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杜牧《清明》一詩名揚天下后，各地便如雨后春筍一般冒出許多杏花村，以至于后世各地為爭奪杏花村的所有權而紛擾不休。總而概之，目前學術界以“池州說”和“汾陽說”最為有力，兩者之間的嘴仗也打得最激烈，以至于一度曾對簿公堂。持“池州說”的學者認為，杜牧曾為池州刺史，且池州今存杏花村遺跡，并有諸多史籍為證；持“汾陽說”的學者認為，從《清明》一詩的情境來看，不可能是南方景色，因而力主山西汾陽杏花村才是正宗。

粗粗一看，雙方觀點均存在一定道理，但也同樣存在致命的缺陷。持“池州說”的學者無法解釋杏花這一北方花種何以出現在南方。持“汾陽說”的學者無法拿出切實證據證明杜牧曾經到過山西，只能含糊數語了事。在決定性的證據出現之前，這種誰也無法徹底駁倒對方的詭異局面恐怕還要持續下去。實際上若是換種思路，將“杏花村”這一概念分解成兩個方面：一種是文化概念上的杏花村，它誕生于明中葉的池州，明清時期受到各地文人的竭力宣傳，并在清中葉以郎遂的《杏花村志》編纂為標志，發展到了極盛，成為“千古第一詩村”。另一種則是地理概念上的“杏花村”，它起源自杜牧的《清明》，分布于全國各地。但在激烈的“地名”之爭中先后落敗，最終只剩下了池州與汾陽兩地。前者依托有著“千載詩人地”之稱的池州風景，成為文人理想中的“杏花村”。后者則憑借“汾酒”這一知名品牌，借助廣告營銷的方式傳遍大江南北，成為另一個世人熟知的“杏花村”。

若從學術角度來說，《清明》一詩是否杜牧所作還是個大大的疑問。核檢《樊川文集》、《全唐詩》，并未收錄此詩。此詩最早出現于南宋淳熙年間，而署名杜牧則要到南宋末年了。據紀永貴先生研究，“杏花村”一詞在唐詩中并不流行，在現存唐詩中僅出現三次。即“薄煙楊柳路，微雨杏花村”（許渾《 下第歸蒲城墅居 》）、“雨干楊柳渡，山熱杏花村”（薛能《 春日北歸舟中有懷 》）和“晚風楊葉社，寒食杏花村 ”（溫庭筠 《 與友人別 》）。可見，此三處“杏花村”無一次是實指，只不過求與上文求對仗而已，俱是詩人筆法。直到兩宋時期，杏花村這一意象才在詩詞中流行開來，如“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蘇軾《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萬里去黃金闕，一杯得杏花村”（鄧肅《南歸醉題家圃二首》）和“我欲送君迷舊隱，桃源流水杏花村”（釋慧遠《送楊高士歸蜀》）。這些“杏花村”與美酒、隱士與田園等意象聯系在一起，成為文人想象中如“桃花源”般的烏托邦之地，更成為后世“杏花春雨江南”一語的濫觴。而署名為杜牧的《清明》一詩正是在此時突然被劉克莊、謝枋得等人“發現”并收錄于《千家詩》中，作為一部蒙學教材，為后來中國人所熟知。可以說，現托名杜牧的《清明》一詩應是宋人所作，這種托名現象在中國文學史上并不鮮見。

杜牧畫像

池州杏花村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初，清人郎遂在《杏花村志》卷十一列出一份明洪武四年的戶帖，戶帖是明代的戶籍簿冊，作用類似于現今的戶口本。戶帖中寫道：“一戶，郎禮卿，池州府池州縣杏花村居住。”這是池州杏花村第一次出現在世人眼中。當然，這也不能說明杜牧所說的“杏花村”即是池州杏花村。這一時期的池州杏花村同他全國各地的“兄弟”一樣，都只不過是時人附會所來，還沒有受到世人的明顯關注。正如《四庫全書總目》評論《杏花村志》時所說：“然流俗相沿多喜附會古跡，以夸飾土風，遂居是村以古今名勝建置。”但到了明中葉，地方官紳開始有意無意將池州杏花村與杜牧相聯系起來。明嘉靖二十五年成書的《池州府志》中，明確指出了杏花村的位置就在“城西里許”，并第一次與杜牧《清明》詩聯系起來。同時，池州府同知山西人張邦教率先在池州當地“立亭表之”，亭名即是“杏花亭”，這是實體建筑上完善杏花村的開始。

池州地方文人也在重新發掘或者說竭力構建池州杏花村這一概念，最主要的方式則就是通過詩文。其中最早屬宋人（一說元人）曹天祐的《杏花村》，詩云：“久有看春約，今才出郭行。杏花飛作雨，煙笛遠聞聲，舊蹤尋何處？東風暖忽生。酒壚仍得醉，倚待月華明。”最具代表性的則是明代景、弘之間邑人沈通、沈昌父子，如沈通有詩《題友人西郊書屋》，詩云：卜筑城閨外，居臨杏塢西，桑麻深繞屋，桃李鬧成蹊。種竹開新徑，移花帶舊泥。小園閑坐處，幽烏一聲啼。沈昌有《杏花村》，詩云：杏花枝上著春風，十里煙村一色紅。欲問當年沽酒處，竹離西去小橋東。關鍵是沈昌后來著有《池陽懷古》一詩文集，前后錄詩二百余首，其中就收錄了不少關于杏花村的詩詞，這就為池州杏花村在士林間傳播打下了基礎。

此后，歌詠杏花村的詩詞產量進入噴涌期。池州風景秀麗，離當時的文化中心江浙地區又相對較近，吸引大量士人前往池州杏花村進行朝圣時拜訪，當地官員也竭力提倡、鼓勵這一文化活動。而《杏花村志》中收錄的從唐到清關于歌詠杏花村的兩千余首（篇）詩文，絕大多數創作于明清兩代。可見在當時士人心中，池州杏花村開始取代其余各地杏花村了。即使部分士人內心明白池州杏花村亦是后人附會而作，但此時池州杏花村卻以其獨特的江南風光成為所有杏花村的代表，其文化意義遠遠大于其地理意義。因而他們心底默認了這么一個事實：池州杏花村，正是杜牧筆下的杏花村。正是通過歷代文人墨客的這樣大力宣傳，使得池州杏花村這一文化概念逐漸成熟起來。

《杏花村志》

到了清康熙年間，關于杏花村的各種文獻史料及傳說積累已經相當可觀。邑人郎遂于是作《杏花村志》十二卷，成為池州杏花村概念完全形成的標志。乾隆朝修撰《四庫全書》時，《杏花村志》又被選入，成為全國唯一一部收入四庫全書的村志。池州杏花村之名，也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認。同時，杏花村的實體建筑也基本趨于完成，至清代，整個杏花村形成了一片方圓十余里古色古香、景色如畫、蜚聲相傳盛四海的風景區。相傳其時有老杏萬余株，絢爛迷觀，堪稱盛景。

池州杏花村

池州杏花村，原只不過是幾間“淪于荒煙野草之中”的茅舍酒肆，只不過“跡以名重，地以人傳”。在地方官紳與文化名人的精心構建下，才成為今天的 “千古詩村”。如此看來，池州與汾陽兩地爭奪“杏花村”，其實也并無多大意義。池州搶不走汾陽的“美酒”，汾陽也搶不走池州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