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3年4月8日，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因中風病逝，骨灰被安葬在了切爾西皇家醫院墓地，亡夫丹尼斯爵士相伴。在撒切爾夫人逝世三周年的紀念日，澎湃新聞獲得授權摘錄著名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在其《戰后歐洲史》卷三《大衰退1971-1989》中的部分章節，回顧“鐵娘子”的首相之路，以及她的政治影響。

從表面上來看，瑪格麗特·撒切爾并不是她將扮演的這個革命性角色的合適人選。她出生于英國肯特郡的一個安靜的鄉間小鎮格蘭瑟姆。父母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派教徒，經營一家雜貨店。她向來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父親作為保守黨人，在當地的市政府里有一席之地。年輕的瑪格麗特·撒切爾獲得了牛津大學的獎學金，攻讀化學專業，并且在讀書期間擔任過大學里的保守派社團主席。1950年，25歲的瑪格麗特作為全國年齡最小的候選人，代表保守黨參加大選，但是未取得成功。她先是從事化學專業工作，后來成了一名職業稅務律師。1959年當選為保守黨下院議員，代表的是保守黨盛行的芬奇萊選區，直至1992年進入上議院為止。

瑪格麗特·撒切爾曾在希思執政的保守黨政府擔任教育部長。為縮減預算，她廢除在學校免費供應牛奶的政策。正是這一決定（盡管是無奈之舉）給她帶來了“牛奶賊瑪吉·撒切爾”的綽號，并首次預示了她未來政治生涯的發展趨勢。然而，這個決定為撒切爾夫人帶來的負面影響并沒有阻礙她的發展—她努力挽回負面形象的精神，不僅沒有招致同事的不滿，反而成為她的魅力之一。因此在英國，她以教育部長而聞名，直到1975年她擊敗保守黨內多位資深人物，當選為保守黨領袖，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變。

毫無疑問，她魅力十足。確實，在歐洲和美國，私下表示認為撒切爾夫人性感迷人的政治家數量之多，令人驚訝。弗朗索瓦·密特朗對此有所了解，曾形容她有著“卡利古拉的眼睛和瑪麗蓮·夢露的嘴唇”。她的強硬手腕比得上丘吉爾以來任何一位英國政治家，同時她也懂得使用溫婉的說服策略。1979年至1990年間，瑪格麗特·撒切爾強硬攻勢和溫和戰略并用，一次次說服廣大英國選民和她一起進行政治革命。

“撒切爾主義”代表了多種概念：削減稅收、自由市場、自由企業、工業和服務業的私有化、“維多利亞時期的價值觀”、愛國主義、“個人至上”。其中的經濟政策是保守黨和工黨早已廣泛討論的經濟提案的延伸。其余各項，尤其是與“道德”主題相關的，更多的是被保守黨成員們所接受并堅決實行，而一般大眾選民并不熱衷。這些觀念緊隨著60年代的反自由主義熱潮而出現，與工人階級和中低階級中的撒切爾夫人支持者的觀念相一致，由于近年來在公共事務中知識分子一直占主導地位，所以這些支持者從未真正感到心里舒服過。

但最能代表撒切爾主義的實質的是“打破國家干預”。英國所謂的“不可統治性”是一個普遍接受的觀念，即政治階層已失去控制能力，他們不但無力制定經濟政策，甚至對工廠和社會秩序也束手無策，到70年代末，關于這個觀念的討論日益增多，擔憂重重。工黨一直被指責無力掌控經濟，在“不滿的冬天”之后，更被斥為毫無執政能力。他們在1979年的競選中，在大力宣揚其發展經濟的實力和合理的貨幣政策的同時，努力營造值得信任的領導人形象，以迎合社會的需要。

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首次競選獲勝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歷史意義。事實上，撒切爾夫人領導下的保守黨從來沒有能夠在事實上贏得很多選票。與其說是保守黨贏得了選舉，還不如說是由于工黨的支持者要么改投自由黨候選人，要么干脆棄權，致使工黨輸掉了大選。從這個角度看，瑪格麗特·撒切爾制訂的激進計劃以及努力實現這些計劃的決心源自于她的民族使命，這是一項出人意料甚至風險重重的舉動，亦即與英國一貫堅持的盡可能向政治中間派靠攏的傳統統治方式相背離。

