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本有和西方舶來的各類節日當中，難得清明節還沒有被過成“情人節”，仍然保持著人們心目中的本色：掃墓、吃青團子。公墓人滿為患，紙錢漲價，消防和林業部門如臨大敵，媒體呼吁文明祭掃、以鮮花替代紙錢，這仿佛就是我們對清明節的全部印象。

但許多中國人或許不曾經歷的是，除了清明節以外，其他時候也有掃墓習俗，它甚至是傳統上吃月餅賞月的中秋節，以及年味尚濃的正月。

并非只有清明才掃墓

事實上，僅以地域文化錯綜復雜的閩粵沿海為例，掃墓時間的選擇，存在非常多樣的地域和族群差異。推及全國，則其復雜程度更不可小覷。

福州地區，在多數人清明祭掃先人墓地的同時，一些村鎮居民習慣選擇重陽節掃墓。而地處福州地區西部的閩清縣，許多人傳統的掃墓時節是中秋節前后，清明不進行任何祭掃活動。在南部的莆田，掃墓時間分為清明、重陽和冬至，冬至為大部地區和市區的主流，清明掃墓的地區分布在沿海，也僅進行一次。而在閩南漳州，掃墓時節為三月初三，俗稱“三月節”，也即古時的上巳日，相對較為特殊。這個時間掃墓的習俗也傳到了臺灣，造成漳泉裔民眾掃墓的時間差。

對于閩西客家人、廣東客家人和潮汕人，掃墓時間則更為復雜，會依照祖先的遠近進行不止一次的掃墓。例如，永定客家人在正月開始掃墓，一直持續到清明，對于重要的前代祖先（如“開基祖”等），則要選定日期進行祭拜；潮汕的部分人分為清明和冬至兩祭，分別祭掃近祖和遠祖。對于一些重要祖先的祭拜，在潮汕地區是頗為隆重的，合族扛著傳統的竹篾燈籠上山，將備齊的祭禮鋪陳在墓前，這已經超越了簡單的自家除草式、獻花式掃墓，而成為以宗族為單位的民俗活動。

而在我國北方地區和西南地區，元宵派和除夕派也占有不小的比重。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清明不是掃墓的唯一之選，而在賞月吃月餅、登高、吃湯圓之外，中秋、重陽、冬至等節日也有了不同的意義。

清明節與掃墓始自何時？

一個節日有一個相對固定的形象，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此所謂歲時節令，是歷代地方志文獻的重要一章，而單獨成書的也不少，如南朝梁的宗懔，寫了一本《荊楚歲時記》，堪稱最早的歲時專著。

這本小書里寫到了端午、七夕、中元節等今日仍然十分重要的民俗節日，也寫到了龍舟競渡和牽牛織女等相應節俗。但是沒有寫到掃墓和清明節。

宗懔寫了兩個和現今的清明節相對接近的節令。其一是紀念介子推的寒食節：“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餳大麥粥。按：據歷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其二是上巳日：“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間，為流杯曲水之飲。”在引述很多文獻作為考證后，作者加了這樣一句：“是日，取鼠曲菜汁作羹，以蜜和粉，謂之龍舌<米+半>，以厭時氣。”這就是從江南直到廣東都風行至今的青團，或稱清明粿、鼠曲粿、艾餃、艾粿。這一食品至今和清明節掛鉤，與傳統的寒食節、上巳日都漸漸為人淡忘，是不無關系的。

清明之所以由一個節氣變成一個節日，還是因為吸收了寒食和上巳的內容。寒食本就和清明相近，唐開元二十四年敕令：“寒食、清明四日為假。”這幾天連假相當于把清明和寒食合在一起了。既然有了小長假，那么上巳出游“祓禊”之舉也就相應移到了清明。反倒是漳州的風俗仍然有古風，只不過把古時觀念里的清明（或寒食）掃墓給移到了三月初三。

祭掃墳墓之舉古已有之。《禮記·檀弓上》載：“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這是建立了掃墓的物質基礎。而到了孔子的再傳弟子孟子時，當時墓前上供已經蔚然成風，以至于那位有一妻一妾的齊國人，居然還跑去墓地討供品吃：“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但這種祭墓的行為并不合乎周禮，因為士大夫都有家廟，而當時的平民并沒有祭祖的資格。《左傳》就記了這樣一件事：“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發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在士大夫感嘆禮崩樂壞的同時，庶民階級祭墓之舉仍然在繼續。到了唐開元二十年，朝廷都意識到，堵不如疏，于是《許士庶寒食上墓詔》里說：“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拜掃，申禮於塋，南門外奠祭，撤饌訖泣辭。食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常式。”這是對寒食掃墓的肯定，而過了四年，有了寒食、清明小長假，掃墓和郊游就漸漸合二為一了，該干嘛干嘛去。

