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生長在浙江寧波地區的一名90后，我印象最深的家鄉那塊兒“老板多”。 浙江最出名的就是中小企業和產業集群。幾乎每個小地方都有自己的金字招牌：諸暨的襪業、義務的小商品、永嘉的鈕扣、嵊州的領帶業曾分別占全國市場份額的65%、70%、85%、和90%，溫州打火機更是占全球市場份額的80%以上、還有永康的五金、紹興的輕紡和化纖、海寧的皮革和服裝、臺州的精細化工……(注：這些數據均以2005年為準。2008年以后浙江制造業開始走下坡路。）

對于浙江人來說，“產業集群”、“塊狀經濟”絕不是虛幻的名詞，是實在的好處。我的家鄉位于浙東盆地山區和浙北平原交叉的地方，耕地少，又沒港口，自然資源較為匱乏。上個世紀80年代后，我們那里的塑料模具逐漸成為一個產業集群，自2005年至今家鄉的塑料銷量長期在全國的10%以上；2015年塑料交易量大概占全國10%，涉塑產業銷售占比約為7%。盡管大多數人可能對我的家鄉知之甚少，但是在塑料模具行業內人士的口耳相傳中，它的名字卻是如雷貫耳。從1999年開始，中國塑料博覽會已經在我們縣城舉辦了17屆。每次都場面火爆，展銷鋪位一鋪難求, 博覽會期間市區的幾家五星級酒店需要提前1個月以上預定且一概不打折。（注：2015年的第十七屆展會就吸引有效客商2.4萬人，實現交易總額35億元，配套活動更是促成了13個項目現場簽約，總投資達33.98億元。）

和大多數中國的民營制造業一樣，浙江產業集群中的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專業化程度很高，具有數量多、規模小的特征。如此一來，“老板”自然是不少。從小到大，朋友的父母凡是開廠或者名下有實業的，不論大小，出門都會被尊稱為“老板”。

有這么多老板，他們的下一代自然是大家眼中的“富二代”們。哪怕在少不更事的孩童時代，小伙伴們憑著一點懵懂的攀比心也大致明白同伴中誰誰的父母有很多房子有很多資產。那時候，韓劇長腿歐巴李敏鎬的《繼承者們》還沒有火遍大江南北，但我們身邊那些小“繼承者們”多少都明白自己在家族企業中的身份和定位。

后來我離開家鄉到北大念書，從本科一直念到博士，傻傻在黃金剩斗士的路上狂奔。兒時小伙伴的生活也波瀾不驚按照“富二代”的劇本平穩進行。直到2013年，一個叫“擔保”的石頭開始在家鄉激起了千層浪。

①消失的繼承者們

故事一

A姑娘與我同齡，也是我兒時的玩伴。她盤靚條順，家境優渥。她的父母自1995年起就先后辦起了塑料制品、水暖潔具生產企業，雖創業維艱，但經過近二十年的拼搏，兩家廠子辦得風生水起，年景好的時候利潤可逾千萬。2013年我倆本科畢業，我苦逼地過上了“滅絕師太”的博士生涯，她坐在了家族企業的辦公室里開始為接班做準備。在一眾同齡人還在考慮畢業后如何湊首付買房的時候，她的父母已早早地在她的名下安了一棟城區好地段的別墅。家族企業蒸蒸日上，父母尚且年富力強，業務和管理也可以慢慢上手，繼承者的生活有條不紊。

然而，2013年，從溫州開始發酵的擔保危機開始在浙江省全境內蔓延。我的家鄉也被波及。債務就像傳染病毒通過全省的中小企業互保網絡快速傳播，企業倒閉在浙江演變成一場可怕的流行病，連原本免疫力強、經營良好的企業也在這突如其來的“杠桿”重壓下岌岌可危。

A的父母因為企業底子厚、人緣好被當地銀行行長視為最佳擔保對象，經不住行長的勸說、親朋好友的相托，A的父母先后為十多家企業蓋出了“蘿卜印”，擔保額達到近億元，從而深陷于擔保圈。2014年先是表兄的企業、然后是叔叔的企業相繼出險，一塊塊多米諾骨牌倒下，企業陷入了巨額的債務危機。那段時間，A的父母每天面對一批又一批的行長、信貸員的催討、施壓、威脅，原本煙癮不大的父親一天要抽二包香煙，夾煙的手時不時顫抖。2015年，A名下的那棟房產被法院拍賣用來還債，但依舊是杯水車薪。

