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出生的蔡崇達，先后供職于《新周刊》、《三聯生活周刊》，24歲就成為《周末畫報》新聞版的主編，3年后又成為《GQ》中國版報道總監，這是《GQ》17個國家版本中最年輕的報道總監，2013年他又創辦了自己的男裝品牌。而在這個過程中，他也沒有忘記自己寫作者的身份，2014年出版了非虛構作品集《皮囊》，上市僅3天就加印。

這樣一個在別人眼里年少得志的典型，在3月27日做客由澎湃新聞、《東方早報》聯合主辦的“思想湃”活動上，卻談起了失敗和挫折。蔡崇達覺得，失敗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現在太多人在聊成功，無論在哪里，都可以看到聽到，‘你聽我的話，一二三步你就成功了。’實際上，我們這一代人，更需要突破對成功學的迷信。”

“你們看我簡歷，會覺得蔡崇達好像是挺厲害的，但是故事從來都是從正面講的，其實每一個明面上的好結果，背后都經歷過失敗。”

從一所普通大學畢業后，蔡崇達的第一份工作是《新周刊》記者，相比于同儕，起點頗高。但像大多數的應屆求職者一樣，他的求職之路也曾屢遭失敗。

當時正在讀大四的蔡崇達，決定去北京求職。父親的重病，給他帶來不小的經濟壓力。他找到系主任商量，先欠著大四的學費，然后帶著自己攢下來的4475塊錢，買了張火車票前往北京。

“我一定得去北京，因為我覺得自己有很多的想法，想實現得在北京。”

他花了60塊錢作了三份簡歷，軟皮包裝，配上了寫真照，還附上了很多大學時寫的文章，足有60多頁。然而這樣精心準備的簡歷在面試主編的眼里停留不過3秒鐘。

“對不起，我們不招應屆畢業生。”

“特別不招那種不知道來自哪里的大學的應屆畢業生。”

“我沒空，我很忙”。

然后第二家、第三家……都是打開合上。

到最后一家他很崇敬的雜志社，面試主編要合上他的簡歷時，蔡崇達說，老師您不看一下后面的文章嗎？對方說，不用看了，我們只招北大清華的。

蔡崇達也生氣了：“一本試圖以國家為自己，以社會為自己的責任，一本試圖看到未來，看到世界可能性的雜志，竟然是以這么狹隘的觀點來招人？”然后他被保安請出了那家雜志社。

為了這次北京求職，他已經不顧家人反對放棄了老家和大學里的工作機會，現在似乎只能接受失敗的結果。“但是我不承認，也不愿意接受這個失敗，我的性格就是這樣，也有點慪氣。”于是他在沙縣小吃里，寫了覺得那家雜志社最需要的3個選題。然后在晚上回到雜志社，避過保安，一路摸黑溜進去，把選題放在了那個主編的辦公桌上。

第二天，當蔡崇達拿著去往廣州的火車票來到北京站時，電話響了，那是個主編，說3個選題都很好，留下來工作吧。然而看似溫和的他，卻直接說我不去了，《新周刊》也要他，其實并沒有。他知道他抓住了雜志社的需求點，就是永遠需要好的選題。

“我相信既然自己能搞定這家厲害的雜志社，《新周刊》我也一樣可以。”然后他見到了當時《新周刊》的主編，當對方看完簡歷準備合上時，蔡崇達遞上了幾個有針對性的選題——“嗯，很好，留下來吧。”

盡管最終求職成功，讓他短暫告別了失敗，“但是我那個叫失敗的朋友，它就蹲在一個黑暗的角落，看著我，讓我時時警惕自己，告誡自己，千萬不能被它撲倒。你得承認，你一輩子都要和它相處。”

父親去世，讓他體驗到最徹底的失敗

相對于求職路上的短暫失意，父親的去世，讓蔡崇達經歷了人生最慘烈的一場失敗，一次絕對的失敗，這也是《皮囊》一書的寫作源起。

高三時，父親得了心臟瓣膜脫垂癥，左半身偏癱，蔡崇達了解到，只有當時美國發明的納米鑷子才能救治。所以他在讀書時就想法設法地賺錢，后來是拼命地工作。但等到攢足一筆費用時，父親卻走了。

他爬到雜志社的樓頂，憤怒地罵，覺得憑什么自己這么努力后，還是這樣的結果。但當他回家給父親辦喪禮的時候，他才知道自己最失敗的地方不是沒能拯救父親的身體。

“我躺在他的床上，看到床頭他貼著我的大頭貼，上面的臉都被他摸白了。”然后姐姐哭著罵他，弟弟你從高三到現在，這九年時間你陪了爸多少次。“我姐的話徹底擊潰我了。就等于說我這九年的努力，是一次巨大的失敗，而且是不可改寫的失敗。”

蔡崇達說，這種失敗感和愧疚感統治了他將近三年多——“看到有人拄著拐杖，身影很像我爸，我就會嚎啕大哭的那種。”這種愧疚感讓他寫了《皮囊》這本書，他希望把“珍惜才是這個世上最重要的能力”這個訊息傳遞出去。

“人一生下來就要面對生老病死，無法回避。死亡更是絕對的，抗衡不了的。面對這種徹底的失敗，我們唯一能跟它抗衡的，就是拼命地珍惜。”

失敗感是好事，成功學式的理想才值得懷疑

除了生老病死那種不可抗拒的絕對性失敗，蔡崇達覺得，人們更常體驗到的是相對的失敗，也就是挫折，用他的話講，是“內心骨折”。他認為，從根本上來說挫折是好的，因為那意味著你對現實有更好更高的期待。

蔡崇達的一位大學同學，從中學時代就開始拼命學習，不談戀愛，也不出去玩，后來考上了廈大的博士，畢業后本想一展宏圖，然而進入職場后卻并不順利。“他在一家日企日復一日地這么過，想掙脫，又覺得掙脫不了。他一度問我，是他的想象錯了，還是這世界錯了。”

“我們80后一度覺得世界是在無限擴展的，但實際上窗口卻正在關閉。內心的日益膨脹碰上現實的利益收縮，這種撞擊，會造成內心的骨折。”

只要有理想，就一定會伴有挫折和失敗。而更多的時候，蔡崇達說，很多人的理想是借來的。“有些人跟我說，‘蔡老師我好想當作家，但我好痛苦’，我說如果你是真心喜歡寫作的話，寫作本身就會給你帶來快樂。其實他的作家理想，是一個二道販子的理想，不是從內心滋長的期待。”

蔡崇達曾經和白巖松一起做一檔《巖松看美國》的節目，他們在科比母校外的一家牛排店遇到一個女服務員。聊天中，他們得知這個姑娘曾經是一個籃球運動員，她原本以為這就是自己的夢想，但后來她發現自己其實沒那么喜歡打球，反而是與人打交道、聊天更讓她感到快樂和充滿價值，于是這個姑娘放棄了職業聯賽，來到這家牛排店打工，慢慢晉升為餐廳的合伙人。

這讓蔡崇達很有感觸，明白借來的理想和真誠的理想始終有差別。“想出書不是一個真誠的理想，真誠的理想是我想寫作。其實很多人所謂的理想和夢想，都是一個設定的成功學的目標。”

讓蔡崇達感到高興的是，現在他那位同學也找到了自己內心的期待，在鼓浪嶼開了一家從中學時代就在念叨的咖啡廳。“不一定賺錢，但是賺錢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定義。我們這一代人要突破那種對成功學的迷信，找到自己真正享受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