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魯迅誕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4月2日，由上海社聯《探索與爭鳴》編輯部、復旦大學中文系與上海東方青年學社主辦的“拿來主義與文化主體性：從魯迅傳統看中國與世界——紀念魯迅誕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高峰論壇在復旦大學舉行。

來自復旦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同濟大學、吉林大學、蘇州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科研機構的40余位魯迅研究專家濟濟一堂，紀念這位20世紀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共論魯迅傳統與魯迅精神在中國與世界維度的現實意義。

魯迅：一個地地道道的百年前的“80后”

理解魯迅的關鍵出發點，在于切近他所處的時代。上海社聯專職副主席、上海東方青年學社常務副理事長劉世軍在致辭中認為，對魯迅而言，我們更愿意紀念他的死，因為魯迅先生的死真正體現了向死而生的精義。“魯迅傳統”是中國人對待文化應該持有的根本態度和立場，即文化包容和自主自信，這顯然切入了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的要旨。

進行主旨演講的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中文系教授陳思和頗為風趣地指出，若從代際來看，出生于1881年的魯迅，是個地道的一百年前的“80后”。在1910年代，魯迅和胡適、陳獨秀這些知識健將，正是處于當今“80后”、“90后”的年齡，他們取得了知識話語權，并推動了20世紀中國相對激進主義的文化潮流。魯迅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屬于年輕人的時代。那個時代需要的不是常態的、循規蹈矩的人物，而是魯迅這樣充滿先鋒性的桀驁不馴的個體。魯迅碰上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大時代，他的才情性格正合時宜。陳思和教授認為，魯迅是一個在動蕩時代中產生的獨立個體，其超然卓絕的獨立性，成就了他始終抗拒主流的戰斗精神。

當然，魯迅并非簡單地順應潮流，而是積極地處于時代浪尖，引領時代前行。雖然魯迅時常在文字中保持一種孤獨的筆觸，但從早年參加光復會，到后來參加五四運動、北伐、左聯，他“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尋找了中國社會最尖銳的政治力量”。

可以說，魯迅之所以偉大，正在于他遇上了偉大的時代。不過，他得益于時代的恩賜，也受制于時代的束縛。魯迅那代人，處于新舊雜糅之間，面臨著中西對沖的時局。正如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引馳所言：“他們沒有老師，他們自己找老師，他們自己特別痛苦，可能是特別痛苦的一代，要在中西古今之間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

用世界眼光講述中國故事

本次論壇的關鍵詞由“拿來主義”、“文化主體性”和“魯迅傳統”構成。經過一輪輪歷史演繹，在魯迅被簡化為愛國主義者的符號后，本次論壇首先以開闊的全球化視野，談論魯迅及其拿來主義、國際主義精神、相互主體性思想，追其本源，皆立于全人類視野和精神之中。

后世在探討魯迅思想遺產時，往往偏重突出魯迅充滿民族魂魄的愛國主義，對魯迅的世界主義研究卻寥寥。然而，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國際主義并不是朽去的概念。魯迅一方面始終注視著腳下的大地，對本民族有著深沉的熱愛；而另一方面，恰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趙京華引介前人評論：“魯迅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國際主義者”。

北京大學中文系高遠東教授則認為，近現代東亞地區思想意識的最大公約數當非魯迅莫屬，而能夠超越國家政體、社會結構、文化背景的主導意識就是魯迅的“相互主體性”意識。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譚桂林教授指出：“用一種世界的眼光來講述中國故事，這是‘五四’時代以魯迅為首的一代新文學家們最為突出的思維特點。采取這樣的眼光，當然與‘五四’一班新文學家大都是留學知識分子有關，他們手里都掌握著豐富的西方文化資源，可以信手拈來。但更為深層的原因是，這群留學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感受到了中國歷史上文化變革的一個從未跳脫出去的怪圈，即揭橥主流文化的非主流因素來反主流。”

如何書寫鄉村？一百年后的我們仍然沒有超出魯迅

在魯迅的世界中，駐扎著一個鄉村的世界，那里有我們極為熟悉的阿Q、祥林嫂、閏土、未莊和社戲。魯迅和鄉村的關系，是本次論壇激烈爭論的焦點。率先論述這一話題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

在她看來，魯迅“是一個預言者，他預言了一個村莊，他想象的村莊在一百年以后還有意義”。魯迅在《故鄉》里說故鄉一出場就死了，一百年后我們的村莊出場還是死的，包括賈平凹老師寫的鄉村也是沒有活氣的，“我們其實是在死氣沉沉的村莊上試圖觸摸某種東西，這仍然沒有超出魯迅對于鄉村議題的設定。”

魯迅有著遠較當代知識分子豐富的鄉村經驗，他所書寫的鄉村不像當代人書寫的那樣缺乏生活實感。對于鄉村，魯迅總有著一種強烈的痛感，以及由此而來的緊張和穿透力。“魯迅關于鄉村的小說語言氣息不僅僅是修辭，他有一種自由的批判力和懷疑，這個和魯迅的批判力是有關系的，使魯迅面對鄉村沒有把它作為一種終極化的書寫”。

