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王昱

每一個到過上海的人，甚至是每一個國人，都能在記憶中找尋到一塊關于“上海”的碎片——外灘、東方明珠、百樂門、大白兔奶糖、上海牌手表、鳳凰自行車……這些“上海符號”，構成了人們對上海這個國際大都會的印象。

當然這些印象也可以是有聲的，比如耳熟能詳的歌曲《夜上海》、外灘的《東方紅》鐘聲、黃浦江上輪船的汽笛聲、菜市場里你來我去的上海話，咖啡廳里的竊竊私語，地鐵站里的轟鳴……

如果談到上海，你會想到什么聲音呢？    StageNoMore   SDAC Lab  圖

近日，北京藝術小組“StageNoMore”在上海話劇藝術中心SDAC Lab（國際創作實驗室）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互動型聲音劇場《我現在所在的地方（It's me speaking）》。30名線上和線下的參與者，帶來了屬于他們的“上海聲音記憶”——“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廳”，“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虹口區的一個地鐵口”，“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的一間出租房內” ……

在一段簡短的介紹之后，有人走上舞臺，“跨吃跨吃”啃起了黃瓜；有人拿著一個擴音喇叭，模仿著上海弄堂里收舊貨的吆喝聲；有人打開了學鋼琴的節拍器；有人帶來了前男友為自己手抄的孫燕姿歌詞本；有人展示了自己為抗疫的醫生丈夫精心制作的音樂相冊……每一件物品都跟聲音有關，每一種聲音背后都與一段記憶相連。《我現在所在的地方》通過分享“手機中的音頻”，將個體記憶中的聲音編織到一起，呈現了一個“看不見”的上海”，探討人與記憶，以及存儲記憶的媒介之間的關系。

關于自己身處的城市，你會想起哪一段跟它有關的聲音記憶？澎湃新聞私家地理欄目專訪StageNoMore發起人、戲劇導演陳然，聽她講述聲音與記憶的故事。

澎湃新聞：可以介紹下《我現在所在的地方》的創作靈感嗎？

陳然：這個作品的靈感來源之一是《克拉普最后的磁帶》，它是薩繆爾·貝克特寫于1958年的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獨角戲。主人公克拉普是一個習慣對著錄音機說話的人，于是到了晚年，他開始重聽過去的磁帶。

聲音就是這樣，響起的當下，它就已經在逝去，成為記憶的一部分。仔細想想，不論是磁帶、CD，還是我們今天使用的各種數字存儲設備，都是在20世紀才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有了它們，記憶才擁有了實體。今天我們去回憶往事，可能就是打開手機，或者插入一塊硬盤，這么一個尋常的動作。

其次，《我現在所在的地方》的英文名是“It's me. Speaking.”，這指向的是另一個靈感來源——法國作家讓·谷克多的劇作《人聲》，故事說的是一個女人與剛分手的愛人打電話，電話時斷時續，有時還跳線。“It's me, speaking”是接電話時的表述，這是一對一的連接，帶有親密感，同時也體現出傾聽的姿態。在今天，人與人的聯結常常要通過各種技術手段來實現，去年疫情期間體現最為明顯，這種聯結如此重要，也如此脆弱。

這兩部劇作都有一個主題，是技術媒介（比如磁帶、電話）與人的關系，這也是我絕大多數作品都在討論的話題。

靈感來源之一是塞繆爾·貝克特的《克拉普最后的錄音帶》，圖為劇照          資料圖

澎湃新聞：《我現在所在的地方》的中文名有什么含義嗎？

陳然：《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其實就像是記者在報道新聞時的開場白“各位觀眾朋友，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我們在征集聲音的時發現，每個人會以不同的方式定義他所在的地方。有人會把地理位置說得非常詳細，哪個區什么路幾號樓幾零幾，像寫快遞地址一樣條件反射地自報家門；有人會說“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上海的出租屋里”；有人說“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一個秘密花園”。有些是現實的、地理意義上的地方，有些完全是心理空間。