王維在《寒食城東即事》里說：“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好玩的少年人不止在這一天出游嬉戲；而柳宗元則因被貶外鄉，祖墓已經四年無法祭掃，樹木也被破壞，而唉嘆道：“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寄許京兆孟容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唐朝人的小長假，和今天的我們，并沒有過法上的本質區別。盡管如此，“清明戴柳”的上巳日祓禊卻鬼的習俗已然面目全非了。

春秋二祭的余緒，禮下庶人的見證

那么其他非寒食-清明-上巳日期間的掃墓習俗，尤其是秋冬季的，又是從何而來？

在中國的傳統里，不論是祭拜孔子、媽祖，抑或家族祭祖，多分為春秋二祭，取所謂“春祈秋報”之意，此俗始自古時的社日及釋奠等禮俗。

《漢書·郊祀志上》：“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荊楚歲時記》：“社日，四鄰并結綜會社，牲醪，為屋于樹下，先祭神，然后饗其胙。”這種社就是現代閩粵地區鄉村常見的土地廟之類，現今的閩南，祭祀土地公的時節是二月初二和八月十五，正是春社秋社的遺意。

至于釋奠（設薦俎饌酌而祭），《禮記·文王世子》載：“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而《唐六典》中，進一步規定了祭孔的日期：“凡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釋奠于先圣孔宣父，以先師顏回配。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賢從祀焉。祭以太牢，樂用登歌，軒懸，六佾之舞。”這個春秋二祭的日期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

春秋二祭的涵蓋面在后期不斷擴展，不僅推及諸神，也推及朝廷褒封的名人墓。《宋史》：“景德元年，詔：‘前代帝王陵寢，名臣賢士、義夫節婦墳壟，并禁樵采，摧毀者官為修筑；無主者碑碣、石獸之類，敢有壞者論如律。仍每歲首所在舉行此令。’鄭州給唐相裴度守墳三戶，賜秦國忠懿王錢俶守墳三戶。加謚太公望昭烈武成王，建廟青州，周公旦追封文憲王，建廟兗州，春秋委長吏致祭。”但與此同時，宋代仍然只有高官得以建立家廟，普通人只能“室祭”，并禁止奉祀四代以上祖先。一些地方的世家大族，為祭祖護墓，往往在有勢力的寺院中設立檀越祠，或在祖墓附近創設寺廟，也即所謂墳寺。（詳參鄭振滿《莆田平原的宗族與宗教——福建興化府歷代碑銘解析》）

元明以來禁令日弛，加上程朱理學主張庶人祭祖、設立祠堂——“君子將營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嘉靖十五年，禮部尚書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疏》，“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又“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比朱熹主張的祭四代祖先直接邁了一大步。該議得到了采納，于是“許民間皆得聯宗立廟，于是宗祠遍天下”，冬至也成為“法定”祭祖日期之一。

歷代禮制的變革，讓開枝散葉的宗族，得以憑借祭祀的形式團結在一起，宗祠成為社群重要的核心，祭祀活動日趨盛大，也更加有章可循。同時，祖墓尤其是遠祖墓、始祖墓，是宗族歷史的最好物證，也是遠近后裔的心之所向，更是“能保佑的”，其重要性就愈發凸顯，因而合族祭墓及春秋二祭的風俗漸浸，中秋、重陽和冬至祭掃祖墓就日趨風行。而近祖、遠祖墓分期祭掃，也是家祭和祠祭在掃墓方面的一種映射。

話說回來，在其他節日掃墓的地方，也并沒有拋棄這些節日本有的另一些意涵。中秋合家賞月，然后再去掃墓；重陽掃墓，同時登高賞景；冬至祭祖、搓圓子，同時也一起去祭墓；除夕和元宵都臨近春節，既然已經團圓，掃墓有如順水推舟。

細究之下，中國傳統社會的年節皆是為家族服務的，因為家族是維系個人和社會的單元，節日和其相關的儀式（包括掃墓在內），是增加家族內聚力的重要途徑。每個節日的活動都有不同，一致性在于家族團聚，而不是什么節都包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