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支帝國軍隊狼狽地離開了中南亞貧瘠的山區。

從“西貢鐵拳”到喀布爾墜機，美軍是否又敗了，敗在哪里？一場戰爭、20年駐軍、2萬億美元的開銷、2000多名美軍陣亡、10萬多阿富汗平民傷亡，換來目前的結果，定義為“敗”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美軍在阿富汗的失敗，似乎不能簡單地歸結于帝國墳場的宿命、霸權主義的悲劇，或是西方模式的式微。

單純從軍事行動來看，阿富汗戰場上的美軍在過去20年雖不是無往不利，但也常常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不過正如中國古典戰略思想所強調的，數勝者，很難避免敗亡的命運。百戰百勝從來不是一個成功國家或軍隊的優選戰略，因為百戰令民疲，百勝使主驕。無論戰術上的百勝成色幾何，百戰本身便意味著問題癥結未被解決。

如果美軍在阿富汗的失敗是一種必然，這種失敗大概是“多面”美軍共同作用的結果。

軍事轉型的美軍

第一面是軍事轉型的美軍。

冷戰后美國的軍事革命與轉型經歷了不同階段，擁有過不同定義，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以技術手段為中心尋求作戰方式創新。轉型目標是使美軍更輕更快，技術含量更高，更具遠征作戰能力，更能夠應對所謂非線性、弱前后方區別的沖突。轉型將美軍定位為應對多種威脅——不僅有大國常規沖突，也有所謂“反叛亂”（COIN）作戰。

美軍轉型在阿富汗戰場上的實踐，背離了傳統所謂“反叛亂”的理念，這是美軍敗走阿富汗所為人詬病的主要一點。這種批評意見認為，美國的軍事力量與阿富汗的作戰需要不符，從武器裝備、訓練內容到作戰模式皆如此——不論在上世紀60年代的越南，還是世紀初的伊拉克、阿富汗，美國的對手都可以通過便宜、簡單的反制措施對抗高科技武裝起來的美軍，影響美國內部政治與民意，并在作戰區域對沖美國的政治影響、提高自身動員能力。

二戰后，美軍的“反叛亂”作戰思想經歷了較長的演進，但主要理論淵源來自法國人大衛?加魯拉。加魯拉對高技術在阿富汗這類軍事-政治行動中的作用持懷疑態度，他認為最為有效的軍事工具和組織永遠是數量眾多的步兵，而高技術加持的復雜系統只會事倍功半甚至適得其反。

加魯拉體系強調“二八開”，即兩分軍事、八分政治，對于加魯拉的推崇，從軍事學術角度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大國對非西方世界豐富的游擊戰和人民戰爭實踐遮遮掩掩的接受。但實踐上是走樣的，美軍從未真正做到通過大規模人力的分散、分布投入，形成在“叛亂”區的深耕能力，即便是強調特種作戰、小股滲透打擊，其對火力支援、技術兵器的依賴，軍事人員與非軍事人員、任務的關系，始終未能擺脫美軍習慣的常規作戰文化。

十多年前，西方的軍事思想界開始出現反思的聲音，認為以空中力量、遠程精確火力、網絡化指控系統為代表高技術作戰平臺與作戰樣貌，不適合西方在中東、阿富汗所介入的軍事沖突——在這些軍事沖突中，終極戰略目標不是消滅敵人，而是在當地爭取平民百姓的支持，取得政治穩定。而西方軍隊，乃至整個政治體系，對此任務是沒有準備的。

為此，美軍做出過調整，如以2007年《美國陸軍-陸戰隊反叛亂野戰手冊》為代表的條令中，技術的作用被放在了次要位置，而給予了以人為中心的接觸策略核心地位。在這本接近400頁的手冊中，只有不到10頁是關于空中力量使用的論述，空中火力打擊被認為使用場景受限，而主要應承擔運輸和情報偵察的任務。

