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陳志武（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

主題：金融為什么普惠？——家族·市場·宗教·國家

時間：2016年3月28日

主辦：騰訊思享會、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生會、理想國

【編者按】

3月28日，在“金融為什么普惠”主題講座上，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陳志武從《金融的邏輯》這本書中的案例和話題出發，從家族血緣、宗教、歷史及人文等角度進行解讀。陳志武認為，金融市場推動了戀愛自由。他說，有了金融市場后，以靠婚姻跨期進行風險配置、收入配置的需要沒有了，這就是為什么今天的女孩和男孩解放了，是因為終于有其他工具來解決安排方方面面的生存需要。

以下是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對陳志武演講內容的摘錄:

金融市場對解放婦女關鍵作用

在中國，18世紀、19世紀、民國時期有這樣的現象：一旦發生災荒，生存受到挑戰時，中國人會把妻子或者女兒賣掉。我們研究表明，在災荒時，妻妾買賣市場中的供給會大大增加，導致妻妾的價格明顯下降。其實不只是中國人，在非洲、亞洲其他國家，這都是非常普遍的，把妻子、女兒作為保險資產規避風險。不過今天有了金融市場，中國社會不再有那么多人把妻子、女兒或者其他人賣掉變現，讓一家人找到活路。而是利用金融市場，要么買保險要么通過借貸，讓一家人渡過難關。

印度和中國差不多，印度農村很喜歡把女兒外嫁很遠，會把不同的女兒往不同方向嫁很遠，平均會嫁出去30—40公里左右的距離。幾個耶魯教授研究發現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不同村之間同時經歷災荒沖擊的概率很低，兩個村距離越遠，同時發生某一個災荒沖擊的可能性就很小。最后他們的研究發現，受到災荒沖擊時，越是有女兒外嫁很遠的家庭，應對災荒沖擊的能力就會越好。

但我這里要說的是——之所以在中國和其他傳統社會沒有婚姻自由、沒有戀愛自由，為什么沒有這些自由？是不是那個時候的人不浪漫、很傻，沒有這樣的愿望追求自己愛的人？道理很簡單，那些人不傻，但沒有進入市場時，想自由戀愛、自己找自己喜歡的對象，嫁給你或者娶你愛的人太奢侈了，你的父母把你養大，他們指望你，利用你的婚姻規避他們的風險，達到經濟目的。你一來就要戀愛自由、遠走高飛，嫁給你最喜歡的小伙子或者娶你最喜歡的女朋友，沒結婚之前也許可以，但到你快要結婚的時候，你父母或者其他親戚就定了。我聽說北方，尤其對女孩來說，舅舅掌握著大權，把你嫁給誰，最后要舅舅同意。那時候，戀愛自由太奢侈了，可望不可及。

但有了金融市場后，以靠婚姻跨期進行風險配置、收入配置的需要沒有了，這就是為什么今天的女孩和男孩解放了，是因為終于有其他工具來解決安排方方面面的生存需要，解決風險事件是對我們的生存構成挑戰時，實際怎么樣活下去的問題。所以總的來講，金融市場對于解放個人，特別是對于解放婦女起非常關鍵的作用。

四種跨期風險保障安排

在中國之前之所以有賣妻、買女的傳統，在印度有用女兒的婚姻解決跨期風險交易的需要，是因為在沒有金融市場時，一旦發生災荒等風險事件挑戰人們生存時，才會被迫采取賣妻、賣女或者賣其他東西的行為。為了說明這一點，先總結一下，對今天人類社會來說，用來所依賴解決風險挑戰的方式大致上包括下面這四種：

第一種是今天熟悉的金融市場，貨幣化的交易。通過貨幣化、契約化的交易，達到人與人之間、人與不同金融機構之間的跨期交換安排，包括各種類型的保險產品、銀行的借貸、儲蓄，還有不同的退休基金、投資基金甚至于房地產基金、實物投資品，還有珠寶、藝術品、油畫都可以投入，都可以達到跨期進行價值配置、價值交換的，這些在我看來都是市場化解決方案所包含的內容。