北京藝術小組“StageNoMore”在上海話劇藝術中心SDAC Lab（國際創作實驗室）舉辦的互動型聲音劇場《我現在所在的地方》。   萬千山 圖

澎湃新聞：我知道您之前在北京、廣州也做過類似的版本，那兩場演出在主題和呈現上有什么不同嗎？

陳然：這個項目從去年7月開始的，到現在已經做了三個版本，每一版都在“聲音與記憶”這個大主題下，但因為地方不同，遇到的人不同，工作方法會跟著調整，最終呈現也很不一樣。第一個版本是在北京國際青年戲劇節演出的線上戲劇，是一個非常私人化的版本，里面有我過往幾年收集的各種聲音，其中一段是我父親剛做完手術躺在病床上，跟我回憶起他剛剛成為一個父親、第一次獨立帶我的往事。錄音里他的聲音很虛弱，又充滿感情，我當時也是第一次聽他說這個故事。

除了我自己收集的錄音外，我還征集了100多份聲音，提供者來自不同的地方。每個人在開始的時候會先說“我現在所在的地方”，然后進入一分鐘的沉默。比如有人正在廣州的地鐵上，因為音頻里傳出廣州地鐵報站的聲音；還有一位是母親，錄音當下可能是在家里，因為出現了孩子說話的聲音。聲音里有很多線索，也給人許多想象的空間。那次我在B站上做了直播，晚上11點演出開始，一個小時，只有聲音，沒有任何視覺畫面，像一個深夜電臺，網友可以邊聽，邊發彈幕互動。

第二次是廣州黃邊版，去年跨年夜在時代美術館演出，參加了時代美術館舉辦的社區藝術節。在廣州駐地的時候，我住在美術館附近的黃邊村，那是一個城中村。

期間，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村里的噪音，因為那里離機場很近。有天深夜，我躺在床上被飛機聲吵得睡不著，就開始數飛機，一分鐘飛過去了四架。但有意思的是，我和附近的一個居民聊天，我問，你聽到嗎，現在有一架飛機飛過，她卻反問我，是嗎？還有在握手樓里的房間，樓上在看電視，樓下在炒菜，左邊小孩子在哭，右邊家里洗衣機在轉，上下左右的聲音都聽得一清二楚。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聲音交織混淆，是城中村一種獨特的音景，而人可以訓練自己去習慣這種聲音環境。

作為廣州設計之都項目的“三舊”改造對象，白云黃邊村里的低端舊廠房從2017年開始被征拆。  資料圖

所以在廣州黃邊版里，我想討論關于噪音，和噪音的記憶。演出的時候，我們的舞美設計用紙殼箱做了很多的“臨時住所”，觀眾躺在里面，戴上耳機聆聽我在這里收集的田野錄音、居民的采訪等等。同時，我在深夜安靜下來的城中村里做了一個行為：朗讀我看到的所有文字。這些文字在白天的城中村里“張牙舞爪”地擠占我們的視覺世界，但在夜晚，當它們以聲音的方式響起，一種怪異的儀式感油然而生。在聲音里，這些訊息沒有大小，都很平等。

這部作品其實還有另一條副線，是關于廣州的SARS記憶。在2003年的時候，廣州也曾是一個疫情的風暴中心，我想借創作去了解那次疫情留下的記憶遺產是什么，2020年的遭遇又會觸發這座城市的哪些記憶。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2.0版本在廣州時代美術館舉辦。  視頻截圖

澎湃新聞：我看到這次是有一個很明確的“城市”單位，就是“上海”，可以談談這次創作的想法嗎？

陳然：今年5月，我來上海駐地了一周。期間，我意識到了一件事情，雖然我經常來上海，但當我在腦海里勾勒一張上海地圖時，除了常去的幾個美術館、劇場外，其他的幾乎都是空白。然后我開始思考，如果談到上海的聲音，我會想到什么呢？首先就是《夜上海》這些孤島時期老電影的歌曲，但其實這些聲音，如今你走在上海的街頭，幾乎是聽不到的。

