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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問題看清國際評級機構:下調中國評級到底有多大影響?

關注財經圈的小伙伴,最近是不是被信用評級機構刷屏了?
3月2日,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將中國的長期主權債務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隨后更把中國的25家非保險金融機構、8家保險公司、38家國有企業以及34家市政基礎設施公司的評級展望下調為負面。
接下來,3月31日,另一家國際評級機構標普也將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中移動、中海油、中石化等20家企業的評級展望也被下調至負面。
于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相繼作出回應,指出評級機構觀點過于悲觀。財政部長樓繼偉甚至公開表示,不“care”評級機構的評級。
之后4月6日,另一家國際著名評級機構惠譽也終于出聲了,其并沒有跟風看淡中國,而是維持了對中國信用評級的“穩定”展望。
那么信用評級機構到底是何方神圣,為什么引起了這場軒然大波?

1.信用評級機構到底是何方神圣?
在金融市場中,評級機構只是一個中介,并不涉及到資產的買賣,而是由經濟、法律、財務方面的專業人士組團,對主權國家及地區、各類債券、證券發行人等對象作出等級評定。
簡單來說,這就好比各類資產在參加一場比試,而評級機構就是其中的評委,負責按資產優劣情況進行打分,當然,這個分數并不會直接決定資產的“生死”,但會呈現在投資者面前,影響到投資者的判斷。
換一個例子來理解,消費者如果在電商平臺上消費,會參考商品評價和打分,而信用評級機構給出的評級,就類似于這個打分,如果資產的分數很低,那自然很難受到投資者的青睞。
信用評級的核心作用在于揭示債務的信用風險,減少信息不對稱;同時,有利于發債人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最后,也有利于金融監管當局建立和維護穩定的金融市場秩序。
一般來說,評級的最高等級是AAA級,接下來有AA級和A級,A級以上資產屬于優質資產,投資風險較小。在A之后,還有BBB、BB、B、CCC、CC、C等多個分級,資產質量也相應遞減。

2.三大國際評級機構什么來頭?
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權威信用評級機構只有三家,正是上文提到的:美國標準·普爾公司和穆迪投資服務公司和惠譽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
標普最初由亨利·普爾于1860年成立,后由普爾出版公司和標準統計公司在1941年合并而成。美國三大股指之一的標普500指數,就是由標普公司編制發表。
同樣位于美國的穆迪,則是在1900年成立,創始人為約翰·穆迪,正是他開創了對鐵路債券進行信用評級的先河。
唯一一家位于歐洲的評級機構惠譽,是這三家中最年輕的,由約翰·惠譽在1913年創辦,但它同時也是三家機構中最早進入中國的。
這三家機構見證了多年來全球金融市場的跌宕浮沉,終于成為目前評級市場的三大巨擘。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將標普、穆迪和惠譽國際列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RSRO)”,自此確立了這三家機構在國際評級市場的至高地位。

