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80后、90后正在登上村莊政治的舞臺，參與開展鄉村治理工作。經由資格審查、筆試面試、公式體檢等環節，這些新生代通過了村級后備干部的選拔，得到任用。在筆者對村干部的訪談中，年輕的村干部直接指出“職業不后悔、待遇不滿意”，也有人說，“當兩年村干部，‘賠’了10萬元”，以此來表達工資收入不足以支撐生活開銷的窘境。還有人援引網絡用語，戲稱基層工作人員往往是“拿著買白菜的錢，操著賣白粉的心”。盡管如此，對于“錢少事多”的村干部，競爭卻不少。

筆者調研的安徽省蕪湖市S鎮自2016年起，公開招聘了第一批村后備干部，之后逐年穩定招聘，至今，轄區內幾乎所有村民委員會都有后備干部。在招錄第一批后備干部時，共有40多人應聘8個崗位，報錄比約為5:1。而后，后備干部職位競爭越來越激烈。從2020年招錄人數來看，預計招錄8名后備干部，其中，A崗3名，主要從事計劃生育、婦聯等工作，適合女性報考；B崗5名，主要從事信訪維穩、民兵武裝等工作，適合男性報考。2020年，共有60多名女性、50多名男性報考，據此，A崗的報錄比達到了20:1，B崗的報錄比為10:1。

值得追問的是，這些青年為什么樂于當村干部？擇業動機又形塑了怎樣的新生代村干部群體特征？從長遠來看，這一群體將對村莊治理產生怎樣的影響？

村干部還有吸引力么？

上世紀40年代，費孝通在《鄉土重建》一書中提出了“雙軌政治”的概念，刻畫出以皇權為中心的官僚體系和圍繞紳士群體而形成的社會自治生態。承接“雙軌政治”概念的解釋力，處于國家和村莊社會關系之間的村干部被劃分為國家代理人和村莊當家人兩個理想類型。實際上，代理人和當家人分別將政治激勵和社會激勵作為村干部的擇業動機，這樣的精神利益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就現實層面而言，村干部工作帶來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而當兩種收益均缺乏有效保障時，很多村干部便選擇充當村莊政治的維持者和村莊秩序的消極守望者。在此之外，村干部職業的灰色收入空間也往往被視為影響職業吸引力的重要因素，這就意味著身份收益存在顯性和隱性之別（既可能是物質收益，也可能是精神收益）。

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下，很多群體享受到了市場收益，但對于牢守鄉土的村干部群體而言，則并沒有帶來明顯的經濟收益。在城鄉一體化地區，尤其是村莊經濟出現分化的情況下，村干部的工資收入仍是寥寥可數。根據S鎮的相關規定，村級后備干部的基本工資為一般干部標準（2016年政策規定為2000元，按照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每兩年調整一次），加上考核獎勵、年度績效的總收入約有4萬-5萬元。隨著國家治理體系的深入，村莊治理的財務監管愈加嚴格，村干部的工作的灰色收入空間也被嚴格壓縮。僅僅憑借四五萬元的工資收入，難以產生有效的職業激勵。同時，各項基層治理事務日漸增多，村干部疲于應對。在迎上的行政任務帶來工作壓力的同時，也擠壓了對下的群眾工作安排。干群關聯愈加脆弱，不可避免的瓦解社會性收益的存在基礎。

能顧家，村干部的最大優勢？

公開報考時的激烈競爭意味著“錢少事多”的村干部職業仍具有明顯的吸引力。多位受訪的年輕村干部均指出，村干部職位具有比較優勢，即和單純的工廠勞作收入（約有3000元/月）相比，村干部的工資收入更高，并且工作時長短，像電子廠、服裝廠工人都只有單休，并且每天幾乎加班到晚上七八點；而和在外省市工作的同齡人相比，雖然工資收入比較低，但是離家很近，可以滿足“顧家”的需求。幾位男性村干部多次強調的“顧家”需求似乎挑戰了傳統的對男性家庭分工的認識，但也不得不承認，與具有大學及以上學歷、傾向于在一、二線城市就業的年輕人相比，以及與不具有學歷優勢、在勞動密集型企業就業的年輕人相比，具有大專學歷的年輕人與縣-鄉政府、機關單位等體制內就業機會是一種雙向匹配。