眼看大廈將傾，不忍所有苦心經營付之東流，A的父母打起了與很多企業家一樣的主意：另起爐灶注冊新企業，并將部分資產與業務暗渡陳倉轉移到新企業，待老企業自然歇業后借尸還魂，以待東山再起。這一做法本質上無異于逃廢債，聽上去輕巧但實際操作起來風險很大，此外新企業與老企業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即使后期經營上了軌道也擺脫不了信用上的污點，因此用誰的名義辦新企業成了關鍵。

A的父母因無力承擔擔保責任，上了法院的黑名單，無奈之下想用A的名義另立新企，A不愿意人生剛起步就背負著如此巨大的信用風險, 百般思量后還是拒絕了。幸好父母也理解。最終，A的父親請出了自己年邁的父親，以老人的名義重新注冊了企業。雖然暫時擺脫了清盤的命運，但是隨著整個經濟形勢的惡化，新企業業務比原先有很大下滑。經歷了一年的跌宕起伏后，A終于決定離開家族企業，靠著父母的資金支持，開了一家小小的日式餐館。最近一次我們見面是在她的餐館里，她和男友兩個人穿著制服忙著拖地擦桌，為緊接而來的用餐高峰做著精心的準備，門口陳列窗上寫著美團外賣的招貼。

故事二

B姑娘也是90后，她性格溫柔，一心向往安逸的家庭生活。大學畢業后便與我們當地一位“富二代”C小哥喜結良緣。記得當時一場奢華的婚禮曾在我們小城引起轟動。C家的產業規模頗大，他本人從英國學成歸國后在家族企業擔任副總經理，主管外銷業務，辦事精明果斷，好評不斷，接班人之路一片光明。

因為家底厚信用好，C 的家族企業也被視為良好的“擔保人”，在擔保網中陷得不淺，2013年開始，受到被擔保企業倒閉的牽連，C的家族企業背上了1億多元的擔保債務。所謂禍不單行，企業一旦受到債務牽連，信用就急速下降，多家銀行開始抽貸、供應商開始斷供，企業失血加速、到最后倒閉——前后僅僅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 法院拍賣了所有資產還未完全還清債務，殷實的家產一夕之間化為烏有，C的父親傷心地說：“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改革前”。

一夜之間，繼承者成了赤手空拳的平民。平時文靜柔弱的B此時卻很冷靜。2014年末，她和丈夫離開家鄉去杭州，開了一家網店。錢雖然沒了，人還在，腦子還在，原來積累的人脈經驗也沒有全丟掉，他們從代購國外品牌的營養保健品起步，聽說，現在生意慢慢也好起來了。

故事三

D小哥是海外名校計算機專業出身。他的父親為人大氣、踏實肯干，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創辦企業以來一直順風順水，家族企業制造電源產品，其生產的產品一直處于國內領先地位，獲得過許多國家和省一級的榮譽。D的名字早已被望子成龍的父母列在了企業的股東名單上，等著兒子回來繼承家業。

2008年前后，D的父親被江蘇淮安市某縣的招商引資政策吸引，選擇在那里買土地、建廠房、上項目。當地將其作為招商引資的重點成果，還用企業的名字命名廠前的道路，名噪一時。這般禮遇之加上當地銀行的支持，D的父親加大了投入，又開發小商品市場、又投資酒店，攤子越鋪越大，所需資金也越來越多。2014年后，浙江互保危機開始，資金面越來越緊。

屋漏偏遭連夜雨，江蘇那里因領導調動，原先承諾的由政府收購第一塊廠區土地的計劃泡湯，資金鏈崩到極限，企業在風雨中苦苦維持。幸運的是，因為擔心D也跟著上信用黑名單，他的父母在擔保風險暴發前把他的名字移出了股東名單。D畢業后沒有選擇父輩們賴以生存的制造業，把眼光放在了蓬勃發展的互聯網上，按照自己的專業背景和興趣，聯合一幫小伙伴搞起了一個電子游戲教練類網絡平臺，雖是初出茅廬，但小試牛刀一炮打響，目前也獲得了穩定且上升的客戶群，贏得了風險資本的青睞。