也是這種觀點影響下，美軍2002-2008年間在阿富汗所采取的“輕足印”（light footprint）策略被認為是完全錯誤的，拉姆斯菲爾德那套強調小而靈巧、迅捷高效、技術中心的建軍和用兵思路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

但這種條令的紙面要求并未在戰地一線生根發芽。從一線軍人的角度來看，如果“輕足印”是既定方針，那么充分發揮軍事轉型的功效便是必需。而對此，美軍高層表現得搖擺猶豫，無論是奧巴馬政府的增兵還是后續的逐步撤軍，傳統“反叛亂”作戰要求與新軍事變革都沒有得到充分施展，兩頭不靠，四不像。

風險逃避的美軍

美國軍事戰略文化中有一種風險逃避（而不僅是規避）的傾向。這種傾向，加上“技術至上”的戰略觀，導致了一種軍事迷思，認為作戰可以變成更少流血、更加“干凈”、更加置身事外、單向優勢下的非對稱對抗。而為這種迷思付出直接代價的，便是駐扎阿富汗一線的美軍。

軍事技術與作戰樣式的創新并不必然提升作戰效果。

以無人機為例。一方面，無人機的廣泛使用部分彌補了山地反“叛亂”美軍低兵力密度的問題，減少了己方人員傷亡。由無人機執行的精確斬首、定點清除，迫使塔利班、基地組織等美軍對手進行戰術、路線、藏身、行動流程等方面的調整，破壞了其組織和指揮效率，并實現了大量有效殺傷。

但另一方面，無人機的有效性本身也促成了美軍對手戰術組織、行動方式的迭代，而無人機對平民的大量誤擊，特別是在高強度使用初期，更加劇了當地民眾對美軍的反感。加之遠程殺傷與傳統面對面對決的勇武精神相抵觸，其在普什圖人群中激發的厭惡、仇恨或高于恐懼與震懾效果。

與此同時，美軍常年面對的低技術對抗手段，如路邊炸彈，由于其不可預料性和足夠的局部殺傷能力，迫使美軍不得不進行大范圍的裝備調整和駐軍堡壘化，耗費大量研發、裝備和組織成本，這還不包括美軍個體軍人所直面的心理創傷和伴生的巨大社會成本。

風險逃避也體現在對傷亡的過度敏感。基于后勤補給、態勢感知、指揮控制、兵力調動、火力等全方位優勢，特別是高素質的軍事醫療團隊、單兵防護設備、防地雷反伏擊車等專門裝備的使用，這20年來，美軍在阿富汗的傷亡相比歷史上任何一個長期沖突都要小得多。但是這種戰術性成功也帶來了組織、管理甚至作戰文化上的負面影響。

在駐阿美軍地面部隊的一線作戰準備中，更多的時間和討論往往聚焦于傷員處理與后送的準備、困難、方案等問題，而非作戰計劃協調、人員物資調配、預案比較、盟軍友軍溝通等。在幾乎所有戰斗預案中，一旦出現傷亡，整個行動的重心，從指揮部開始便會進行全面傾斜，而行動目標本身則成為次要內容。

出于安全考慮，美軍與阿富汗當地百姓的直接互動被大幅減少。而情報的獲取、本地人的態度，都是“反叛亂”作戰的關鍵。這方面美軍在阿富汗的做法是不如在伊拉克的。傷亡人數的大幅下降是這種軍事介入方式的直接結果，但這也使美軍與本地人之間本就極難克服的鴻溝進一步加深。

軍事沖突在本質上不是單純器、物、料的比拼，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搏殺。戰爭永遠意味著死亡、破壞、殺戮和失去。今天的美國，并不具備“送孩子們上前線”的社會基礎，至少對于阿富汗這樣的戰爭環境和要求來說。

上下不調的美軍

戰術與戰略的合拍在阿富汗始終未能實現。美國的職業軍人大都認為，在阿富汗戰場上，行動和戰術層面已做得足夠好，而戰略規劃則存在錯位。好戰略與壞戰術，或壞戰略與好戰術之間，并不能相互彌補。