退役后來到村委會工作的邱陽說，“村干部收入是挺低的，我在外地也是能找到工資高的工作的，但我的媳婦在本地不一定能夠找到合適的工作。現在夫妻分居也不現實，并且，我的孩子怎么辦？不在身邊，教育不好的。離父母遠了，突然有什么問題，也照顧不來。”突顯的家庭完整性需求反映出青年群體家庭認同觀念的新特征。

所需要“顧”的家既包括核心家庭，也包括父輩家庭需求，而且，家庭發展預期中的經濟維度和情感維度都變得愈加重要。

80后、90后均已達到婚育年齡，家庭發展任務多以教養下一代為核心。80后的何鳳雪有一兒一女，分別上初中和小學。由于丈夫在蕪湖市區工作，工作日住在市區，只有周末回家，平日教養孩子的主要責任便落到了她的身上。何鳳雪指出：“村干部工作具有一定的靈活空間，同事間的工作也很好協調。在被老師叫家長或需要開家長會的時候，我能夠比較容易請到假。這在其他單位可能是不方便的。88年的董加成的女兒正接受小學教育。他給女兒制定了詳細的學習計劃，要求女兒遵守早上6：30起床，晚上9：30睡覺的時間規定，周末白天的數學、語文、英語等各科的學習時間也都精確到每一個小時，額外還有女兒參加舞蹈興趣班及課后練習的時間。董加成坦言，當村干部基本不用周末加班，這是難得的優勢，自己可以將工作之外的時間全部投入到女兒的學業安排上。

90后村干部的子女多是0-6歲，屬于學前教育階段，尤其是在2016年實施二孩政策后生育的第二個子女，多處于嬰幼兒時期，具有強烈的照護需求。從日常實踐來看，嬰幼兒照護的責任主要由孩子母親、（外）祖母等女性承擔，但親密平等的兩性關系促使家務分工的性別化區隔不再明晰，受訪的男性村干部多將家務勞動、照看子女以及其他協助工作視為履行家庭責任的表現。

核心家庭的需求構成了年輕人履行家庭責任的重心，同時，關懷父輩也是家庭責任的重要組成部分。借助在村莊工作的距離優勢，村干部可以在工作之余兼顧對留守父輩的照看與慰問。“我每天都在去村里巡邏，順路就可以看看家里，有什么活兒也可以隨手干一下。”

新生代村干部背后的家庭支持

從最直接的理解來看，顧家就是照護家人，滿足需求，有序應對家庭危機。“顧家”雖然可以被視為新生代村干部的主觀傾向，但這一傾向背后卻以父代和子代家庭間的資源互動、代際關系為基礎。也就是說，年輕人試圖顧家的同時，也是深受照顧的過程。

（1）父輩家庭承接了購房壓力

于安于2014年在縣內全款購入40萬元的住房，自己在當兵期間及退役后補貼和妻子的積蓄共有20萬，余下為父母出資20萬，裝修錢由妻子的父母支付。與之類似，何鳳雪于2015年全款購置了42萬元的房產，除了夫妻二人的積蓄外，公公給了15萬元，自己的父親給了4萬元，而后，在裝修、買車時，公公婆婆曾給予萬余元的支持。如果父輩家庭的積累相對有限，難以支持子代家庭全款購房，幫忙支付首付成為折中選擇，許超家庭就是如此，每個月需還貸一千元左右。子代獨立購置住房的經驗并不多見，更多的年輕人都因為經濟積累薄弱，必須依仗父輩支持才能滿足城市化的住房需求。

全款購房極大地緩解了子代家庭的生活壓力。筆者調研的市縣有著豐富的工作機會，靈活就業的空間大，有利于父輩家庭積蓄，這是父輩家庭提供強支持的現實條件。如果父輩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從事農業勞作，可能不具備提供強有力的代際支持的能力；而對于在第一二線城市工作生活的青年家庭來說，即便是發達地區農村父輩的投入也可能意味著杯水車薪。在家庭大宗支出問題得到解決的情況下，年輕的村干部沒有強烈的動機去追求高收入崗位，隨著工作預期的穩定，家庭生活質量成為評估個體生活的重要維度，并得到普遍認可。

