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解密的《五角大樓文件》是最早且最系統研究越南戰爭問題的檔案文獻來源。作為政府內部組織研究的“官方文件”，在形成之初就是為了探討“美國與越南戰爭的關系”。

二戰后美國選擇扶植南越，為何又在1963年11月的軍事政變中放棄了吳庭艷？《五角大樓文件》系列以國防部的檔案為主，透露出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美國邏輯。

美國為何對吳氏家族姑息縱容

吳庭艷政權的建立，美國曾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希望借此在東南亞扶植起一個有效的反共政權。然而，經過八年的統治，吳庭艷并沒有帶給美國更多的信心，反而越來越讓華盛頓覺得，這是美國對越政策的負擔。

從一開始，吳庭艷政府就沒有擺脫政變的流言，其間確也多次發生未遂的企圖。因此，當1963年再次出現政變流言時，美國情報機構并未給予特別的重視——這也是華盛頓在這次危機中沒有充分準備的原因之一。按照《文件》的歸結，1963年春天的南越就出現了一系列與后來政變有直接聯系的變化。

“這當中，吳庭儒影響的顯著擴大是最主要的。在吳氏兄弟統治的最后一年里，吳庭儒逐漸超越吳庭艷占據了主導地位。”雖然他的權力在擴大，但他對局勢的掌控力卻在下滑。其次，美國人認為吳庭艷政權失去了兩個主要的支柱：“它對農民冷漠無助，而農民是在與越共斗爭中真正值得關注的人群。更重要的是，政權疏遠了大部分不安定的城市階層，他們是最能夠直接體會到政權專制統治的。”最后是吳庭艷和美國使團人員之間存在的不信任感。隨著美國對越南事務干預程度的加深，雙方在各個層次上的矛盾開始增加。1963年3月，參議員麥克?曼斯菲爾德訪越之后向政府提出報告。吳庭艷兄弟獲知后，對報告中批評南越政權的內容極度不滿，認為報告進一步加深了美越之間的嫌隙。儒夫人時不時拋出批評美國的言論更是對兩國關系火上澆油，美越關系存在的這些問題難免讓華盛頓的官員們產生一些先入之見。

5月，由于吳庭艷政府長期奉行鎮壓佛教的政策，廣大僧眾不堪其辱，發動了一系列示威游行活動，佛教徒危機爆發了。對此，美國人并沒有預計到問題的嚴重性。時任美國駐越大使的諾爾廷一直試圖通過勸服吳庭艷采取措施，避免事態擴大，但還是沒能對吳庭艷施加真正的影響。

為何縱容走進死胡同的吳庭艷政權，美國事后是這樣解釋的：我們使用了各種辦法讓吳庭艷實施我們認為必要的方案和想法，但是吳庭艷很快認識到他是美國唯一能夠支持的有號召力的反共領導人。有了這樣的想法，他敢于無視我們的感受，繼續以家族利益為重，對駐越大使的抱怨不勝其煩。最終我們都失敗了，完全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反共執念”。

軍事政變中美國進退維谷

對于佛教徒的反政府行動，吳氏兄弟并不打算妥協退讓。6月4日，吳庭儒發動對僧人的襲擊，這恰好是在美國大使不在越南期間。南越政府宣布實施軍事管制，出動了軍警和特種部隊。此后局勢出現了新變化，大批城市市民開始加入到示威活動中，在政治上反對吳庭艷的統治。6月11日，釋廣德法師在西貢市區自焚，而儒夫人卻叫囂說“不介意看到更多的僧人‘烤肉’”。美國的報紙對事件的報道迅速激起美國國內和世界輿論的不滿，迫使白宮不得不面對這種緊急的勢態。

7月4日，華盛頓的高官們在討論后意識到南越的局勢不妙，中情局的一份國家情報評估顯示，如果吳庭艷政權不采取措施安撫佛教徒的話，在夏天很可能會發生更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活動甚至是政變。但是美國人一直在等待局勢有所緩和，期望吳庭艷接受和解的方式。這種無可作為是因為一種宛如死結一般的困境：一方面，減少對吳庭艷政權的支持是促使他改變對佛教的政策、進行政治改革的唯一手段；另一方面，任何減少支持的舉動都會被看作是美國同意倒吳政變的信號，而美國此時并不想看到局勢失控。

果不其然，佛教徒在整個8月份的行動更加猛烈。8月21日午夜，吳庭儒徹底打碎了美國以調解方式解決佛教徒危機的幻想，發動了對佛教徒的總襲擊。在籌劃襲擊的過程中，吳庭儒沒有向美國使團透露半點消息，甚至將通往使館和美國使團官員家中的電話線暫時切斷。南越人民甚至部分官員對襲擊事件強烈反對。儒夫人父母雙雙辭職——二人分別任南越駐美大使和駐聯合國觀察員的；外交部長武文牡辭職并削發明志；西貢大學醫學院學生罷課游行，后遭到政府鎮壓；政府關閉大學后，中學生又走上街頭。

南越形勢的惡化促使美國人加緊了同軍方秘密接觸的步伐，似乎是為政權易手做好準備。8月24日，中情局駐西貢的探員科奈恩會見陸軍代理參謀長陳文敦。同一天，陳的副手也會見了美國援外使團官員，說美國只有堅定立場除掉吳庭儒才能使軍隊團結反共。“這兩個直接且明顯請求美國支持軍方廢黜吳庭儒的行動，標志著美國卷入倒吳計劃的正式開始。”

