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刻扇骨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極具中國氣派的藝術，中國傳統文人美術最終形成了詩書畫印四位一體的組合形式，融合了金石氣與書卷氣，這些特色均為箑邊雕刻以極為濃縮的形式所呈現。

由上海知名文博學者許勇翔先生編著的《箑邊珍拓——名家竹刻扇骨拓片集》近日出版，書中所錄扇骨拓片482張，均為許勇翔參加上海口岸文物進出境鑒定工作期間所拓，是其多年來對扇骨鑒定成果的集結，也是研究竹刻藝術與歷史的一手資料的留存。書中所涉扇骨原件許多已進入國有收藏機構庋藏。正如作者所說：“許勇翔先生的傳拓事業是可以冠以‘工程’之名的，然許公并不將他數十年寒暑未間的傳拓成果視為業績，更沒有從中獲取任何實際的利益，真正是符合孔子所提倡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許勇翔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文博老前輩，因此我也跟著上海文博界許多前輩一起，稱其為“許公”，庶幾顯得自己也有幾分老成。“敬老尊賢”這一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至少在文博界，或者說至少在上海的文博界，還是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不少的。值許公著作將刊，承其厚愛，囑我寫文，說書中所收皆是我的本行，自然不敢違命。

金西厓刻扇骨拓片

許公于一九七三年參加上海口岸文物進出境鑒定工作，一九九○年被聘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直至二○○八年從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流散文物管理處處長的位置上正式退休，其間從未停止文物拓件，長達三十五年之久。由是積存了非常可觀的拓稿，數量多達數千紙，所拓文物品類亦多，其中以玉石、銅鏡、扇骨三類最具規模而成系統，最先整理結集的，便是這部《箑邊珍拓—名家竹刻扇骨拓片集》。

釋達受刻扇骨拓片

本書既以扇骨為主題，自然不免要介紹一下相關知識，這也是許公命文的要求之一。想到此書的讀者若非文博界的專家學者，便是收藏圈的行家達人，筆者不敢啰嗦，僅就關節處略作陳述。

折扇源出日本，北宋傳入中國，頗受士庶歡迎，其后即多有仿制，至晚于明初實現了完全的中國化，在造型、工藝和裝飾手法上都不同于日本和高麗了。整個明清時期折扇都十分流行，其風氣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其間存在兩個特別鼎盛的階段。

王云刻扇骨拓片

第一個階段是從明代中葉的成化、弘治年間開始，直到明亡。這一時期折扇藝術的特點突出體現在制扇工藝的成就上，凡選材、用料、款式、做工都極其講究，尤其重視各種工藝的綜合運用與工藝各環節的微妙之處。當時對佳扇的贊許，有“渾堅精致” “厚薄輕重稱量，無毫發差爽，光滑可鑒” “闔辟信手” “用之則開，舍之則藏，不勞腕力”等等說法，可知當時對折扇的品賞聚焦于制作工藝的精良。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折扇工藝是包括扇骨與扇面制作在內的，二者合成為一個整體，并不僅就扇骨之工而言。故此，名扇工柳玉臺才特別提出“吾妙在用膠”。扇骨扇面相互適應、相互配合，才能成其為一柄“堅厚無窪隆，揮之純然”的佳扇。從江南明墓出土的大量明代折扇實物和珍貴的傳世明代書畫成扇來看，無論是扇骨簡素配以名人翰墨箋面的書畫扇，還是扇骨工藝復雜配以精致紋樣箋面的工藝扇，都做到了形制合度、工藝精良、品質堅牢的地步，保存條件好的至今猶燦然如新，開合自如。

金西厓刻扇骨拓片

金西厓刻扇骨拓片

從扇骨取材來看，盡管各類普通和珍貴木料以及棕櫚科材料也在運用，但綜合材料的工藝性能、經濟成本和文化審美等因素，竹骨終歸在明代發展成為折扇的主流。竹子的優異性能，使它兼具材料力學上的優勢和有利于雕刻表現的特長。竹制扇骨之大骨也稱“箑邊”，是扇骨雕刻的主體部位。結合文獻與實物，我們發現后世大行其道的箑邊刻主流樣式——浮雕與淺刻——在明代后期的竹扇骨上均已出現。浮雕大骨多與工藝紋樣扇面相配，而淺刻扇骨雖亦可配工藝扇面，尤其能與書畫扇面相得益彰。晚明竹刻名家濮仲謙的水磨淺刻竹扇骨之一時風行，即得益于能與名人書畫扇面表里呼應。