回顧過去，不難發現這便是瑪格麗特·撒切爾成功的關鍵。即使在貨幣政策失敗的情況下，她仍堅持不動搖。（1980年10月，保守黨成員們請求她改換戰術，在政策上采取180度轉變，她的回應是：“你們若要轉變，隨你們的便，首相不變。”）她欣然接受了蘇聯人給她的“鐵娘子”的稱號；從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的阿根廷軍事集團，到英國礦工領袖阿瑟·斯卡吉爾，她挫敗了一連串對手，得意洋洋；在歐共體諸位領導人面前，她揮舞著手提袋，憤怒地高呼“還我們錢來”。以上種種，表明她早期的政治資本正是她頑固的作風和永不妥協的處事方式，這也正是她的批評家對她表示憤怒的緣由。每一次民意測驗都顯示出，即使不關心撒切爾政治方針的人，也常常不得不承認他們還是很欣賞撒切爾夫人本人的。英國又一次被“統治”了。

確實，瑪格麗特·撒切爾宣揚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并親自主持實現了英國社會的復蘇，成績斐然，但又有些令人泄氣。在管理方面，她是一個本能的中央集權主義者。為確保她的命令在全國范圍內得到徹底執行，她不斷削弱地方政府的權力、削減地方政府的預算（1986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廢除英國的大都市政府，將管理權力收歸中央，而歐洲其他國家此時正在大規模進行的則是地方分權）。教育政策和地方經濟計劃改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由于首相不再像往常一樣依靠廣大高級公務員，而主要依靠其少數幾個親信，所以政府部長們漸漸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直覺告訴瑪格麗特·撒切爾，她不能相信政府機構內部的高級公務員們（這一懷疑也是正確的），因為他們同教育界和司法部門的公務員一樣，都更傾向于傳統的家長式統治。英國政治向來帶有濃厚的階級色彩，瑪格麗特·撒切爾出身于下層中產階級，代表新富裕起來的一批商人，并未受到政府中貴族統治階級的青睞，因此她用“利益”來對付“情感”。她對傳統和舊慣例的無情批判令老一輩托利黨人瞠目：在私有化熱潮中，前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曾指責她出賣“家產”。她的保守黨前輩愛德華·希思曾憤怒地將一個腐敗的英國商人的廣為人知的所作所為稱作“資本主義的無法接受的臉”，因為他本人十分反對撒切爾夫人及其政策。撒切爾夫人對此無動于衷。

這場撒切爾主義變革使國家得到了鞏固，也改善了市場規劃，同時又讓國家和市場之間脫離了緊密聯系。撒切爾通過立法限制工會領袖發動工人罷工的權利，并通過法庭切實地實施這些法律，從而永久性取締了英國工會的社會影響力。在1984年至1985年間，由于撒切爾政府頒布政策，關閉非營利煤礦、停止對煤礦業的政府補貼，遭到了全國礦業工會的激烈反抗，引起了一場頗具代表性的對抗。在這場對抗中，撒切爾態度堅決，徹底平息了這批窮途末路的工業無產者的抗議。

這些礦工缺乏正確領導，對他們的事業毫無信心，他們的罷工之所以得以持續，與其說是出于精心部署，不如說是出于絕望。愛德華·希思沒能完成的使命（這是后來的工黨政府領導人努力回避的難題），瑪格麗特·撒切爾卻做到了，憑這一點鞏固了她的統治。正如這場罷工中，臨時愛爾蘭共和軍企圖暗殺撒切爾夫人未遂，反而增加了她的威信。與所有成功的革命家一樣，撒切爾夫人幸運地遇到了無能的對手，對手允許她自詡為被壓迫、被過分管制的普通大眾的利益的唯一代表，將他們從不勞而獲、占盡既得利益的社會主導階級的壓迫中解放出來。

毫無疑問，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除了初期的1979-1981年間的短期經濟下滑，英國經濟確實得到了很大發展。由于淘汰了一批虧損企業，提高了產業競爭力，重組了產業聯盟，企業的生產率大大提高，經濟利潤顯著增長。出售國有資產的（一次性）收入補充了國庫庫存。這并未包括在撒切爾夫人制訂的1979年計劃之內，私有化本身原本也并沒如此多地涉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畢竟是工黨政府在1976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下）出售了英國石油公司的全部國有股份。但是到1983年，清算國有和國營資產所得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促成了撒切爾夫人未來10年的政治資本：“解放”生產者，同時“解放”消費者。

一切，或者說幾乎一切都被劃入了私有化的范圍。首先是小企業、小團體（主要是制造業領域）的私有化，政府在這些小企業、小團體擁有部分或絕大部分的股份。之后緊接著便是“天然”壟斷行業，例如電信業、能源、航空業，它們的私有化以1984年出售英國電信集團公司為開端。政府還出售了大量國有的戰后公共住房股份：起先是出售給現在的房屋居住者，后來又出售給所有的人。在1984-1991年間，僅英國一個國家的私有化的資產金額（按價值計算）就占世界總量的1/3。

