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巴黎恐怖襲擊之后，比利時布魯塞爾郊區的莫倫貝克忽然成了全世界的焦點。最近幾天的一系列激烈沖突，進一步把這個地區暴露在各國圍觀群眾的目光下。在目前所見的熱烈討論里，最打動我的是BBC的一個主播去年11月（巴黎恐襲后）追問比利時前首相的問題：為什么是莫倫貝克？你們比利時的內政是否在這里出了問題？ISIS的蔓延，究其本質，是否其實是一種本地化了的事件？

去年12月，我閑著無聊去比利時轉悠了幾天，碰到了一個特別能聊的Airbnb房東。她主動跟我聊起莫倫貝克區，說那里之所以變成現在這樣，跟比利時人普遍的排外保守乃至種族主義的態度不無關系。雖說那里以前是郊區工業中心，但是重工業衰落、運河冷清之后，整個區域逐漸變成北非和阿拉伯移民聚居地。

盡管人口快速增長，公共服務設施卻沒有跟上。教育、醫療，等等等等，應有盡無。年輕的移民二代們紛紛輟學，繼而在就業市場上受歧視，只能通過各種灰色、黑色手段謀生。于是莫倫貝克也就在當地的話語里變成了人人談之色變的地帶，毒品、黑市、犯罪、黑社會...... 如果經濟惡化到連這些謀生手段都會受阻，接下來被IS招募也就幾乎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兒——哪怕他們很多人之前并不信仰伊斯蘭教。

看似全球化了的世界，看似無處不在的ISIS，其實就扎根在這些瑣碎平凡的本地細節里。這就是 Doreen Massey 想借助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概念加以說明的東西。在面對這些細節和后果時，請先不要輕易下定論，急急忙忙地去指責某些人、某些族群或者某種宗教。我們，以及有司，在做這些指責之前，是不是應該反思：比利時政府做錯了什么？面對大量移民涌入的郊區（或城市邊緣），他們本應該做些什么，能夠讓事情不會走向如此糟糕的局面？

這些反思很重要，無論在政治還是在地理層面。但本文的目標并沒有如此宏偉。我只是想用莫倫貝克作為引子，把這幾天帶學生在東倫敦做田野時的所見所感給素描出來——畢竟，這里像莫倫貝克一樣，也曾被歸入 "城市邊緣" 的范疇。

倫敦并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群市鎮的集合。事實上，直到今日，倫敦市長 (The Mayor of London) 總共也才只有兩任?，F任是 Boris Johnson，前任是2000年就職的 Ken Livingstone。在那之前長達十五年的時間里，倫敦是沒有“市政府”這一行政級別的。這其中牽扯到的左派前“市政府”和保守黨/撒切爾夫人之間的恩恩怨怨，大概也反映了英國中央政府鮮明的集權特征（而不是什么大憲章、分權、自治之類的招牌）。這個話題暫且按下，留待日后再寫。

大倫敦地區總共有二十多個市鎮，其中只有兩個獲頒特許狀，擁有城市權，一座是威斯敏斯特，另一座是金融城 (The City of London)。 金融城的別名叫 "一平方英里" (The Mile)，足可見其袖珍程度。但這并不能阻礙它的影響力：這里有英格蘭銀行（和它龐大的地下金庫），有倫敦證券交易所，有各種各樣的“總部”。雖說東邊新建的金絲雀碼頭分流走了不少巨頭，但是這里依然是名副其實的歐洲（乃至世界）金融中心。

就在這一平方英里的邊緣，存在著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空間和生活，并常被貼上 "East End" 的標簽。那曾是一個貧窮、疾病、無序的地帶，是開膛手杰克盤踞的場所，是混雜著孟加拉商店和索馬里難民的社區；那里有著英國巴洛克風格的教堂、喬治時代的聯排別墅，但也有整個英國最大的清真寺。初看上去，這里似乎跟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并無不同：沒落的城市邊緣，雜居的各色人群、看似停滯了的社會流通渠道。

但如果深入這里的街巷，事情又變得完全不一樣。故事實在太多，這里就講一講具有代表性的福涅爾街 (Fourneir Street) 吧——它就坐落在 The City of London 曾經的城墻之外；城墻是羅馬人的遺存，直到中世紀晚期一直是劃分城市內外的界線。

這條不長的街巷緊挨著 Spitalfields Market，東側與著名的 Brick Lane 毗鄰。我們從這個市場說起：Spitalfields Market 由查理一世下令興建，后經查理二世擴建（多么悲催的身世）。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在 The City of London 的城墻外有很多荒廢的空地，不如拿來建成集市，既能方便本地居民，也能趁機收點稅。這個市場一直演化和擴展，后來逐漸成為倫敦全城的蔬菜水果批發集散地，直至1991年遷往遠郊的Leyton。