黃山泉刻扇骨拓片

入清后，簡素為體的竹骨書畫成扇依然在江南文人、遺民中行用，但折扇制作與消費的主流風氣已在宮廷審美的引領下愈趨奢靡華美。這也就是劉廷璣（約一六五四—？）《在園雜志》所說的，康、雍之時，“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者、棕竹者、各種木者、羅甸者、雕漆者、漆上灑金退光洋漆者，有鏤空邊骨內藏極小牙牌三十二者，有鏤空通身填以異香者”，以上僅就大骨樣式而言，已不勝其繁了。然而求之晚明濮仲謙時已相當成熟的竹刻書畫扇骨，直至乾隆后期之前，不能得一名家。

 龐仲經刻扇骨拓片

我們都知道，清代康、雍、乾三代是中國竹刻藝術的鼎盛時期，竹人中之巨匠如張希黃、吳之璠、潘西鳳、周芷巖都活動于此間，但扇骨雕刻顯然沒有得到他們的重視。傳世至今的清前期名家款識扇骨，無一可信。文獻所記亦出晚近，且受當時記錄者認識能力的局限，所以不能作為立史的依據。竹制折扇工藝經歷過清代前期一段低潮后，在清中期重新恢復了蓬勃發展的局面，成為江浙地區文人竹刻走向繁榮至關重要的物質基礎。即使在一向缺少扇骨雕刻傳統的嘉定，乾隆后期也開始有精致的箑邊竹刻制作。當然文人箑邊刻采取的主要雕刻形式，還是明代便見流行的隱起陽文和遠紹濮仲謙、近師周芷巖的“淺刻”。留青刻骨在清代中期開始出現，至二十世紀前期發展為扇骨雕刻的大宗，與隱起陽文、陰文淺刻并駕齊驅。

周禮刻扇骨拓片

這就形成了中國折扇藝術的第二個鼎盛時期，即清中期—民國階段。在這個階段，不僅是竹刻扇骨成為諸多扇骨裝飾工藝中藝術成就最高、文化內涵最豐厚、審美品格最高級的品類，扇骨竹刻也成為同時期竹刻藝術中藝術成就最高、文化內涵最豐厚、審美品格最高級的品類。依靠材料的昂貴與工藝的精巧取勝的各種工藝扇骨，在需要體現文化優越性時是無法與文人書畫箑邊刻媲美的。許公的這批拓片，可以說是集中見證了中國折扇藝術的第二個高峰，也集中見證了十九、二十世紀中國竹刻藝術的成就。

 支慈庵刻扇骨拓片

支慈庵刻扇骨拓片

支慈庵刻扇骨拓片

學術界在談到晚明時期江南文藝與工藝美術繁盛的由來，指出江南科舉競爭的激烈使大批讀書人仕進無望而轉投文藝與工藝創作以安身立命是這一局面產生的內在原因。同理，清代盛期之后，隨著人口的暴增，江南士子面對著遠較前代為巨的壓力。更有甚者，伴隨著鴉片戰爭導致的中國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太平天國運動對江南士紳階層經濟實力的嚴重破壞，清代后期江南地區大量的文人學子陷入尤為嚴重的生存競爭之中。更多的交游、投幕以謀求政治發展機會和從事藝術品創作以獲取經濟利益，是他們在參加科舉和讀書研學的同時所必須從事的工作。擴大社會交游圈與擴大藝術消費圈，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往往很難說孰為因果，但不管如何，折扇成為了最好的酬贈載體，既有實用價值，又可以交流和交易從詩文到書畫以致鐫刻等一系列文人才藝。而折扇的使用者，通過展示所使用扇子的工藝品質與其上書畫家、竹刻家的名頭，無形中宣示著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審美品味。可以說，竹刻扇骨藝術是在“供需兩旺”的情勢下發展盛大的。

金西厓刻扇骨拓片

在文人藝術的交流和交易中，扇面從來都是重要的內容，而竹刻扇骨之能夠躋身于中，也是大有原因的。筆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經指出：“清代江南文人竹刻藝術，發展到道光朝以后，在藝術上已經超越了傳統竹刻重鎮嘉定，從而成為這一時期竹刻藝術的代表。其蓬勃發展的緣由，具體而言，大概有四：金石學的大興、陰文淺刻技法的成熟、竹制折扇的風行、鐫刻技藝為藝文之士所必修。”這其實也正是中國折扇藝術第二個高峰形成的原因。

金西厓刻扇骨拓片

關于清代中期以來竹刻扇骨藝術鼎盛的成因以及具體表現和發展局面，包括筆者在內的研究者雖多有論述，卻覺得沒有必要在此展開。因為一切認識都來源于對實際情況的了解，許公煌煌扇拓集成于此，觀者諸君只要稍加披覽，自然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

說起來為鑒定的文物制作拓片并不是工作任務，許公完全是本著對文物資料的重視，以及個人對文物的熱愛和藝術審美興趣而為之。據許公自云，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拓制數量最多，最多時一天可拓八件扇骨，可謂手不釋氈，這段時間也正是改革開放之初文物進出口鑒定工作任務繁忙之時。從一九九三年開始，隨著朵云軒敲響中國內地拍賣第一槌，許公又承擔了文物藝術品拍賣標的審核的工作，待拍賣物以近現代至當代藝術品和工藝品為主，即遇當代人的竹刻扇骨作品，凡覺得精好的也即時拓存。