第二類基于家族、血緣網絡給我們提供的，也是跨期價值交換的安排，養子防老是最具體的方式，所以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作為父母的兒子、女兒，第一個要完成的功能是給父母或者長輩提供未來生老病殘的安排。這是基于血緣、家族、網絡和相配的文化，包括儒家文化，最終達到跨期保障的效果。

第三種安排是基于宗教。我這里講的宗教可以是多種類型的，可以是佛教也可以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任何宗教、信仰體系。關鍵一點是，這些宗教起到對不同人之間共同的信任基礎非常核心。如果我們都是基督教徒去不同的教堂，但因為這個共同的宗教信仰，讓我們之間在價值取向上、行為規范上、行為風格上就有非常多的趨同。這樣的話，我們之間就有了一個跨期信任的基礎。當然這個是相對于陌生人的。

第四種安排是現代福利國家，有政府的社會福利體系、災荒、救濟或者失業救濟。

這四種不同安排，在我看來是目前為止人類社會經過幾千年的摸索，慢慢導出來的、達到跨期保障的效果。

宗教與金融

為什么三千多年以后，金融跨期在中東和后來的中國等不同地方發生了，但后來一直沒辦法進一步發展。我首先要強調的是，在文化、宗教、理念上，不只是中國，西方社會歷來就存在著對貨幣交易根本的排斥，對于市場化解決人際交往、人跡交易、互助歷來都是排斥的。

比如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所依賴的《圣經》，其實有兩部主要的著作：一部是《舊約全書》，一部是《新約全書》。這些年我關注最多的是《舊約全書》的《申命記》，其中第23章第20段說到：借給你兄弟銀錢、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第21段：“ 對外方人你可取利，對你兄弟卻不可取利，好使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占領的地上，祝福你進行的一切事業。”大致的意思是這樣的：如果把錢借給你朋友，不可以收利息，不能用錢賺錢。如果把錢借給陌生人、借給外方人，是可以收利息的。

《申命記》這兩句話，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解讀完全不一樣，這是他們核心的分歧。在基督教牧師和哲學家看來，這里講的外方人、陌生人是指敵人。也就是說按照《舊約全書》這一段話來說，除非你是把錢借給敵人，否則你是不可以收利息的。我們會想，為什么不可以收利息？今天在中國用錢賺錢甚至不用錢賺錢，沒有人心里會很顫抖或者猶豫一下，但基督教很嚴格，如果違背《舊約全書》、違背《圣經》的教導，還要用錢賺錢的話，等你死的時候是要入地獄，不會上天堂。

猶太教對這段的話解讀，給朋友、兄弟借錢，是指只有信猶太教的人才是這里指到的“兄弟、朋友”，非猶太人都是陌生人。這是為什么從兩千多年前開始，有人一開始在中東，后來在歐洲社會，一直是猶太人從事金融借貸業務，因為猶太人在宗教上沒有禁止，借給其他猶太人是不會收錢的，但借給非猶太人收利息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猶太人和基督教之間解讀的差別，難道有那么重要嗎？這個太重要了。我們熟悉人類歷史甚至更早的歷史，跟這個解讀有很大關系。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希特勒從小就恨死了猶太人，是因為猶太人可以從事金融業務，在歐洲過去至少1500年左右，猶太人在歐洲的金融行業一直唱主角，基督教徒一直到16世紀才被解放，也可以從事用錢賺錢的金融業務。但到16世紀新教革命之前，基督教徒嚴格意義上是不能夠從事金融交易的。這是為什么過去1500年前，猶太人先從西班牙被趕走，分別在德國、英國等不斷地被趕。

16世紀的時候，全世界猶太人只有兩三百萬人，但這兩三百萬人幾乎被驅趕到歐洲每一個城市，是因為你把錢借給別人時，那個人肯定很高興，給他雪中送炭，沒人拒絕也沒有人不感恩的。但放心，等他還錢的時候，沒有人高興。這是為什么在歐洲1500年左右的時間里，猶太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僅僅給家人、家庭借貸，而且給很多歐洲國王放貸。但這些國王也好、做企業的人也好、歐洲人也好，還有借錢的歐洲個人也好，每到還錢的時候都恨死了猶太人。20世紀的希特勒也是一樣，所以他長大后，把猶太人從整個歐洲趕出去，如當時不同的羅馬教皇一樣。當時羅馬皇帝說，我一定要把那些猶太人趕到世界各個地方游蕩，讓他們無家可歸。