三個發生在我家鄉的故事，說的是“繼承者們”的消失。這樣類似的故事在浙江天天上演著。不同的人物背后，有個相似的背景。

②在浙江同時發生的“去杠桿”與“產業升級”

無可奈何花落去

浙江民營中小企業很多是從家庭式、手工作坊式的小生產開始的，基本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行業與價值鏈的低端。在企業發展初期，由于資本積累有限，資金供給不足成了企業發展的主要障礙，大多有很強的外部融資需求。發行股票和債券的門檻太高，銀行貸款是主要的融資來源。

但即便是商業銀行，面對規模小、實力不足的中小企業也是相當“高冷”的。“嫌貧愛富”的銀行更偏好信用評級高、資產足、營業績效好的國有大企業，對中小企業卻相當“吝嗇”。由于中小企業規模小、實力弱、信息披露差，銀行在貸款時對抵押品和外部擔保的要求很高。可是中小企業本就底子薄、不少資產又無權證，加上銀行辦理資產抵押是在原有價值上打七折甚至更低，使他們更加局促，無奈之下外部擔保成了最后的稻草。出于保護自身利益的考慮，企業為外部企業擔保時也會要求對方為自己擔保，互保就此形成。

在逐漸的發展過程中，浙江企業資金擔保鏈呈現“線、環、網”三種聯結形式。所謂的“線”就是前面提到的企業結對互保，“環”是指眾多企業聯合成立資金聯保小組，“網”是指集團企業相互之間以及集團企業內部子公司相互間提供資金擔保，其中包括了母公司與子公司互保，子公司間互保以及母公司間互保三條線，關系更為復雜。

中小企業普遍存在于“線、環、網”盤根交錯的擔保網絡之中，同一家企業極有可能涉入不同的擔保層次，最終導致杠桿被層層放大，優質企業與不良企業被捆綁在一起，牽一發而動全身。在經濟上行時期，擔保鏈這種隱性負債風險被繁榮所掩蓋，信貸環境對中小企業而言更加寬松，互保、聯保成為了多方受益的一種合作共贏模式。一旦經濟下行，風險極易暴露。

以我的家鄉為例。截至2015年底，全市1270億元的本外幣存款余額中制造業企業的貸款大約600億元左右，擔保貸款約占其中的三分之一。貸款規模在1億元以上的企業，大部分都包含有擔保貸款，全市涉及10億級貸款規模以上的擔保鏈就有10個、5億級貸款規模以上的擔保鏈有20多個，1億級貸款規模以上擔保鏈有幾十個，涉及企業數百家，這些擔保企業之間關系復雜，相互捆綁、相互繚繞，隨著個別企業金融風險的顯現，銀行進入風險、收緊、再出風險的惡性循環，而企業如同一塊塊多米諾骨牌相繼倒下。

“狼”還是來了。長期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制造企業在土地、勞動力等資源優勢逐漸耗盡之時，終于切身地感受到了內憂外患的雙重折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吹響了浙江傳統制造業企業潰退的序曲，隨著海外訂單量急速下降，營業額隨之大幅縮減；同時長期仰仗的低成本優勢迅速消失了，工資、社保、稅費、銀行利息與原材料價格依然持續增長，利潤空間急劇壓縮，浙江企業界一時有“五把刀、六把刀，刀刀割肉”之說。

面對江河日下的傳統制造業，不少企業家動起了投資的心思：2009－2010年適逢房地產價格大漲，暴利吸引了眾多的投機者，很多企業拿到貸款以后并沒有用到主業，而是轉投到了房地產項目。在房地產鼎盛時期，除了不少人聽過一時風頭無兩的“溫州炒房團”外，企業老板投資房產一時成為時尚，一個樓盤背后往往有一長串的股東名單，他們大多來自制造業。一時間，繁榮的房地產市場和被推高的資產價格將逐漸沒落的制造業藏在金色的幕布之下，此時銀行也增設網點開閘放貸，給虛火的市場火上澆油。