除了責任鑒定工作中遇到精品便傳拓留存之外，八十年代初許公還關注到文清組存放的一批成扇，發現精品極多，乃從中選拓了一百五十余柄。可惜的是，因組內所存文物隨著落實政策而陸續發還，此前很多精品未能寓目，沒有及時拓存，引為憾事。一九八五年之前，又從上海文物商店庫存中選拓了部分精品。這些利用”工作之便”和工作之余進行的傳拓，在當時或許不過是順手而為，但架不住量變引發質變，今日集中成冊，其中蘊涵的歷史意義與學術價值是十分豐厚的。

在現代攝影術誕生之前，傳拓是留存實物文字、紋飾乃至器物形制等信息最重要的記錄技術，更是這些信息能夠基本上不失真地進行傳播的唯一手段。即使現在攝影技術已十分發達了，甚至有更高級的3D影像信息采集技術，但至少對竹刻扇骨這個特殊工藝與藝術對象來說，傳統的墨拓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更何況，許多古代作品或散或失，其拓片或是唯一的記錄，或是唯一方便傳播的圖像信息，這就更顯珍貴了。對竹刻扇骨進行拓存，以往要么是竹刻作者，要么是折扇藏家或古玩經手人，傳拓的目的主要是留存作品信息。許公是特殊的經手人，他制作拓片的初心雖然也是留存信息，但在筆者看來本書卻絕非簡單的“資料匯編”，道理無他，因為許公是一位鑒定家。

新中國成立之際，折扇藝術的第二個鼎盛階段已延續了一百多年，其間涌現出來的箑邊雕刻名家不下百人，其中既有專攻雕鐫的高手，也有偶爾奏刀的文人。扇刻名家在地域分布廣泛的基礎上形成了揚州、蘇州、杭嘉湖三個中心地區，并在民國前后擴展到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福州、廣州等地，擁有廣闊的市場和普遍的知名度。在旺盛的市場需求之下，贗品問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名家刻骨的贗品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仿真，一類為偽托。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國家文化部發布《文物進出口鑒定參考標準》， 規定一九一一年以前的名家竹刻扇骨（包括地區名家）一律不準出口，在實際的文物出境鑒定審核工作中就首先面臨著甄別與定級的問題。也就是說，本書中凡屬清代名家的作品，實際上反映了許公的鑒定成果，而民國和現當代的名家作品則更多地體現了許公在藝術鑒賞方面的眼光與眼界。文物鑒定的眼光是在大量接觸實物的基礎上錘煉出來的，一旦形成高超的鑒別力，所產生的鑒定成果也就成為后學者的憑借并能薪火相傳。本書中許多扇骨的原件都已成為上海博物館的庋藏，也是筆者學習和研究竹刻藝術與歷史的第一手資料，正是從這個意義來說，筆者認為本書是一部“著作”，它可以引領我們更真切、更順利地進入竹刻扇骨鑒賞的領域。

《箑邊珍拓—名家竹刻扇骨拓片集》  上海書畫出版社

竹刻扇骨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極具中國氣派的藝術，中國傳統文人美術最終形成了詩書畫印四位一體的組合形式，融合了金石氣與書卷氣，這些特色均為箑邊雕刻以極為濃縮的形式所呈現。我們高興地看到，在歷經了數十年的沉寂后，對傳統折扇藝術，對扇骨雕刻藝術，對竹刻藝術，在今天無論是收藏還是新的創作都呈現出方興未艾的局面，本書的出版一定能夠極大滿足廣大折扇、扇刻與竹刻鑒賞與創作人群的需求，為此一特定領域的文化復興提供不可多得的珍貴養分。除了審美價值和實用功能之外，傳統名家刻骨上還保留著十分豐富的歷史、人文信息，拓片將這些信息保存了下來，為研究晚清、民國時期的文化史、藝術史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貴材料。我們可以慢慢解讀，在滿足審美需求的同時，某個歷史研究上的小疑難或者就此渙然冰釋。

用今天的話來說，許公的傳拓事業是可以冠以“工程”之名的，然許公并不將他數十年寒暑未間的傳拓成果視為業績，更沒有從中獲取任何實際的利益，真正是符合孔子所提倡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樂”，中國的文博工作者，從戈壁到雪域，從深宮到大海，但凡取得成績者，沒有不是至于“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樂”之境界的。捧覽此書，人或不察，于筆者卻是確乎有“傳道、授業、解惑”之領受，附筆于次，以志申謝與歡欣。

辛丑四月初一日成文于上海博物館西耳之南牖

（本文作者系上海博物館工藝研究部主任、研究館員 ，本文原標題為《箑邊風景許公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