8月24日，接替諾爾廷的新任美國駐南越大使亨利?洛奇根據上述談話向華盛頓發去了形勢評估報告：“吳庭儒很可能完全得到吳庭艷的支持，親手策劃了針對佛教徒的行動。即使不是完全指使，他的影響力也在急劇增長。”洛奇盡管對吳庭艷始終沒有好感，但對可能發生的政變還是很謹慎。相對于倒吳，美國人擔心的是，政變失敗后引發的動蕩，最終使情況變得更糟。

緊接著，當天國務院給西貢使館發來一份后來頗受爭議的第243號電報，又稱“希爾斯曼電報”，由時任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希爾斯曼發出，主要內容是授意駐西貢使團可與倒吳勢力聯絡。因當時是周末，大部分高層官員都不在華盛頓，該電報草稿并沒有得到充分討論，這使情況變得更為復雜。但總統和國務卿都收到并批準了電報。8月26日，洛奇等人開始商議接觸南越軍方。8月29日，科奈恩會見了南越軍方代表、陸軍司令楊文明。楊文明坦率地說，在確認美國站在軍方一邊之前他們會保持謹慎，并拒絕透露任何計劃。當被問到如何才是美國支持的標志，他們回答是，美國終止對現政權的經濟援助。

走上不歸之路的美國越南政策

8月底，美國政府發現自己并沒有太多的選擇，更不能在不同意見之間過多徘徊，于是不得不謀求一種新的政策。在西貢和華盛頓，重新評估及尋找新代理人的努力開始了。但是，作為當時唯一的一份有記錄的文件，8月31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顯示出美國依然沒有下定決心換馬。

9月2日，肯尼迪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采訪時，向南越政府釋放了信號，希望西貢改變政策或調整人事安排以贏得戰爭——這顯然是針對吳庭儒的。同時肯尼迪也明確反對撤出越南。9月6日的國安會上，羅伯特?肯尼迪談到，美國的目的是幫助越南抵制共產主義，首要的問題是選擇支持的對象能不能成功做到這一點。如果不能，現在我們就應完全撤出越南，而不是等待。如果能，但不是同吳庭艷兄弟這樣的人，我們應允許洛奇推動變化發生。他認為恐怕關鍵在于，現在沒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然而，羅伯特?肯尼迪一針見血的分析并未引起高層對美國政策的重估。為了再次確認南越形勢，國務院顧問門登霍爾與國防部反叛亂專家克魯拉克奉命到南越調查，結果兩人的調查結果幾乎完全相反。克魯拉克很樂觀，認為政治形勢對軍隊影響不大。門登霍爾則認為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已經達到一個頂點，政府有倒臺的危險。這種相互矛盾的報告無疑使華盛頓高層本已混亂的決策雪上加霜。

在決策層還未達成一致的時候，駐越使館已準備向軍方釋放政變信號。9月12日參議員丘奇提出了削減對越援助的議案，14日洛奇得到允許推遲1850萬美元針對南越的商業出口計劃。同月，麥克納馬拉和泰勒赴南越調查，他們的結論是“軍事斗爭有很大進展而且繼續改善”，同時警告政治問題會抵消軍事上取得的成績。他們認為沒有跡象表明支持政變會成功，并認為美國的壓力只會強化當局現在的態度。接下來，美國高層下決心向南越施加更大的壓力。

正在此時，洛奇同白宮溝通的方式發生了變化。10月25日，洛奇發給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喬治?邦迪一份長電，對哈金斯的保留意見提出異議，并論證一種“不阻礙”的政策：繼任政府絕不會比吳庭艷政權更差，對美國來說阻礙政變將“承擔維護腐敗統治的不當責任”。在回電中，邦迪則擔心一旦政變失敗，白宮也需要承擔責任。這組來往電報體現了政變之前西貢與華盛頓之間溝通的基本邏輯：白宮關注的是政變計劃的細節以及成功的前景，而洛奇強調的是美國的參與已不可避免。

接下來，政變開始得富有戲劇性。11月1日上午，洛奇對吳庭艷進行了最后一次禮節性的拜訪。在臨走前，似乎有所覺察的吳庭艷將洛奇叫到一邊談了20分鐘，表示美國可以在任何時候對他提出建議。這樣的氣氛反而更加讓人感覺到一場暴風雨的迫近。下午1時，南越軍官發動了蓄謀已久的政變行動。政變軍隊很快占領了電臺、郵局等設施，并開始攻占總統府。吳庭艷兄弟逃跑后不久被政變軍官抓獲，并在11月2日被押往政變指揮部的途中“自殺”身亡。

美國深陷越南的腳步在政變之后大大加快了。作為事后之見，《文件》這樣總結美國卷入南越、支持吳庭艷的重要教訓：毫無保留地支持一個特定領導人，使得美國在南越問題上處于一種極為被動的狀態之下。“沒有替代人選”的觀點反而限制了美國對吳庭艷政權的影響力和政策的轉圜余地。這背后的原因，就像美國人自己認識到的那樣：在面對吳氏兄弟為所欲為時進退維谷，完全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反共執念”造成的。此處的反共執念就是“冷戰思維”——只要是跟我們對手對抗的人，無論其內外行為如何都應支持。這一思維無疑會極大地模糊決策者對國家利益的判斷。而從冷戰歷史上看，美國扶植、姑息、遷就吳庭艷此類盟友的后果是“政策負擔”遠遠大于“戰略價值”。在越南，美國經歷的就是一場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