因為這個市場，在17至18世紀遭受嚴酷迫害的法國胡格諾派新教徒，有不少搬到了英格蘭，并在這里落腳。鄰近的福涅爾街也逐漸成為胡格諾教徒們的保留地。他們不少人來自南特和里昂，掌握著相當先進的紡紗技術，并紛紛在福涅爾街上興建前店后廠的建筑——確切地說，是下店上廠：底層櫥窗展示樣品，閣樓放置紡紗機。為了滿足居住和生產的雙重需求，這里的閣樓都建得相當高，甚至可比肩晚近時髦的所謂"loft"。就在這條街的19號，一個叫霍華德的胡格諾教徒后來紡出了維多利亞女王加冕禮服所用的全部絲線。

經濟實力的積累逐漸讓他們有能力興建自己的教堂。1743年，在福涅爾街的東端，一座雄偉的胡格諾派教堂建成啟用了。但在喬治時代晚期，胡格諾人的生意逐漸式微。與此同時，大批猶太人從東歐和俄國移居英格蘭，并且像當年的胡格諾教徒一樣落腳在福涅爾街上。他們自然很快就展現出了強大的經商能力，并且最終控制了整個街區，包括街區的地景和建筑——在1898年，當年胡格諾教徒興建的教堂被猶太人改建成了自己的教堂。

猶太人的崛起并沒有讓倫敦東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19世紀中晚期，整個東區（包括福涅爾街和磚巷在內）的貧窮和混亂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但是當時的政府還沒有演化出“福利國家”的特征，各種社會事務基本都由“社會改革家”們 (Social reformers) 操持。他們建成婦女兒童救濟中心 (現在是LSE的一座學生宿舍)，法律援助中心，移民事務服務中心，志愿服務組織，兒童玩具交換中心等等等等。在做這些所有事情的時候，他們沒有區分“我們”和“他們”，沒有歧視所謂“外來人口”，雖然最終效果并不如設想的顯著，但的確真真切切地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

于是在這個城市邊緣，我們能夠見到的只有聞名遐邇的開膛手杰克（作為一個事件，以及一種空間的表征／再現），而無恐怖襲擊、族群沖突或其他更為惡劣的結局。

到了20世紀之后，來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移民逐漸成為落腳倫敦東區的主體族群。像之前的每一個移民潮流一樣，他們也帶來了自己的習俗和文化，帶來了自己的烤肉店、咖喱店、街頭小攤點和露天市場。隨著穆斯林成為這個社區的主體，最終，福涅爾街上的猶太教堂在1970年代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并且一直延續到現在。

從新教教堂到猶太教堂，最后到清真寺，這個空間轉換不僅具有物質性，而且也可以被視作一種隱喻。這個空間隱喻所再現的是倫敦金融城邊緣過去三個世紀的社會過程及其囊括的經濟和人口巨變。這樣的巨變并不能用簡單的諸如 “落腳城市” 一類的概念來歸納，因為后者往往只強調整個社會過程的某一個面向，而忽視了其他很多極為關鍵的要素和瞬間。

這個街道所在的市鎮政府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 并沒有把孟加拉人和他們的宗教、習俗、文化視作洪水猛獸，反而嘗試著用孟加拉移民和他們故鄉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來推進本地街區的發展。現在走在福涅爾街旁邊的磚巷 (Brick Lane) 里，如果你足夠細心的話，會發現他們的路牌都已經變成了英文和孟加拉雙語書寫。不僅如此，雄心勃勃的市鎮政府甚至還在努力搞個大新聞，把這整個區域變成 "Bengla Town"。

在這里，我們已經能夠看到在東倫敦和莫倫貝克區存在著相當的區別，而 “落腳城市” 之類的概念則傾向于用某種同一性（比如過度強調移民的社會流動）抹殺這些在地性的差異，因而必須進行批判性地反思。在此，僅止于描述差異似乎不夠，我們還需要思考：到底還有什么樣的空間話語 / 路徑能夠被應用過來，進一步解讀和反思像莫倫貝克、福涅爾街這樣的城市邊緣？

再進一步追問，在中國這樣的地方，當城市持續擴張時，我們是否以及如何可能界定城市的邊界與邊緣？在任何嘗試界定城市邊緣的話語里（比如最近流行的 “城中村”、“城鄉結合部”），我們該如何探究隱藏其間的政治和政治經濟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