線上工作坊    

線下工作坊       StageNoMore   SDAC Lab 圖

在創作這次作品時，我們做了線上線下兩次工作坊，兩批參與者的反饋差別很大。線上工作坊中的參與者都不住在上海，他們對于上海的聲音記憶和我很一致，很多人都談到老歌、老電影，這都是外來客對上海的印象。但是線下工作坊的參與者，都是居住在上海的人，我請大家帶來一件和他們的聲音記憶有關的物品，大家的分享就很出人意料。

比如一個表演者阿童，帶來了一根黃瓜，他分享的是小時候媽媽在他耳邊啃黃瓜的聲音，他說這是“黃瓜ASMR”；還有人帶來一個擴音喇叭，模仿收廢舊家電的吆喝聲，他還模仿了那種獨特的地方口音。

一根黃瓜“存儲”媽媽在耳邊啃黃瓜的聲音。          StageNoMore   SDAC Lab 圖

一個男生掏出了擴音喇叭，模仿收廢舊家電的吆喝聲。  萬千山 圖

所以這部作品里的聲音記憶，有些是非常個人化的，有些是某一群人對上海的共同記憶，但無論是私人記憶還是公共記憶，它們都和上海有關。

澎湃新聞：簡介中，您說想探討的是“人與記憶，以及存儲記憶的媒介之間”的關系。我們在舞臺上的確看到大家拿來了各自的“存儲記憶的媒介”，比如黃瓜、歌詞本、音樂相冊、譯制片電影、風鈴等等，您還做了一個分類，可以詳細談談嗎？

陳然：我將大家帶來的物品大致分成了三類。第一類是“紀念物”，這些物品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喪失了實際功用，只是作為聲音記憶的提示物被留存下來，比如像依蔓的小提琴校音器，它已經不再使用了，但依蔓每次搬家都一直留著它。第二類是“紀念物的替代品”，原本的“紀念物”不在了，這段聲音記憶也無法再現，于是他們找到了能發出類似聲音的物品作為替代，比如嬌嬌讀書時在巴黎看到一個風鈴，當時那個風鈴超出了她的負擔能力，后來她一直對那個風鈴念念不忘，在上海找到了一個聲音類似的日本風鈴。第三類是“數字化紀念物”，它們大多承擔的是備份功能。

女孩在上海找到了一個有類似聲音的風鈴。     大頭 圖

為抗疫醫生丈夫制作的音樂相冊。          萬千山 圖

聲音無形地存在于時間中，存在于人們的記憶里，以不易覺察的方式，給我們提供情感的支持。我們今天用手機和數碼相機拍照，依然會聽到一個“咔嚓”的快門聲，但顯然這它并不是從機械快門里發出的，而是存儲在設備里的一段電子錄音。還有外灘的海關鐘樓，設計之初只有威斯敏斯特報時曲，而現在大家聽到的“東方紅”，很像鐘聲，但實際上也是一段錄音，用40個喇叭播放。這次參演者中有一位叫聶俊的聲音工作者，他就告訴我們，今天這樣的“假聲音”比比皆是，甚至催生了他的職業——“聲音造假”。

技術的發展使得一些聲音已經永遠消失了，但保留下這些聲音，也是保留了可以去回溯歷史的契機。

外灘的上海海關大樓鐘樓，設計之初只有威斯敏斯特報時曲，而現在大家聽到的“東方紅”，很像鐘聲，但實際上也是一段錄音，用40個喇叭播放。    視覺中國 圖

澎湃新聞： 聽說所有的參與者都不是專業的演員，但現場完成度都很高，很有感染力，想知道你們在招募的時候，有過怎樣的溝通？有讓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嗎？

陳然：我相信參與者都是對聲音敏感的人。因為聲音跟視覺不一樣，它是一個不太直接的媒介，需要花一定的時間，有足夠的耐心沉浸其中。在工作坊中我就很受觸動，聲音的記憶把我們連接在一起，這么短的時間卻能凝聚這么大的情感能量。

這次作品中，有兩位參與者是我特地邀請的，一位是上海電影譯制片廠已退休的孫渝烽老師，他分享的是七十年代上譯廠如何在簡陋的錄音棚里給外國電影制作中文配音的故事。還有一位上海男孩殷天佑，他工作之余是一名盲人足球運動員。天佑的足球里縫了6個鈴鐺，舞臺上，他展現了如何根據足球發出的聲音來分辨球的位置。