盡管國有部分明顯減少，而且撒切爾夫人也曾承諾“國家不再是人民的負擔”，但與10年前的數字（42.5%）相比，1988年英國的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基本沒變（41.7%），這是因為保守黨政府不得不支付巨大數目的失業救濟金，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1977年卡拉漢執政期間，失業人數曾達到160萬，從而導致政府垮臺，成為一時的“丑聞”，而到1985年，失業人數已達325萬，這一數字在撒切爾的任期內一直是歐洲最高的。

許多生產率低下（而且以前大多接受政府補貼）的行業的工人，例如鋼鐵工人、煤礦工人、紡織工人、造船工人，他們失業后便再也找不到工作，只有終生靠政府救濟生活。如果他們以前的雇主通過私有化將公司轉變成盈利的私有企業而保留了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在鋼鐵行業尤為常見），公司重新盈利與其說是私有化創造的奇跡，不如說是撒切爾政府通過失業救濟將過剩勞動力的成本“社會化”，從而降低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

關于公共產業和公共服務業的私有化問題，多年來，公共部門占有許多重要的經濟資產，但從不考慮加以投資利用、更新換代。這些行業自己緊缺資金，它們受到的來自競爭和消費者的壓力很有限，他們的管理者已被官僚主義和政治干預腐蝕。在撒切爾夫人的努力下，英國的產品市場、服務市場和勞務市場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擴展。選擇多了（盡管耗時較長，多樣化的選擇也不盡完善），價格競爭也更加激烈。當她的繼承人約翰·梅杰將英國排除在歐盟條約的“社會章節”之外時，雅克·德洛爾指責他將英國變成了“外資的投資天堂”。對于這一“罪名”，撒切爾夫人更當之無愧，而且她還會欣然接受。

作為一個經濟體，撒切爾夫人統治下的英國是一個效率比較高的國家。但是作為一個社會，英國遭受的是徹底垮臺，造成了長期的災難性后果。輕視國有資源，進而消除國有資源，宣揚個人主義，對一切不可量化的資產表示不滿，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這些舉措對英國的公共生活體制造成了嚴重傷害。市民變成了股東，他們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不再是權利和義務的關系，而變成了資產和所有權的關系。從公交公司到電力公司，隨著它們的私有化，公共空間市場化了。

如果真是像撒切爾夫人所斷言的那樣，根本沒有“所謂‘社會’之物”，那么人們終有一天會不再重視社會產品。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鐵娘子”一直很推崇美國模式，但之后撒切爾主義統治下的英國漸漸表現出的更多是這種模式不良的一面。仍由國家掌控的服務部門資源緊缺，但在那些已經“被釋放出來的”經濟部門，財富卻大量積聚，這一現象在倫敦金融城尤為明顯。1986年，英國政府開始放開金融市場，并讓其加入到劇烈的國際競爭中去，引發了一場金融“大爆炸”。在這場“大爆炸”中，倫敦金融城的投資銀行家和股票經紀人聚斂了大量財富，公共部門領域嚴重遭到忽視。隨著貧困人口日益增加，輕微違法犯罪現象日趨頻繁。私人富裕的實現常常伴隨著公眾貧窮。

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威信也是有局限的。典型的“撒切爾主義”擁護者們曾被幽默地諷刺為是一批30歲左右、生活在倫敦東郊的房地產經紀人。他們受過的教育不多，卻享受高額報酬，物質生活豐富（享有房子、汽車，還能出國旅游，持有公共基金，并制訂了私人養老金計劃）。這些是他們父輩夢寐以求卻從未享受過的，因此，他們的生活可算得上是進入了撒切爾特色的個人主義社會。但盡管是在所謂的個人主義社會，他們和家人仍要依賴國家為其提供許多重要服務：義務教育、免費醫療服務以及交通補貼。因此，當撒切爾夫人及其繼承人約翰·梅杰暗示政府有意實行國民衛生保健服務私有化或是國家教育開始收費，公共支持便瞬間蒸發了。放棄支持的那些人正是新富裕起來的，但基礎仍很薄弱的撒切爾主義的首批擁護者。

