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嚴酷打壓天主教之時，正是滿洲崛起、天下格局重塑之際。中原的耶穌會士們在變局中采取靈活立場，并以出色的科學、技術才能，獲得清政權的信任。天主教在日本幾乎絕跡，卻在中國漸入佳境。1692年康熙皇帝的容教令標志最高統治者對它的認可，基督信仰在新的天下格局中正式獲得一席之地。

由于近代中國被侵略、殖民的歷史，很多人將中國的失敗，歸咎于清代統治集團閉目塞聽，夜郎自大，不與“先進文明”交流，由此得出的“中國封閉保守”之說。而清阻礙文明交流的主要例證，即后來嚴禁歐洲傳教士活動，致使從明末開始的現代科學技術東輸，被強行中斷。

那么，為什么清廷由容教變為禁教？是不是因為中國人（或滿人）的保守和自大？簡單整理一下其中的原因和經過，有助于理解中國的近代命運，乃至現代中外關系的形成演進。

1693年，就在康熙夸獎西洋人“并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下旨容教的第二年，事端就來了。掌管天主教福建教區的宗座代牧、巴黎外方傳教會教士閻珰（又作顏珰，Charles Maigrot，1652－1730），在福州下令，禁止教眾祭祖、敬孔，不許讀四書五經。他還派出兩位教士回羅馬，一面上書教皇，一面請巴黎大學的神學教授做權威認定，指在華耶穌會教士容許敬天祭祖是違背基督教義。對此，耶穌會教士不得不上書康熙，請皇帝本人認定：中國的祭天、祭祖、敬孔乃是風俗，無關迷信。得到首肯后，他們將中國皇帝的回復寄給羅馬，以回應指責。閻珰此舉，不但在當地教眾中引起不滿，而且令本在天主教內部討論的“中國禮儀之爭”公開化了。

所謂“中國禮儀之爭”其實早已有之。在利瑪竇以“天主”、“上帝”翻譯Deus、并力證儒家與基督教可以相融的時候，耶穌會內部就有反對意見。只不過經過數次討論協商，對中國有深入理解的耶穌會教士們，總體傾向于同意利瑪竇規矩，尤其認為中國禮儀無違教義。所以在天主教入華早期，禮儀之爭相對和緩。

作為新興教團，耶穌會靠著葡萄牙與教廷的同盟，在歐洲和海外殖民地的影響力一度如日中天。但到了17世紀后期，耶穌會在天主教內部開始遭受排擠。隨著葡萄牙國力漸衰，法國成為教廷最倚重的國家。羅馬開始將海外宣教任務委托一批法籍教士，他們慢慢形成了后來的巴黎外方教會。該會教士普遍有為法國服務的意識，他們和本就對耶穌會不滿的老牌修會道明會、方濟各會等合流，成為天主教內部反耶穌會的勢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禮儀之爭”本是天主教世界爭奪、傾軋的工具，在表面的神學論爭背后，是耶穌會內部、耶穌會與其他團體、以及天主教國家間復雜的政治利益糾葛。

閻珰之前，道明會和方濟各會的修士就有過類似的禁禮舉動，各方也都將官司打到羅馬，希望教廷能夠就中國禮儀問題有個說法。但因不同教皇對耶穌會態度不同，此前的幾項律令多有抵牾。閻珰1693年挑起的波瀾，令1700年繼位的新教皇克雷門十一世決心解決此問題。最終，這個教會內部爭論，演變成了羅馬教廷和清廷之間的沖突。

克雷門十一世派出親信、都靈人多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為特使前往中國。多羅在法國人護送下，繞開葡萄牙，駛往印度和中國。使團于1705年春抵達澳門，一路北上，受到教團和清廷的熱情接待。康熙對此次特使來訪非常重視。多羅到達北京后病倒，康熙多次下旨關切，派員看望，并賞賜禮品。從1705年底抵京到翌年8月離開，特使受到康熙多次召見，并一起游園，但雙方始終沒有建立信任。皇帝數次詢問特使是否為禮儀問題而來，并主動解釋敬祖并非迷信；多羅則不敢把自己來訪的目的據實相告。其實，就在多羅登陸中國的1704年底，教廷已經做出決定，禁止教徒祭祖祭孔，除“天主”外，也禁止用“天”、“上帝”等語，此事已通過馬尼拉通知了多羅。

1706年6月，多羅把挑起此輪論爭的閻珰從福建叫到北京，讓他和在京耶穌會士討論，雙方激辯之下毫無共識。聽說閻珰到京，康熙皇帝下旨令往熱河行宮覲見，要他說明如何解釋中國經書。閻珰雖不情愿，也只好從命，并帶了兩位中國教書先生隨行。