相較在阿富汗的操作，美國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相對更加協調。國家和戰區層面的戰略更加明確，而一線軍事主官的行動與戰略目標保持了一致。華盛頓的目標更為明確，而“堅定決心行動”聯合特遣部隊（CJTF-OIR）的各層指揮官，以麥克法蘭為代表，在確保物資和人員調配、協調行動節奏、協調伊敘武裝力量等方面均較好地完成了使命。

這樣的上下協調在阿富汗并未出現。戰略目標不清晰，力量、物資與目標不匹配，長遠規劃缺位，目標與行動方案不一致。美軍始終戴著鐐銬行動，無法基于目的進行力量和行動上的充分組織和部署。

至于訓練阿富汗政府武裝，從規劃到執行更是一團糟。不僅是建軍思路和作戰方式有極大的水土不服，一線將領與阿富汗的軍政首腦協調存在嚴重的問題，而在這種協調的過程中，美軍還不得不隨時提防自身情報系統在當地挖的坑，隨時面對體系性的腐敗。

戰略目標與戰術行動不協調的問題一再出現。2014年美軍陸戰隊撤離阿富汗西南部地區后，塔利班在赫爾曼德省迅速卷土重來，美軍不得不從阿富汗其他地區調派兵力，重新奪取對該地控制權。像這樣的混亂，不一而足，前段時間的倉皇撤軍不過是一種延續。

對此，美國國內一直有批評聲音，認為在阿富汗的軍事介入，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到位，無論是錢、物、人的投入，還是一線作戰交戰規則的制定。他們認為，正是高層首鼠兩端的機會主義路線，導致美軍在阿富汗進退失據。

怎樣協調、如何投入，以及阿富汗戰場與其他地區是什么關系，在美國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對外問題。國內政治考量往往比戰場實際情況起著更大的作用。諷刺的是，美軍在阿富汗所面臨的一線挑戰同樣不僅是軍事問題，太多的國內政治和太少的戰爭政治，損害了上下協調的效率。

非戰之戰的美軍

在戰術和行動層面，美軍的投入不可謂不大 —— 遠程精確打擊、無人機使用、特種作戰、陸戰隊和陸軍精英的派遣、高峰時超過10萬人的常規部隊，加之空中支援。但美軍所面對的，從來不是一場純粹的軍事沖突，自始至終都不是。

在阿富汗的政治生態中，喀布爾的政府不值得信賴，“阿富汗人”的身份遠不及對本族群、本部落、本地區的認同來得重要。在其分裂化的部落社會結構中，美軍的存在意味著又一個外來勢力施加的社會、文化和經濟改變，是塔利班借以進行政治動員的契機。

2010年3月，美陸戰隊第2團第1營從英國皇家近衛騎兵團手中接管了穆薩堡地區。此后，該部的經歷為無望的“反叛亂”作戰留下了最好注腳。他們所面對的與其說是軍事沖突，不如說是文化、政治和經濟沖突。當地人并不認為自己的“阿富汗人”，而是“普什圖人”，而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是“普什圖斯坦”。

很快，這個營的軍人便發現，速勝之后是慢敗，就像歷史上很多占領軍曾經體驗的那樣——進占初期，當地武裝很快停止了與美軍的正面交鋒，除了在夜間埋設路邊炸彈之外，所有游擊戰行動均被放棄。罌粟是當地的主要經濟作物，美國曾試圖投入人力物力去改變這種經濟結構，塔利班前一次掌權之初也做過這種嘗試。但是“本地人的生活方式”有著最大的慣性和存在合理性，罌粟種植從未禁絕。反美武裝收起武器，繼續靠罌粟累積少而必要的財富，靜待美軍離開。

幾年后，美軍的確離開了，而塔利班也迅速重新占領了該地。對于2團1營的美國軍人來說，當初行動的意義何在呢？

過去20年，美軍在絕大部分時間里所面臨是一場不屬于自己的戰爭，而美軍也不屬于這場非戰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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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