無論是近年來炒得火熱的“鄉愁體”，還是在其他相關文學作品中，“我們其實在用一種特別簡單化的方式模仿魯迅，或者說我們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塑造我們心目中的農民形象”。我們僅僅抓住了魯迅書寫鄉村的皮毛，而沒有抓住他的內里，沒有抓住鄉村的“痛感”。

在梁鴻看來，當前的鄉土文學存在一種不良傾向：“我們把農民搞得特別農民化，這種悲情在文學里不公平，在于它把農民作為低一層的屬性來講，沒有提升農民的人的屬性……我們被階層屬性限制住了，促使我們往往在看待農民的時候沒能打開心扉，沒有把農民作為一個人格平等、真實的個體。相反，我們過于強調農民性、不公平性、階層性，而濫用的悲情敘事是造成社會巨大分裂的一個原因。”

我們現在顯然處于和魯迅完全不同的時代，在文學的意義上我們該面對的其實是城中村、農民進城等新問題，是如何在敘事中融問題于無形之中，并且讓我們看待他們不是一個農民而是一個人。這些問題顯然構成了新時代文學寫作和評論的嚴峻問題。

對于梁鴻指出的魯迅鄉村書寫問題，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平敏銳發問：這“是文學內部的問題，還是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在黃平看來，梁鴻的提法，“本質上要重新恢復鄉村書寫的純真的、自然的視野的問題”，是一種試圖在寫作中“去模式化”的問題，而今天的問題是鄉村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社會結構的巨變。正如南京大學文學院吳俊教授所指出的，與其說魯迅關于鄉村書寫的方法不能用了，倒不如說是要尋找“新的講述方法”，“當代人沒有找到一種新的講述鄉村故事的方法，是我們當代人的問題。”

如何還原一個多元的魯迅？

魯迅是一個復雜的存在，交織著文學家、思想家與革命家等多張面孔，簡單地給魯迅定義必然面臨著“偏頗”的指責。力求評價一個多元和豐富的魯迅，才是接近魯迅的正道。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欒梅健認為，我們平時給魯迅的簡單定義，通常兩個字是“啟蒙”，三個字叫“為人生”，五個字為“改造國民性”。但實際上，魯迅往往富于流變。如果說魯迅是中國的小說史家、是中國的小說史開創者之一，我們研究相關著作后便會發現魯迅編小說史的觀念是非功利、非教化、非啟蒙、非改造國民性的，他強調審美、藝術的標準。尤其到了晚年，1920年代末30年代初，魯迅越來越強調文學的趣味性與游戲性。魯迅在寫完《吶喊》、《彷徨》之后，有一個愿望就是創作一個長篇小說《楊貴妃》。其中，我們沒有看到啟蒙，也沒有看到革命或改造國民性，可以說就是通俗文學。

對魯迅的刻板印象，也反映在語文教學上。長期關注中學語文教育的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李怡指出，“我們長期以來還是在一種非常簡單的二元對立中打量和評價魯迅，一說魯迅和白話文的關系，很容易引他對白話文贊揚和肯定的話，把他塑造成一個先鋒角色……這肯定是魯迅的大方向的追求，但也會嚴重忽略魯迅實際狀況的復雜性”。

李怡分析說，魯迅那個時候的語言資源比我們想象的復雜，他不是一個簡單的白話文運用者。在他那里，文言文、白話文等等都是選擇對象，選擇過程很豐富也很復雜。“我們今天因為傳統文化復興了，中小學要開國學班了，出于這類目的就把魯迅當作一個靶子，這非常可笑。”

在魯迅思想遺產的代際繼承過程中，存在顯性和隱形兩條并行線。顯而易見的是，胡風、馮雪峰、聶紺弩等從左翼思潮和文學批評層面上進行的延伸和闡釋；但只有徐梵澄是從學術層面回歸魯迅早年的原點，這一脈為世人所知甚少，卻異常重要。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孫郁指出，魯迅學問家的一面在徐梵澄那里得到了繼承。“魯迅年輕的時候在《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里試圖回溯人類精神邏輯的起點，然而后來因為要解決中國當下的現實問題，這樣的工作沒有持續下去。徐梵澄是他的學生里唯一繼續了精神哲學工作的人”。從長遠來看，魯迅的學問家性格或許是他具有生命力的真正內核。

復旦大學郜元寶教授借魯迅常談及的碎片化和整體性問題，指出當今的魯迅思想研究亦存在碎片化，魯迅智慧的經世致用確實值得認真思考，然而運用的前提基礎是立足于歷史語境，努力理解原本屬于魯迅的真實思想。

回顧本次論壇，北京大學高遠東教授認為：“在當下我們理解魯迅的遺產，其實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把魯迅的文學當成一般經典，將他與我們的現實生活緊密，從對當下是否有思想價值的角度來理解；還有一種是把魯迅的思想和文學當一個歷史作品來看，以一種‘求學’的態度，以一種‘求真’的精神面對他。”

《探索與爭鳴》副主編葉祝弟認為，今天我們紀念魯迅顯然有更加契合時代的主題。一方面，我們的物質和技術取得了極大進步，但是精神似乎比以前更加貧瘠。重溫魯迅所呼喚的具有白心和神思的立人思想，對于培養現代公民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時下受制于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力量。我們在處理中國與世界文明的關系時，重溫魯迅的拿來主義以及“世界人”理念，對于建構真正的中華文化主體性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