所以猶太教跟基督教對《申命記》這兩句話的解讀不一樣，在相當程度上寫下了過去兩千年左右西方國家、金融市場的發展史，這個很重要，是很大很關鍵的差別。

福利越高，越少人去教會

前面我說到儒家體系、宗教、現代市場、政府福利對我們安身立命明的保障、規避風險都可以起到積極的正面作用，那么是否真的這樣？為了說明這一點，我給大家介紹幾個研究：

第一個研究，儒家文化影響深和淺，在中國社會規避風險和災害挑戰時，到底能不能發生什么作用？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把香港科技大學龔教授和他的學生做的研究拿出來了，他們將山東107個縣自1644—1911年，受儒家影響深和弱的縣作為研究對象，研究他們在對抗災荒沖擊能力方面到底有沒有差別？是儒家文化影響比較深的、大家都按照儒家“三綱五常”來生活安排的縣對抗風險能力更強，還是不怎么信儒家文化的縣更能夠對抗風險的沖擊？

龔教授用山東107個縣，每一個縣的文廟或者孔廟的數量度量在那個縣的儒家文化影響到底強還是弱。所以基本的假設，孔廟、文廟越多的縣，說明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對儒家文化的尊重更強。

當然我們可能會問：什么情況下農民更有可能起義和暴動？受到災荒、沖擊的時候，尤其旱災發生，糧食欠收，這時候農民暴動的可能性比平時高很多。所以從他們的研究大致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影響越深的縣和地區，人們對于血緣網絡、對于孔家店的依賴度更高，而且也更靠得住。這樣一來，儒家文化影響越深的縣，即使是他們受到災荒、沖擊的時候，互通有無的傾向性和可能性就會越高。而相對而言，儒家文化影響比較弱，孔家店不怎么堅固、影響力不是太大的地方，受到災荒沖擊的時候，大家各顧個的可能性就會越高，大家走投無路，用暴力求生存的可能性就會越大。

儒家文化，根據龔教授的研究，的確在鞏固人與人之間、互通有無方面可以做很大貢獻，特別是在災荒、自然風險發生時，越是有很強的儒家文化支撐的家族結構、社會結構，應對災荒和風險沖擊的能力就會越強，用武力、暴力求生存的必要性就會小很多。

當然，盡管是這樣，因為儒家為了支持儒家的“家”規避風險的功能、跨期交易的功能，每個人做出的犧牲很多，必須得受“三綱五常”、等級秩序的約束，而且這個要悌化、那個要悌化，要孝敬。

金融市場如果也能夠達到同樣的效果，在爭取個人自由上需要個人努力和犧牲。權衡之下，我這樣的人，肯定會喜歡金融市場提供的風險保障安排，因為金融市場要求我個人在自然權利方面做出的犧牲很少，但儒家文化主張的等級秩序給我的制約，要我做出的犧牲太大，所以我不愿意，我盡可能地想從這個體系出來，更多地想依賴現代金融市場達到同樣的效果。

剛才我說到宗教、教會和儒家支持的家庭、家族，可以有相互替代的關系，也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風險保障的效果。那么現實中是否真的這樣？ 這里我介紹一個簡單的研究，他們的研究對象是1980年到2001年，不同的美國人包括白人、黑人的開支收入調查，他們想知道，在美國人眼里，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一旦他們的收入受到災荒或者危機沖擊時，誰對消費受影響會更大？

結果他們發現，美國人里，參與宗教和參與教會活動的人，在他們收入下跌時，比起那些不信教的人，他們消費程度要低40%。也就是說，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讓我們看到信教最后給你的消費、收入保障可以比不信教的人要好40%左右。所以信教有40%左右的保險功能，剩下的60%沒辦法通過教會體系規避掉方方面面收入沖擊帶來的影響。

