于失業，鑒于有關數據的質量存疑，所以筆者采用觀察就業和物價的方法——如果就業與通脹呈現同向關系，那么邏輯上講“失業和通脹的反向關系”就成立，即“菲利普斯曲線”存在。我分別用城鎮年凈增就業人數和GDP平減指數，分別代表就業和物價的情況。

首先，在選取的時間跨度中，第一個周期的下行期內（1996年-1999年），GDP平減指數由7.2%降至-1.4%，降幅達8.5%，同期城鎮年凈增就業人數也由882萬降至796萬（2000年進一步降至739萬）。

其次，在本次危機中（第二個周期的下行期內），雖然在“四萬億”刺激之下，經濟增速出現了短暫反彈，但是2011年刺激政策退出后，GDP平減指數由2011年的8.9%降至-0.5%，降幅達9.4%，同期城鎮年凈增就業人數也由1227萬降至1100萬（2014年曾降至1070萬）。

因此，就數據曲線而言，同時在經濟下行期，同時碰到了經濟危機，“菲利普斯曲線”確實在中國存在。既然如此，那么上一次我們是如何擺脫曲線的，對于當前就很有意義。

為此，我翻看了1999年至200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朱镕基任總理期間）有關宏觀調控的部分。這五年間，出現頻率較高的關鍵詞有：擴大內需（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并重）、積極財政政策、穩健貨幣政策；此外還有三件大事：平衡西部大開發、國有企業改革和金融監管改革。

當前，同樣的曲線再次擺在我們面前，同樣的宏調關鍵詞也再次出現。鑒于我們曾經成功地扭轉了曲線，不少觀察者對未來的經濟運行報以樂觀的態度。

這里，筆者不欲扮演反方的角色，而只是想說：人不會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在現在的問題清單上，有諸多尚待解決——如何將今天的投資轉變成明天的增長？如何將實驗室的研發轉變成技術創新……

經濟下行，好比大病一場。照方抓藥是必須的，但更根本的，是要激活自身的免疫系統。用中醫的說法，是打通任督二脈，為提升勞動生產率掃清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