覲見很有戲劇性。閻珰只會閩南語，對答須由另一位教士翻譯。康熙指著座后“敬天法祖”四字，問“汝認不認識”；閻答只認得一字。隨行的教書先生跪奏，說閻在解釋經書時不聽他們，只聽一西洋人的。皇帝又問及他曾論儒家與天主教不同，意義何在？閻不能答。康熙當然惱怒，會面后下旨罵道：“愚不識字，擅敢妄論中國之道。”翌日又諭告多羅，說閻珰“既不識字，又不善中國語言，對話須用翻譯，這等人敢談中國經書之道，像站在門外，從未進屋的人，討論屋中之事，說話沒有一點根據。”

自知已無回旋余地，多羅只好離京。隨后閻珰等也被逐回國。多羅南下南京后，向在華傳教士傳達教廷禁令，嚴厲警告說違抗者將被開除出教會。他后放逐澳門，被葡萄牙人囚禁，直到1710年去世。他的命令對在華教眾引發極大不安，甚至有耶穌會士拒絕執行。

康熙雖然惱怒，但此時尚無禁教之念，認為多羅等只是不了解中國國情。為消除誤解，他在1706和1707年先后派出4位耶穌會士作使者，攜帶詔書，赴教廷解釋。但其中兩人死于海難，另兩人雖見到教宗，卻反遭軟禁。1715年，克雷門十一世頒布《自登極之日》通諭，重申不許中國教徒用“上帝”“天”等語，不許掛“敬天”匾額，并禁祭孔祭祖，喪事亦不得行禮。耳聞此事的康熙仍沒有失去耐心，又命在華教士通過各種途徑（包括通過俄羅斯）傳遞消息，尋找幾年前派往羅馬的使者。

教廷此時已了解禁禮之令引發嚴重后果，聽到康熙的尋人啟事，覺得有必要再次遣使。1719年，教皇任命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率龐大使團赴華，容許他在具體做法上稍有通融，但禁令原則不可更改。

康熙對使團仍然禮遇有加，接見嘉樂達13次之多，親自向他解釋儒家禮儀。同時也明確說，如果教廷執意禁禮，你們傳教士也沒必要留在中國了。一次會面時，康熙故意問：我看你們西洋畫里，有長翅膀的人。嘉樂回說，那是寓意“天神靈速如有羽翼”，不是真有此人。康熙接著說：“中國人不解西洋字義，故不辯爾西洋事理；爾西洋人不解中國字義，如何妄論中國道理之是非？朕此問即此意也。”但就在關系略有緩和之時，康熙讀到了逐條翻譯出的教廷禁令，他深感失望，親筆批道：

“覽此條約，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此后嘉樂力圖圓轉通融，但終于沒有打動康熙。禁教令起初執行不嚴，到雍正時代才稍為嚴格，到乾隆時期又時嚴時寬。雖然地方上有一些迫害事件，但幾位清帝并沒有像德川幕府那樣大肆捕殺教士和教徒。不少教士繼續任用，如1715年來華的郎世寧。可是無論如何，原有的文化交流無疑被阻斷了，這對中歐兩方面而言，都是十分遺憾的事情。

平心而論，清帝對天主教表現出難得的開放和寬容，所慮者無非它會不會墮入邪教旁門、惑眾生事。須知清帝身兼數種宗教禮法的最高權威：滿人的薩滿、蒙藏的佛教、以及中原儒道，都是帝國極為重要的政教支柱。天主教極端排斥佛道和民間信仰，卻尚能見容于崇奉薩滿和藏傳佛教的清帝，這一部分歸功于利瑪竇及其追隨者的合儒策略，更多則體現統治者的包容心胸。前文曾說，清代天下的多元性，前提是多元之間不互相排斥，且能夠統一在對“天命”的崇奉之下。而禮儀之爭中的教廷，恰視儒家根本為異端，并否認東亞世界中“天”的合法性，等于對東亞的多元文化全部釜底抽薪。

康熙禁教，是對教廷屢次溝通無效后的無奈回應。他始終認為，麻煩制造者，只是那個“中國字不識五十個”的閻珰。一定是他逃回羅馬后搬弄是非，致教皇諭令竟與閻珰當年所奏一字不差。康熙指責閻 “乃天主教之大罪，中國之反叛……被逼中國大小寒心，方知佛道各種異端之相同乎”。言語中竟有痛惜之意。

他不會想到，發生在羅馬和北京的爭端，不過是天主教世界內部政治斗爭的口實。耶穌會建立的交流平臺化為烏有，自身也難保。1773年，在西班牙和法國的壓力下，羅馬教廷取締了耶穌會。這個曾為溝通歐亞做出巨大貢獻的教團，在其后近40年里，被自己誓死效忠的教皇認定為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