既然我們講到儒家影響、信儒家的程度深和淺，信基督教、其他宗教的深和淺，都對我們對抗風險事件的沖擊有很好的顯著的正面作用。如果是這樣的話，金融市場也可以給我們提供這樣的保障。

過去很長時間讓我很納悶的一個現象是：美國社會金融市場是最發達的，美國政府的福利也有不少，但美國比起西歐國家信教程度要高很多很多。西歐很多教堂要么被拆掉、要么被賣掉，轉換成其他的，比如做寫字樓、酒吧或者迪斯科舞廳。但在美國，尤其競選總統時，如果不是很虔誠的教徒是選不上總統的。

歐洲金融市場很發達，美國的金融市場也很發達，但美國人比歐洲人更信宗教，這好像跟我的理論有很大的矛盾，按理說，美國金融市場這么發達，收入又這么高，政府的福利又這么好，用不著去靠宗教得到進一步的保障和支持。

首先是政府福利和宗教、教堂的作用于個人的安身立命、風險保障方面，有很強的替代作用。正因為西歐國家政府福利，包括瑞典、法國、德國的政府福利非常高，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政府給你提供了生老病殘的保障非常好，有沒有動力再去找別的保障？沒有了。以前我們談到要保留中國傳統文化，放心，非洲人、印度人、歐洲人都這樣說。但我希望今天給大家講的一個基本道理是：沒有一成不變的文化，文化在中國和其他國家歷來都是變的，因為人是很務實的，只要我有更好的安排就不需要這個安排。今天我們接收的文化內涵，根據今天的生存手段、生存方式，不靠那些文化支持時，日子就可以過得很好，不管是下大雨還是下大雪都沒有問題，天不怕、地不怕、宗教不怕，上帝也不怕，甚至領導也不怕。這是一旦歐洲人能夠找到政府福利的支持后，很多人很快就放棄教會的原因。正因為這個原因，美國很多人，極力反對福利國家和福利社會。

現在看起來，不管是福利國家的主張者還是宗教的主張者，今天基本都不再排斥金融市場的發展。我上學期講《金融與社會》的一門課上就是講這些問題，我問學生這反映了什么問題，怎么理解、怎么解釋？今天主張政府福利國家的人和主張宗教影響的人，偶爾會罵華爾街的人、要占領華爾街，但總的來講，沒有誰說要完全把金融市場給關掉，為什么是這樣？為什么宗教組織的推動者不在把金融市場看成是對他們的威脅，更把福利國家的主張者看成是對他們的威脅。這背后的原因是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場提供的各種工具有一個前提，即你的收入要足夠的高。所以中高收入階層，基本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在今天的中國，金融市場可以幫助你安排好很多的風險事件、生老病殘的需要。但金融市場再發達，對于非常低收入的社會底層人是沒辦法的。所以這個群體是福利國家的主張者和教會主張者都希望拉過來的群體，也是他們都希望主要服務的對象。于是，出現了一種競爭：如果福利國家，美國也像歐洲這么高福利，那么美國人過不了多少年，就會越來越少的人去教會。所以教會主張者在美國極力排斥福利在國家的膨脹。

信教不信教，發不發展金融市場都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比如基督教進入中國有幾百年，但是到19世紀中期，比如1870年左右，各個國家派到中國來的基督教傳教士，在北京開了一個會，講我們要推廣上帝的福音，讓更多人享受上帝帶來的好處。但是中國人對祖先看得更認真，都去祭祖，在家里的祠堂里燒香，拜祖先。要中國人轉過來信上帝、信基督教太難了。1872年左右在北京的會議上，這些傳教士達成了共識：為了更好地播散、傳播上帝的福音，必須采用下面的策略——中國哪里有饑荒就到哪里去，提供更多的救濟，讓中國人在災荒時感受到上帝的福音。所以通過派醫生、派很多的教徒到災荒的第一線救濟。這樣一來，接下來的幾十年轉變成為基督教教徒的增長率貢獻是極大的。最后，中國人可能比美國人更現實，只要能夠給我一些好處就相信，不給我好處，再怎么說，還是回到祖先的祖墳面前磕頭，但我不愿意去你的教堂。

（本文根據主辦方提供的速記整理，未經主講人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