3.它們的評級靠譜嗎?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導師奚君羊認為,國際機構的評級方法并不一定適應中國國情。
他說:“主權評級主要是根據這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數據來判斷,我國確實是出現了指標不利的現象,同時,評級機構還需要對未來變化趨勢作出推測,那么就會含有很強的主觀因素?!?/p>
因此,評級機構的結果是否客觀、可靠,其實很難認定。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國的經濟環境與西方國家大相徑庭,而國際評級機構的評級方法相對更適應西方國家,直接生搬硬套到中國來就會過于機械。
奚君羊解釋說:“中國的狀況是有一定特殊性的。比如說,中國的國有企業很多,而國有企業是受到政府支持的,但國際機構并不會考慮這一點,只是用評判西方私人企業的方法來做評級。宏觀經濟也是這樣,我國經濟是受到政府支撐的,政府會有很多措施,但是西方政府講究不作為,讓市場機制自發運行,只有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使用,影響能力有限?!?/p>
主觀判斷時的不夠可靠,加上慣性思維引導,勢必導致判斷結果與實際情況脫節。因此,奚君羊表示,對于國際機構的判斷結果,不妨“看過就算”。
4.中國的評級機構為什么沒影響力?
中國評級市場萌芽于20世紀80年代末。1992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準成立中誠信,成為中國第一家全國性的從事信用評級、金融債券咨詢和信息服務的股份制非銀行金融機構。
中誠信集團董事長、創始人毛振華曾表示,在創辦公司之初,中國還沒有評級公司,當他去游說相關領導批準中誠信的金融業務許可證時,很多領導甚至還不知道評級是什么。相比之下,美國是世界上債券市場最發達的國家,因此才會誕生為這個行業服務的評級公司,但當時中國的債券市場尚未成型,可以說評級市場也就成了一個先天不足的市場。
此后,評級機構數量節節攀升,一度達到上百家,而幾次評級市場規范化整合又使得數量略有下降。以市場份額占有率計算,目前國內位居前列的是中誠信國際評級有限公司、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上海新世紀資信評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
華泰證券研究所高級宏觀分析師宋雪濤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國內信用評級市場處于壟斷競爭格局。在債券評級業務市場中,前三家機構的市場占有率總計高達90%以上。
宋雪濤認為,由于中國目前沒有專門針對信用評級行業的法規,而是分散在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等各家機構的管理辦法之中,因此目前我國的評級行業處于多頭監管狀態,這就導致市場管理相對混亂。
當然,國際機構不會錯過中國市場這塊大蛋糕,一早就將觸角伸向國內,加上國內行業保護薄弱,導致國際評級巨頭滲透進入中國市場。
中誠信在2006年被穆迪收購了49%的股權,幾乎與此同時,聯合國際也被惠譽收購了49%的份額,上海新世紀則在2009年與標普簽訂了合作協議。至此,國內最大四家全國性的信用評級公司中,只有大公國際保持了純正的中國血統。
那么,既然國外機構并不真正了解中國,為什么不讓國內機構來做評級呢?
奚君羊對澎湃新聞記者解釋:“確實,我們中國也有信用評級機構,比如說大公國際,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但是總的來說,國際知名度還比較小,因為歷史太短了,成立還不到10年,所以權威性和可靠性還需要歷史檢驗,信譽度也還需要培育?!?/p>
確實,國內的評級機構畢竟起步較晚,競爭力不強,因此并未在廣大投資者,尤其是國際投資者中樹立公信力。換言之,雖然中國有評委打分,但最終裁判團并不相信這位評委,那么評委的打分也就失去了意義。
“第二個原因,主權評級,是對一個國家或地區整體經濟情況的判斷,如果自己評自己,在國際上認可度很小的,大家肯定會有懷疑,所以不可能中國的評級機構自己來評。”奚君羊說道。
5.國際評級機構看淡,我們應該不安嗎?
全球來看,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分天下,一統江湖,正因為如此,中國的信用評級展望接連兩度受挫,才會好像引爆了重磅炸彈,讓市場如此不安。那么,穆迪和標普下調評級展望,對中國的實際影響到底有多大?
奚君羊坦言,確實會產生有一些影響。他向澎湃新聞記者這樣分析:“信用評級機構下調主權評級確實會產生一定影響,因為國際上有大量的企業和經濟主體,本身對一個國家的了解是有局限性的,有些公司是沒有研究能力的,就時候就會直接參考評級機構的結論。另外,一般來說,信用評級主要針對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主權評級,第二是企業評級。如果主權評級被下調,意味著機構認為這個國家整體經濟是不好的,而整體經濟環境又是對該國企業評級的基礎,所以會導致該國企業的評級也有可能調低?!?/p>
這樣就會對中國企業的海外融資產生影響。
當然,影響的大小程度不可一概而論,還是要看不同時期。奚君羊解釋:“如果大家本來就已經懷疑這個國家的經濟前景了,這時候又出現了負面評級,那么影響就會被放大;如果不是本身就有懷疑,負面評級的影響就會打折扣?!?/p>
至于這次事件,奚君羊認為影響就較微弱,因為下調評級而引發資本大規模流出中國的可能性也不大。他說:“對于不了解情況、對中國搞不清楚的投資者會產生影響。但即使我們國家真的有不利情況,對比其他國家來說也已經很好了,所謂的不好是跟過去的情況比,對比其他國家那還是相當好的。所以國際上也不會全盤接收(評級結果)的,會打個折扣。”
其實,國際評級機構憂慮的中國經濟問題,主要包括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過高,以及改革進程滯后。對此,中債資信主權團隊高級分析師陳曦作出解讀,認為所謂的暗藏風險其實不足為懼。
“中國幅員遼闊,地區之間發展程度差異較大,基礎設施和民生領域還有許多短板,加上新興產業的崛起,以及傳統行業的升級轉型,都為投資提供了空間?!标愱匮a充指出,隨著經濟結構調整的推進,消費占GDP的比重有望逐步提升,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新的驅動力。
另一方面,陳曦認為,對于體量巨大、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中國而言,東歐國家的“休克療法”并不適用,漸進式改革反而有助維持經濟社會總體穩定。
宋雪濤同樣認為,影響不大。他說:“許多評級公司觀點的變化對市場參與者來說是滯后的,評級或評級展望的變化并不一定影響債券價格或收益率。另外,由于過去半年多來,我國金融機構和企業開始對借外債變得更為謹慎,用外幣融資的需求正在減少,這些國際評級對我國企業融資成本的影響不會太大?!?/p>
事實上,從評級展望下調之后的市場表現來看,境內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人民幣匯率走勢并未受到展望下調的影響,境外主權債券收益率、離岸人民幣匯率也沒有因此出現波動,說明市場投資者還是保持了較強的信心和良好的預期。
此外,澎湃新聞記者還發現,即使是外資機構,也并沒有全盤接受穆迪和標普的悲觀看法。
麥格理集團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胡偉俊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對于評級下調,中國應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他坦言,國際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擔憂由來已久,對于大多數海外投資者來說,閱讀中國經濟數據是一件苦差事,而要理解中國的政策框架和經濟結構更是難上加難。
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也以“影響不大”回應記者提問。他向澎湃新聞記者解釋道:“關鍵是中國經濟正在企穩,以及人民幣穩定。”
在他看來,中國完全可以避免經濟危機,一則因為中國儲蓄率高企,國內需求逐漸提升,二則是因為高杠桿率主要存在于資本市場,這一點通過金融改革的推薦可以得到改善,此外,中國政府擁有成功解決類似問題的歷史經驗,恰如惠譽在報告中所說,中國不太可能出現“硬著陸”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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