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領了罰款2000元的處罰決定后，在南方某省辦企業的劉先生懸著的心，終于放下了。

“是罰款，還是停業整頓，這差別太大了！我們公司這點事，其實算不算違法都另說，如果給個停產停業的處罰，一天就要虧損上萬元。”劉先生說，在被告知要“嚴格執法”后，迅速找關系送了紅包，這才“大事化小”。

劉先生的經歷并非個案，類似的“任性執法”、“選擇性作為”的情形在生活中并不鮮見。

“對于現代行政管理而言，法律授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是必要的，是可以為社會創造福祉的。”北京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說，“然而，有時候裁量權被不正當行使或濫用，甚至成為一些公職人員‘要挾’相對人的‘幌子’，這就助長了特權思想，導致社會公眾遵紀守法的意識隨之淡化，潛規則盛行，‘腐敗亞文化’滋生。”

有些人甚至將潛規則奉為處世之道，把法律晾在一邊。浙江省臨安市於潛鎮黨委委員梁某因嚴重違紀違法在接受調查時，講了一個他覺得很“奇怪”的事：商人任某在該鎮承包某工程，掙了20萬元利潤，為感謝梁某的“大力支持”，曾承諾拿出10萬元表示一下，可是，最后他只兌現了5萬元。對此梁某難以理解，斷定“任某這個人很不上路”。法治信仰極度缺乏、奉潛規則為依據，這樣的人可并非梁某一個。

為防止公權被濫用，我國許多法律法規都有相關規定。以《行政許可法》為例，“行政機關實施監督檢查，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許可人的財物，不得謀取其他利益”。但有些法規制度僅停留在“不得、禁止”層面，缺乏具體定性、定量的處罰措施。比如，為限制公權濫用，有關行政法律規定了一些原則，如信賴保護原則、過罰相當原則、處罰與教育相結合原則等，但由于操作空間大、缺少明確的程序規定，很少在執法過程中被正確運用。

而在對濫用權力行為的追責上，有些法規規章雖然規定了處罰措施，但在實施中卻遭遇“執行難”的困境。如有法律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級行政機關或者有關部門責令改正，可以……依法給予行政處分”。然而，監督部門或多頭或缺失，誰承擔監管主責？對于暗地里的行為，如何調查取證？如何保證上級機關和有關部門不被“擺平”？……這些都是追責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問題。

“只要看看《公務員法》等法律就會發現，為防止公權腐敗，我國相關立法的內容具有相當的廣度，包括方方面面。可是，有的法律沒有‘牙’，有的不去‘咬’人，有的即使‘咬’也是不痛不癢。”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講師楊尚東說。

“腐敗亞文化”滋生蔓延，有法不依和執法的變通、任性是重要原因，根子在干部。如果干部不受紀法的約束，不能運用法治思維做出公正決定，甚至處處想著腐敗一把，民眾則會迎合這種傾向，腐敗亞文化也就有了滋長的土壤。楊尚東分析，民眾是因為受制于公權力，所以被裹挾著遵從潛規則。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形成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裁量權絕非只能為惡、不能為善，約束公權力、遏制潛規則，既要專門制定行政程序法，又要用裁量基準約束公權行使，更要加強監督問責，確保執法不走樣，以黨風政風帶動民風向善向上。”姜明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