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場捍衛革命史研究的“戰爭”？

2016年1月1日，成立于1937年的法國革命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IHRF）走到了盡頭，教師、學生及其他所屬人員的編制被并入了位于巴黎高師的近現代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modern et contemporaine，IHMC）。雖然從行政上來看，革命史所不復存在，但作為一個學術共同體并沒有消失，主持的史料編纂工作仍在繼續進行，所辦的電子刊物、圖書館、辦公室以及門戶網站也沒有撤銷。

法國革命史研究所作為一個學術單位，屬于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其編制撤銷與人員去向的決定也是由CNRS作出。但這個決定并沒有征求該所教師與學生的同意，最后一任所長皮埃爾·塞爾納（Pierre Serna）教授對此表達了不滿。他于1月5日在《歷史》（L’histoire）雜志的網站上發表了題為《對法國革命史研究所的威脅》（Menaces sur l’IHRF）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認為，研究所的成立是1937年由人民陣線政府時任教育部長的讓·扎伊（Jean Zay）批準的，而把扎伊骨灰放入先賢祠的現任左派政府卻放任成立于1945年的國家科研中心撤銷革命史研究所。而且，雖然現在國家財政不景氣，但這一舉動并不是錢的問題，他認為這樣的合并舉動“名為理性，實則官僚”。同時，這一舉措有著政治意味，他表示“應該停止將共和國和革命相分離，因共和國是由革命而生”。

不過，這可能因為僅是行政上的事件，此決議在法國各大媒體中并沒有引起太多反響，但在史學界內部卻引起了震動。政治立場與革命史所相近的《人道報》（L’humanité）在1月12日刊登了塞爾納以及前任所長讓-克萊芒·馬丹（Jean-Clément Martin）的聲明；一同刊出的還有以心態史學而聞名的前所長米歇爾·伏維爾（Michel Vovelle）的訪談。馬丹認為盡管從行政上革命史所已經被撤銷，但仍需投入精力并聯合其他的學者來維系它的存在。而在革命史所的“臉書”（Facebook）頁面上，馬丹提出，大革命是法國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資源，革命史所正好為全世界研究大革命的學者提供了交流平臺，也提高了法國文化的影響力。1月15日，同屬左派的歷史學團體——羅伯斯庇爾學會也在《人道報》上發表了一份由六位法國歷史學家聯署的聲明，他們一方面表達了對該決定的不滿，認為在大革命史研究對共和國比以往都更重要的時候，這樣的決定實屬“威脅”，為此需要進行一場捍衛革命史研究的“戰爭”；并表示雖然不希望看到革命史所消失，但該機構會繼承傳統，促進各個研究機構的交流。

由于革命史研究所的國際聲望很高，這一機構的撤銷勢必會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反應。有消息稱，近日，以佛羅里達大學歷史系教授拉夫·布勞法博（Rafe Blaufarb）為首的幾名美國歷史學家，聲援革命史研究所，呼吁撤銷該決定。可以預見的是，該事件的影響還在繼續。

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研究所？

法國革命史研究所是全法國唯一一個以法國革命為主題的研究機構，其歷史可以上溯到1885年由巴黎市政府所資助設立的法國革命史教席，教席首任教授為阿爾方斯·奧拉爾（Alphonse Aulard），代表作主要有《法國革命政治史（1789-1804）》《理性崇拜與最高主宰崇拜（1793-1794）》等。奧拉爾的貢獻還體現在史料編輯方面，一部是關于公安委員會的法令與特派員的通信的史料集，另一部史料集則反映了巴黎在熱月政變之后到霧月政變中公眾輿論狀況。他也被視為法國革命“經典解釋”的奠基者。

1926-1929年執掌教席的阿爾貝·馬蒂厄（Albert Mathiez），1908年還主持成立了羅伯斯庇爾研究會，著有多部關于丹東和羅伯斯庇爾的論文集。他的《法國革命史》在1940年代由楊人楩先生翻譯成中文。楊先生后來任北京大學教授，成為新中國世界史學科的開創者之一。

1937年，法國革命史研究所由歷史學家喬治·勒費夫爾（Georges Lefebvre）創立。他更關注農民問題，兩篇博士論文《法國革命時期北部省的農民》和《89年大恐慌》均體現了這一研究取向。他的通史著作《法國革命史》《拿破侖時代》均已譯成中文，關于革命起因的解釋《八九年》（中譯名《法國革命的降臨》）也已在國內出版。勒氏是將一生都投入學術生命的典范，終生未娶，還曾以80歲高齡穿梭于奧爾良地區的村莊搜集資料。

戰后，法國革命史的研究陷入了短暫的低谷。但隨著馬塞爾·雷納爾（Marcel Reinhard）繼任所長，研究所在革命時期的宗教史以及巴黎城市史研究方面擴展了研究領域。