這場危機中最先淪陷的是民間金融最為活躍的溫州。2010 年下半年，政策意義上的“去杠桿”開始了：央行連續27次上調準備金率，收緊信貸；房地產調控也層層加碼，限購政策緊隨出臺。最先被刺破的是房地產泡沫，房價地價的下跌造成了企業債務負擔加重，進而引發了惡性循環：在企業不堪債務重負后，拋售房產、快速回籠資金成為首選；然而一旦出現集中拋售，房產與土地價格又會進一步下跌。銀行也在此刻“落井下石”，不僅“借新還舊”政策被調整為“還清再貸”，而且抽貸、壓貸，企業還清之后銀行也拒絕再繼續發放貸款，導致企業資金鏈斷裂，生產經營陷入困難。即使銀行同意再為企業發放新貸款，但審核時間往往也會一拖再拖、授信條件一變再變。為解決臨時性資金需求，企業只能轉向利息較高的民間借貸，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和風險。在2011年溫州民間借貸崩盤之前，銀行的猛烈抽貸加劇了危機的爆發。此后“房地產價值縮水——抵押品價值縮水——銀行抽貸——負債企業資不抵債——債務通過擔保鏈傳播——房產拋售價值進一步縮水”的循環開始在浙江各三四線城市上演。

在擔保危機蔓延和擔保網絡造成的高杠桿的重壓之下，浙江老一輩中小企業主頂著巨大的壓力，窮盡畢生絕學，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化“被動”去杠桿為“主動”，練就一身“資產大挪移”神功，也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資產保衛戰” ——這是故事中并不光彩卻無法回避的一部分事實，也正是浙江省居高不下的銀行壞賬率和全國第一的壞賬余額的注腳。前面講到的暗渡陳倉，借尸還魂之計只是企業主們三十六計之代表而已。除了以父母子女甚至親戚的名義注冊公司、自己充當實際控制人以外，企業主有時還會引入私交不錯的第三方，由他們暫時出面，待風平浪靜后再將企業改頭換面。

除此之外，在資產保衛戰中，還有反客為主、惡意租賃的，例如提前與名義上的“第三方”簽訂長租協議書，使資產清盤時無法正常拍買，從而實質掌握資產的使用權；或是無中生有，虛構債務，造成其他債權人利益受損的；還有偷梁換柱，自己低價買入法院所拍賣的本公司資產，使債務大大縮水——因為法院第三拍價格往往可低至評估價的55%。在無計可施之時，還有走為上計可用，因此“老板跑路”成為網絡熱詞。

近兩年浙江省企業金融案件高發，以我的家鄉為例，僅2015年上半年立案的金融案件就有近500項，涉案標的金額估計達幾十億。與之相呼應的是從2012年起浙江省飆升的不良貸款率，與在全國范圍內一枝獨秀的不良貸款余額，其中還不算一筆筆龐大的被核銷貸款。至此，企業主們用他們的個人遭遇與行動給我們上了一堂極為生動的“去杠桿”課程。

金融體系的漏洞、信用體系的缺失，擔保危機對地區經濟的傷害以及企業主的張良計、過墻梯，這些都不是我想說的重點與全部。我們回頭看是為了更好地向前看。

回頭看，看的是浙江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浙江素有“義利并舉、工商皆本”的重商傳統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缺陸域自然資源、缺國家資金投入、缺特殊優惠政策的“三缺”條件下，緊緊抓住市場經濟發展的先機，浙江人的“市場基因”得到了充分釋放，人人想創業、個個當老板，形成了一支充滿活力的創業大軍，創辦了面廣量大的中小企業，造就了一批有膽有識的企業家。在我看來，是浙江的“企業家精神”孕育了遍地開花的產業集群。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浙江民營經濟粗放的經營模式，依靠資源要素投入為主，簡單模仿、創新不足，產業層次相對落后，產品技術含量不高，已經成為阻礙未來浙江經濟發展的硬傷。“去杠桿”的背后，就是要去掉低小散的低端產能，就是要去掉傳統的增長動能，保留浙江人的“市場基因”與“企業家人力資本”，強化創業創新的精神。