撒切爾夫人離任5年后，約翰·梅杰成功實現了鐵路服務的私有化。保守黨又一次受到鼓舞，對公共資產私有化的利潤前景充滿信心；但是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梅杰需要找出可以私有化的東西，讓大眾看到私有化的好處。私有化是保守黨唯一的計劃，而那時所有可供私有化的部分幾乎都已被撒切爾夫人轉化完畢。但是，私有化過程中不規范、不合法的做法以及隨之而來的災難——最大的災難是一連串明顯可以避免的火車車禍——不僅導致了兩年后保守黨政府的下臺，而且結束了一輪又一輪的私有化進程，同時回過頭來批判了極端化了的撒切爾主義本身。

瑪格麗特·撒切爾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中就包括她自己所在的保守黨。當這位鐵娘子結束對保守黨的領導時，保守黨這個近一個世紀來英國“天生”的執政黨已經沒有了計劃，沒有了領袖，在大多數人眼中，保守黨也失去了靈魂。對一位帶領她的政黨連續3次獲得大選成功、執政長達近12年的女士來說，這個評價無疑是苛刻的。但這個評價確實指明了重點：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執政是獨裁統治。用腓特烈大帝的話來說：“人民的聲音代表的是他們的意愿，而我則是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在重大事件上，凡有人與她政見不同，便會遭到孤立，受到排擠。

不用說，保守黨內的老一輩政治家都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而撒切爾的勢力一旦強大，他們便遭到了排擠。她的許多保守黨同時代人也都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他們清楚地記得兩次大戰之間的政治分裂和階級斗爭的悄然興起。撒切爾夫人是個激進主義者，一心進行改革和創新；她鄙視妥協。在她眼中，合乎時宜的階級斗爭正是政治的內容所在。與她的目標相比，她那些常常是突發奇想而制定出來的政策是第二位的；而這些政策卻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她的行事風格。撒切爾主義主要是關于如何執政，而非具體做些什么。她之后的保守黨領導人面對的是撒切爾主義之后蕭條的社會，他們沒有政策、沒有目標、沒有自己的風格，十分不幸。

也許我們可以譴責瑪格麗特·撒切爾毀了保守黨，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她挽救了工黨，使工黨獲得新生。當然，從短期來看，她無情地打擊了她的工黨對手。其實，要不是工黨領袖們如此無能，撒切爾夫人也不會取得她現在所取得的成績。在1979年時，盡管工黨領袖深知他們面臨的處境，但他們既無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說明，也無法爭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英國工黨的發展過程中動蕩不斷。工黨好戰的、集中的黨風使其在看待問題上和撒切爾夫人很相似，卻是從不同的立場。英國必須做出選擇，要么選擇保護主義、集體主義、平等主義和國家調控，要么選擇開放性市場、自由競爭、私有資源以及最小限度的公有產品和服務。人們再次面對了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非此即彼的選擇，這都要歸功于鐵娘子。

工黨中的傳統分子向來態度溫和，他們和保守黨中的傳統分子一樣，滿懷絕望。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以前歐洲委員會主席羅伊·詹金斯為代表，退出了工黨，自行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個新成立的黨派存在時間很短，后來與英國第三大政黨自由黨合并。但大多數人盡管忐忑不安，還是選擇留了下來。他們懷有的悲觀主義有理有據。工黨領導人邁克爾·富特聰明睿智、魅力十足，卻缺乏政治頭腦。在他的領導下，工黨在1983年大選中厚顏無恥地推出一項與時代不符的競選計劃，不僅企圖推翻撒切爾主義，還企圖否定以前的工黨政府曾做出的讓步。英國可能會退出國際經濟舞臺（并且從此不再堅定不移地追隨盟國美國）。不會再有私有化、開放市場、“歐洲化”或其他外國特色的計劃。他們這些左翼英格蘭小市民企圖躲在封閉經濟的圍墻中，不顧別人的反對和指責，一意孤行，以最終建立起新耶路撒冷。

工黨的國會議員都垂頭喪氣，其中一位議員將工黨1983年的競選宣言簡潔地概括成“歷史上最長的自殺遺書”，事實證明這一描述是很有預見性的。在福蘭克群島戰爭中，撒切爾夫人利用“愛國主義精神”統一全黨，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再一次展示了她擺脫困境的超凡才能。在這次勝利的鼓舞下，她以壓倒性優勢一舉取得1983年大選勝利。工黨失去了300多萬選民，失掉了議會中的160個席位。在這次大選中，工黨僅獲得27.6%的選票，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工黨取得的最差成績。撒切爾夫人所宣揚的是否恰好是英國人民所需要的，這一點至今仍不明朗（保守黨的得票率并未增長）；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國人民不想要工黨提出的計劃。