（2）父輩家庭降低了子代生活開銷

日常生活中的父輩支出，主要包括給子女配送一些小菜、雞鴨等禽肉，給孫輩的零花錢，逢年過節還會給孫子發紅包，一次幾百元到兩三千元不等。于安指出，平日里主要靠父母的錢支付整個家庭的開支，母親一個月大約要補貼1000元，主要就是買葷菜，而長期居住在農村的父親會種植一些青菜，圈養雞鴨，這些食材也都不間斷地送到了子女家庭的日常餐桌。許超則強調，雖然沒有額外的直接補貼，但平時父母都將飯菜準備好，三代人在一起吃飯，小家庭節省了伙食費。

（3）父輩家庭提供照護服務

從居住空間上看，子代家庭普遍在縣城買房，而老年人多居住在農村。近郊村的區位優勢是兩個家庭的空間距離很近，在子代家庭需要幫忙照護孫輩的時候，祖母或外祖母可以極其方便地提供照護勞動。根據被訪者的描述，祖母們每天早出晚歸，騎電瓶車10-20分鐘往返縣城兒子家和農村居住地。除了接送孫子女上下學（園）之外，還會幫忙洗衣服，做家務。董加成的父母在南京務工，雖然沒有直接幫助年輕夫妻照看嬰幼兒，但每年都給予小家庭上萬元，“我的爸媽說，這筆錢可以用來請保姆。”在這個意義上看，也是父輩家庭投入照護工作的表現。

家庭動員面臨壓力，制度保障有待完善

無論是直接的經濟投入還是照護勞動投入，兩代人都形成了緊密的家庭分工模式，根本原因在于持續向下投入的新家庭主義特征已經成形，如何最優地實現家庭功能成為每個青年家庭都要面對的問題。

平衡家庭經濟收益和照護勞動的過程中會出現不同的人力配置方式，例如，許超在訪談中比較了本人家庭和董加成家庭的勞動力配置差異。“董加成的父母一直在南京醫院當護工，一年收入約有十幾萬元，可能因為是妻子上班的工資不如爺爺奶奶的務工收入，所以她單獨在家帶兩個小孩。我的媽媽沒有文化水平，沒有好的務工機會，只能在家帶孫子。”以第三代成長為目標，父輩家庭的參與必不可少，代際分工更加緊密，也會因此重新進行家庭分工。于安描述了他對未來家庭發展的預期：“等到他（第二個孩子）滿1周歲，妻子會上班，到時候會讓母親辭職在家幫忙帶孩子。因為我老婆年輕，肯定要上班，在家三四年會與社會脫節；并且她有會計證，好找工作。我媽媽在服裝廠的工作有靈活性，收入不高，可做可不做，有時她覺得天冷了，就不去上班，在家幫忙帶孩子，當天的工資也不要了。”

從現實經驗來看，目前，包括嬰幼兒照護在內的兒童撫育支出相對較低，而當第三代參與市場化教育競爭時，家庭經濟開支將明顯增大。與之類似，低齡老人通過提供照護服務等方式參與家庭勞動力配置，降低了子代核心家庭的經濟成本，但當老年人年紀漸長，出現慢性疾病或者重大疾病之際，子代家庭的投入必然隨之增加。如此一來，兩代家庭平衡的合作共濟關系就被打破。對新生代村干部而言，在家庭功能導向下，可能傾向于謀求其他工作崗位。

村干部組織結構的穩定性建設要以制度設計為依托。實際上，由于后備干部的經濟收入水平一般、晉升渠道有限，已造成一定的職業流出情況。這更加督促健全對新生代村干部的制度保障體系，例如提高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優化社會保障服務、搭建技能提升平臺、理順職業晉升渠道等內容都亟待進一步推進。

（作者徐宏宇系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