來自上海電影譯制片廠的孫渝烽老師講述發生在萬航渡路錄音棚里的故事。 萬千山 圖

相比健全人，視障人士并不是天生聽力好，但聽覺無疑是他們最主要的接收外界信息的媒介。而對于一個聲音劇場的項目來說，我也希望借此了解這些人是如何聽世界的。于是在籌備作品期間，我拜訪了一加一殘障公益，視障朋友的分享刷新了我很多認識。比如，從城市生活的便利程度來說，我們普遍感覺上海比北京更方便。但對視障朋友們而言，北京布局的方正使出行更方便，地鐵的出口東南西北都有規律可循。而上海地鐵出口多、沒有規律，尤其3、4號線還有一段共線，有時候會坐錯車。一位上海的視障朋友李娜就跟我說，她是靠聽地鐵的關門聲和引擎聲來進行分辨。

殷天佑，是一名踢盲人足球的運動員。  萬千山  圖

澎湃新聞：作品中，您要求參與者用聲音來“標注”自己在某個時間、空間里的地理坐標，但從內容深處，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個“坐標”更是一個“記憶坐標”，您怎么看待“地理坐標”和“記憶坐標”之間的關系？

陳然：在這些私人記憶和公共記憶的背后，都有一個地方作為大背景。上海作為一個大都市，也是所有人的上海，但成為一個大都市也意味著它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本土性，一些聲音消失了。新一代的移民，帶著他們的聲音記憶來到這座城市，融入這個環境。

這次作品里有一個片段，我給它的備注叫“大都市的emo時刻”。因為生活在大都市里，我們很容易感覺到個體的渺小，從而感到孤獨。有好幾位參與者分享的聲音素材都帶有這類情緒色彩，我們在劇場這個公共空間里聽到這些聲音，很容易跟他們共情。

另一些聲音記憶的連接是意料之外的。比如孫渝烽老師分享了上海譯制片廠的創作故事，而另一位來自廈門的線上參與者清清，她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讀大學時，是譯制片的狂熱粉絲，曾經逃課跑去看電影。上譯廠的聲音記憶把兩個不同地方的人連接了起來。

用聲音“標注”的記憶坐標，跨越了時空和地域。   大頭 圖

澎湃新聞：聽說您在過往的生活與創作中，習慣留存大量的聲音素材，包括日常工作中的對話、與家人的閑談、獨處的自言自語、野外的聲音等等。這個習慣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為什么會有“收集聲音”的興趣？

陳然：記錄聲音的習慣，大概保持了十年之久。因為之前做過記者，有隨身攜帶錄音筆的習慣，除了工作中的采訪之外，平時聽到有意思的聲音也會錄下來。從無意識的收集開始，現在會有意識地做一些分類，比如人聲、自然的聲音，也有一些特定時間和地點的聲音等等。去年我就記錄了很多跟防疫有關的聲音，比如機場的防疫提示音、額溫槍的聲音、健康碼掃碼“通過”聲等等。

很多時候不是為了積累創作素材而去記錄這些聲音，記錄的那一刻，一定是它有打動我的地方。除了聲音本身以外，我對聲音和記憶的關系一直很感興趣。如果和記憶相關，聲音會更有溫度，不只是好聽而已。

有記憶，聲音就會更有溫度，不只是好聽而已。    大頭 圖

澎湃新聞：其實這個項目也讓人重新思考了“傾聽”這個話題，比如傾聽我們現在所處的生活，傾聽這座城市，這也是你想強調的一個主題嗎？

陳然：在城市生活中，我們的聽覺是被所處的聲音環境規訓過的。眼睛有眼瞼，我們可以選擇張開或閉上，但耳朵沒有，耳朵始終處在打開狀態，什么都聽，當然可以選擇性地聽見或不聽見，但這種選擇經常是下意識地，你都不一定注意到。聲音施加給我們的影響，比想象中要大得多。了解這一點，或許會對認識身處的世界有些具體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