工黨歷經14年，在3位不同的領袖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從1983年的失敗中重新站了起來。在政治上，工黨要努力擺脫托洛斯基的影響，在（以利物浦為代表的）工黨的大本營地區消除“極”左激進主義分子的影響。在社會觀念方面，工黨需要改正以前的錯誤觀點，努力在思想上與新中產階級保持一致，關心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了解他們的需要，因為新中產階級在數量上已超過了工黨（和各社會民主黨）一直依賴的、現在卻日益萎縮的工業無產階級和公共部門的雇員。沒有他們的支持，工黨是不可能在大選中獲勝的。在政策方面，工黨領導人需要制定一系列全新的政策目標，并且對它們重新做出解釋。

到90年代中期，上述目標已全部實現，至少表面工作做得很好。1996年，工黨改名為“新”工黨，一年后，它的未來領袖托尼·布萊爾說服黨內其他領導人，廢除了頗具爭議的第四條黨綱，解除了工黨的國有化的義務。1997年，工黨終于全面打敗筋疲力盡的保守黨，再次掌權，這時的工黨已經不再提起關于反對撒切爾主義革命的話。新工黨在競選中努力爭取“易動搖的”保守黨支持者這一小部分人，猛烈抨擊高稅收、腐敗和低效率，這些正是上一時代撒切爾夫人精選的攻擊目標。

如果說托尼·布萊爾和他的同僚也都選擇謹慎地對待撒切爾執政的時期，對其避而不談，那絕不是巧合。布萊爾的成功主要依靠撒切爾夫人（現在是女勛爵）的三重遺產。第一，撒切爾夫人使工業和服務業中的公共部分的激進政策改為“正常化”，并代之以“私有化”，使英國社會充滿企業家精神，這些都是布萊爾所大力贊揚的。第二，在這個過程中，撒切爾夫人徹底打敗了老一代工黨，為新一代工黨成員改革工黨創造了條件，布萊爾只不過是繼承了前人改革的成果。第三，正如我們親眼看到的，撒切爾夫人毫不容許反對意見，她冷酷無情，這一作風導致了保守黨的分裂，使保守黨失去了廣大選民的信任。

托尼·布萊爾緊跟撒切爾的路線，也接過了她的許多偏見，但是不像她那樣生硬粗暴。他像她一樣，強烈地討厭陳舊的政治語言。對于他來說，這意味著要避免一切關于“階級”的話題，使這種老式的社會范疇在新工黨的語言里以“種族”或“性別”來取而代之。布萊爾像撒切爾夫人一樣，幾乎不能容忍非中央化的決策或者內部的反對意見。他也像她一樣，寧可讓身邊都是私營業主。而新工黨雖然仍舊模糊地對“社會”負責，但是布萊爾的領導層就像撒切爾一派的核心原則一樣，對“國家”始終本能地抱著深深的懷疑態度。

因此，這就是衡量瑪格麗特·撒切爾所取得的成績的尺度。她不僅摧毀了戰后的共識，而且造就了一種新的共識。在她上臺執政之前，英國公共政策中有一種錯誤觀點，認為國家是合法性和立法權的天然源頭。而當她退出政治舞臺時，這種觀念已經變得無足輕重了，即使在英國國內與國家關系最深的工黨的觀念上也是如此。在兩代人的時間里，國家的作用問題第一次被提出來討論，但是越來越少聽到為它辯護的聲音，至少在主流政治圈子里是如此。當然，仍然有人繼續認為，撒切爾革命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他們仍然希望回到國家對服務領域的直接管理（即便不是在生產公有制的條件下）。但是根據撒切爾夫人的觀點，需要的是造成這樣一種情況——除了像教育和醫療這樣的核心社會商品需要鄭重考慮之外，其他方面就不再保證能聽到同情的聲音。

有時候會有人指出，撒切爾在這場變革中的作用被夸大了，因為無論在什么情況下，環境情勢總會推動英國走向“撒切爾式的”方向：戰后的社會契約早已枯竭。或許是吧。但是即使回顧起來，也很難說有誰能像撒切爾夫人那樣扮演了掘墓人的角色。應該承認，她操作這場變革的規模是很大的，無論其結果是好是壞。任何一個人，若他在1978年的英國睡著了，20年后醒來，他們的國家確實會變得很陌生了，完全不像它舊日的模樣，而且與歐洲其他國家也相當不同。

《戰后歐洲史》，托尼·朱特/著 林驤華 等/譯，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