在我看來，“去杠桿”的關鍵在于尚有活力卻因擔保受損的優質企業是否有走出陰影，輕裝上陣，進而重新開始的機會；在于“去杠桿”后，是否能快速盤活倒閉的不良資產，讓資產在新企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在于風暴過后，優質企業家人力資本與優質資產之間能否再次有效結合。在并不光彩的資產轉移背后，是信貸過度擴張重跌至谷底后努力掙扎以求振作的浙江實體經濟。

風雨飄搖的傳統制造業正逐漸走向衰落，背后是無數家庭的悲歡離合。但在絕望之中向前看，我們也看到了希望。向前看，看的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是新一輪的產業升級。如果我們認為在經濟下行和擔保危機過后浙江經濟就此一蹶不振，那就大錯特錯了。不良貸款并不足以描述發生在浙江這片土地上所有故事。 2015年在各省經濟增速普遍低于2014年的情況下，浙江省以8%的實際GDP增速實現對2014年7.6%的反超，同時也超過了2015年初省政府制定的7.5%的增幅目標。這一增長是由什么帶來的？

可以確定的是這并不是由步履蹣跚的二產帶來的，二產增速在2015年遭遇了嚴重下滑，第二產業GDP增速僅為5.4%，相較于2014年降低了1.4%。破繭而出的正是第三產業，2015年第三產業增加值達到了21347億元，年增速達到了11.3%，對GDP的增長貢獻率達到65.7%。三次產業增加值結構由2014年的4.4:47.7:47.9調整為4.3:45.9:49.8，三產比重提高1.9個百分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信息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3310億元，增長15.1%，占GDP的7.7%，比重比上年整整提高了0.6個百分點。事實上，在“去杠桿”的同時，我們正在親眼見證著極為快速的產業結構轉型。某種意義上，浙江由擔保圈塌陷引起的快速去杠桿，恰恰是浙江經濟浴火重生的機遇，是新舊動能轉換、新老二代加快迭代的催化劑。

如果再向前走一步，浙江省三產迅速崛起的動力是什么？未來發展的希望在哪？我們會想到什么？是馬云的阿里巴巴？是數以萬計的電商與網店？是不斷涌現的TMT孵化器？是興起的互聯網公司和各種手機小游戲和app？事實上我所看到的，是無數個像故事中的ABCD那樣有知識有能力有勇氣的85后、90后，面對“去杠桿”背景下岌岌可危的家族企業，選擇褪去繼承者的光環，帶著父輩的“市場基因”，披上創業者的戰衣，離開父輩們的戰場，在全國各地招募自己的小伙伴，走向商圈的餐館與咖啡店，走向寫字樓窄小的辦公室的電腦桌，走向互聯網，或者走上阿里巴巴指引的電商大道，走向PC、VE擁抱資本。

“創業”之火在浙江又熊熊燃燒了起來。去年全年，浙江新增創業項目1364個，同比增長了32.4％。在全國創新大賽中，40%的獎項被浙江摘得。在浙江首批的37個特色小鎮中，聚集創業團隊1900多個。去年一場以“互聯網＋創業創新”為主題的云棲大會，吸引了超過4萬人到場參與。年輕創業者中，有一支便是浙商二代，他們往往有海外背景，接觸了與浙江傳統工商業不同的新思想、新理念與新的商業模式，有相當一部分人開始做平臺、如眾創空間和孵化器。

當然，他們是眾多創業者中的幸運兒，從小的家庭熏陶讓他們有機會學到父輩們的生意經，良好的家庭條件給了他們出國深造接觸前沿知識技術的機會，而父輩們通過各種手段“搶救”出來的一部分資產最終成為他們創業的原始資本。所謂的產業升級就在這一刻，在老一代的留守堅持與繼承者們的集體出走間，在家庭內部代際間微妙的發生了。這“留守”與“出走”間，轉移的是資本，傳承的是“企業家精神”。但這背后有多少50后、60后一夜白頭，有多少90后一夜長大，我們不得而知。

很多繼承者們“消失”了，但是只要企業家精神不死，新的“創一代”就會快速成長。這才是“繼承者”故事的最終落腳點。

[本文轉載自微信號：香帥的金融江湖(xiangshuaifinance)，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