1968年出任所長的法共黨員阿爾貝·索布爾（Albert Soboul），與讓-雷內·敘拉托（Jean-René Suratteau）、英國學者理查·科布(Richard Cobb)一起，使革命史研究變得更有國際影響力。他們還擅長經濟與社會史研究，范圍從三級會議召開直到督政府。其中，索布爾與中國法國史學界有密切交流，為中國的法國研究人才的培養做出了很多貢獻。在他的幫助下，很多中國的青年學者得以到法國進修，現在都成為中國法國史研究領域的主力軍。他的《法國大革命史》亦有中譯本。在他1981年來華演講之后，華東師大的王養沖教授還主持編譯了《阿·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論選》。除此之外，他的國家博士論文《共和二年的無套褲漢》也是革命史中無套褲漢研究的巔峰之作。

從奧拉爾到索布爾，他們的立場均被視為“正統派”，為法國革命進行辯護，特別是自勒費夫爾起，研究方向多著眼于社會結構與生產方式，故也常常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隨著冷戰開始，研究方法帶有馬克思主義烙印、又維護革命的“正統派”，也遭到了修正主義史學的詰難。修正派以阿爾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和弗朗索瓦·弗雷(Fran?ois Furet)為代表，和以革命研究所為代表的“正統派”進行了一系列論戰，這也是1960-80年代大革命史所研究問題的主要取向。這場經典解釋與修正解釋的論戰，可以參見威廉·多伊爾的《法國革命的起源》的譯者序與正文第一部分。

接任所長的伏維爾師從年鑒學派第三代學者勒華拉杜里，研究進路獨樹一幟，以“心態史學”聞名；同時，他在擴大革命史研究影響方面也不遺余力。1989年恰逢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在此前后國際學界涌現了一批革命研究的著作。隨著冷戰結束，以及弗雷的去世，正統派與修正派的論戰告一段落。進入21世紀以來，革命所的研究開始轉向，馬丹的旺代與反革命研究，蓋伊諾（Bernard Ga?not）的督政府時期民主運動研究，以及近年蓋伊諾和勒讓（Frédéric Regent）關于革命時期加勒比海地區的奴隸解放研究均是有代表性的成果。

除了擁有一流的史家之外，革命史研究所在學術活動方面亦有較多貢獻。由羅伯斯庇爾研究會在1907年創刊的《法國革命史年鑒》（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Fran?aise）長期接受來自革命史研究所的支持，前所長勒費夫爾、索布爾和伏維爾以及2015年過世的榮休教授讓-保羅·貝爾托（Jean-Paul Bertaud）都曾任該刊總編。特別是在勒費夫爾任主編期間，正處法國被占領時期，但戰勝了物資短缺的困難，沒有停刊。在其他活動方面，僅在2008-2015年間，研究所就出版了10部論文集，舉辦了16次國際研討會，將1789-1795年間議會的超過20000條法令進行電子化（目前這一工作還在進行）。除此之外，增設了電子刊物，免費更新《革命史年鑒》的內容。

在2015年8月于濟南召開的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塞爾納教授參與主持了第三場會議，主題為“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較與關聯”。同時，國際法國革命史委員會還組織了法國革命史的專場，計有17位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發言。該委員會是由伏維爾等學者發起成立，成員來自很多國家，秘書處設在革命所，可見革命所在促進革命研究國際化方面所作出的貢獻。

如何看待革命史所被撤

就當下來看，這個決定并沒有過多地影響到師生的生活。在1月21日（路易十六于1793年1月21日被處死）的聚餐中，教師和同學還是繼續著伏維爾教授留下來的傳統——吃牛頭，以表達法國革命史研究所繼承的共和精神。

在筆者看來，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巴黎大學被拆分為十三所大學，但對大學的拆分，一方面是出于高等教育公平化的考慮；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政治考量，對學生運動的瓦解也是大學拆分的一個原因。

在以英美綜合性大學為主導的排名體制下，歐陸大學由于其規模小、專業性強等特點，不能與英美一流高校相比。于是，很多歐陸國家從教育公平性的角度出發，將高等教育資源平均化，這也使建設頂尖科研的資源被分散。在法國，關于大學合并的呼聲從沒有停止過。進入新千年之后，巴黎就出現了好幾個大學之間的學術共同體，旨在促進資源整合以及跨學科的交流。這類平臺也為公立大學和大學校（grande école）之間的交流提供了便利。

2014年9月成立的巴黎-薩克雷大學（Université Paris-Saclay）無疑是法國在理工科高等教育與研究的資源整合方面邁出的一步。同年成立的索邦-巴黎城市大學（Université Sorbonne Paris Cité）則是高校間人文社會學科共同體中較大的一個，參與學校主要有巴黎三大、巴黎五大、巴黎七大和巴黎十三大。

所以，革命史研究所并入近現代史所也可以看成是此類嘗試中的一個具體行動，該所將巴黎各個高校該領域的資源整合起來，辦公地點設在巴黎高師，一方面壯大研究規模，另一方面也可以節約行政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