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作者米派，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學碩士，曾供職于通用電氣公司，現(xiàn)在戴爾公司總部工作，生活在美國得克薩斯州。

來美國讀書之前，我已經(jīng)在一家老牌美資企業(yè)的中國總部工作了5年，所以潛意識里沒把文化沖擊太當回事兒。畢竟公司文化強勢，工作語言一直是英語，也有外派輪崗經(jīng)驗，且五年里兩任老板是美國人。該沖擊的應該都沖擊過了，不是嗎？

然而還真不是。我低估了大環(huán)境的影響，低估了作為本國人和外國人的心態(tài)之不同。

說幾個在商學院讀書以及畢業(yè)工作之后，交流溝通方面給與我的沖擊體驗。

學校行政管理人員是可以真的抱著服務學生的態(tài)度的

初入校，人生地不熟，激動之下藏了戰(zhàn)戰(zhàn)兢兢。外國學生入學，比本國人又多了好些事情。去辦入學手續(xù)的時候，臉皮薄怕看到不友好的臉，也怕跑很多次解決不了問題時難免煩躁。然而我很快就發(fā)現(xiàn)，這些擔心是多余的。

學校國際學生服務辦公室輪流到各班自我介紹，主題思想就是：你們是最重要的，我們都是為你們服務的，有什么需要就及時來找我們啊。態(tài)度之懇切讓我覺得不接受都不好意思。當然也有手續(xù)“官僚”又繁雜的時候，但信息相對透明，流程、政策連貫性較強，不會朝令夕改。外加一線工作人員授權(quán)程度高，更有“給你解釋清楚流程、幫你解決問題是我的責任”的態(tài)度，因而出了問題也可以及時糾錯。這樣的態(tài)度，后來在跟一些以客戶服務為核心目標的零售商和酒店打交道時也感受過。回想起來，學校管理人員的確有如他們最開始承諾的那樣——把學生當作最重要的客戶和服務對象。

委婉的英語

說到話語的委婉，一般以英國人最出名，但是按我的個人經(jīng)驗來說，只要是英語母語國家的人，在這方面都絲毫不差。

有時會看到網(wǎng)上有些美國人評論中式英語不太有禮貌，我完全不驚訝，因為我們沒學過啊！好比我16歲學英語，讀的是《新概念英語》，而人家從16歲開始看《經(jīng)濟學人》和《華爾街日報》。國內(nèi)的課堂上學的大多數(shù)是直來直去的英語，可工作上面對和需要的往往是綿里藏針的英語——外表平和，語義犀利。

語氣更是非母語交流里非常難把握的部分，尤其是在電話會議上，你見不著對方肢體語言和表情的時候。打個比方，有這樣兩句中文：“項目逾期了你趕緊給我做出來啊！”和“目前項目進度和計劃出入很大，幾個大佬都盯得很緊，做不出的影響會是這樣那樣，你看看你這邊還有什么需要的資源么？”作為聽者，如果你聽不出后一句的深意，這事情就大了；而要是作為項目經(jīng)理，你只會說前一句來催進度，項目組里其他平級部門的同事可能根本不鳥你。

因此，在商學院的案例討論課上，我經(jīng)常暗地感慨：“啊！這個意思可以這么有高度有深度地表達！”然后趕快記下來。工作后參加高層爭資源、爭項目的會議，更是超級好的學習“原來不同意見可以這么說，臉可以這么打”的機會。

當然，最鍛煉人的還是談判。習慣了那套溝通話語之后，談判的來回就變成一個加密解密的過程。最重要是：沉得住氣，不能失掉風度。或者說，失不失掉風度、表不表現(xiàn)情緒也是談判策略的一部分。

交流和分享是一種義務

“作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你有義務讓我們聽到你的觀點。”第一次從教授那里聽到這句話時，我狠狠吃了一驚。盡管我一直明白交流是很重要的，但從來沒有提升到“我不說出我的觀點，所以其他人會有損失”這個層面。

我發(fā)現(xiàn)，無論在哪里，閑聊都是建立信任的重要交流方式。《哈佛商業(yè)評論》有過很多篇文章探討非正式關(guān)系對去面具化、解決正式問題的重大意義。而美國的好處是，群眾對閑聊的需求普遍高于對吃的要求。請頓家常便飯通常烤箱弄一個菜、再拌個色拉就敢待客了，有酒有薯片有salsa就能開起派對了，大家湊在一起就是聊天聊天聊天。課間喝杯咖啡聊聊，中午吃個三明治聊聊。學校里周五下午最后一節(jié)課結(jié)束，就看幾百號人熙熙攘攘圍著小圈喝著東西吹牛，要么在草坪要么在室內(nèi)，風雨無阻。小范圍聚會最流行的形式是potluck，類似實物性質(zhì)的“湊份子”——主人準備一兩個拿手菜，其他人帶個甜點派或者帶瓶酒——然后重點還是聊天。在這方面，美國人和一杯咖啡一根煙就能聊得昏天黑地的法國人民很有共通之處，當然兩國重視食物的程度很不同。

我猜測，就和從小做題多的人群解題能力均值高一樣，從小說話多的人群表達能力的均值高是大概率事件。熟能生巧嘛。

關(guān)于“交流和分享是義務”的觀點，我之后也從其他教授、政府人員以及很多企業(yè)管理者那里反復聽到。這一觀念從個人延伸到了社會組織，強調(diào)組織對外的宣傳和輻射效應，強調(diào)組織要回饋社會推動對社會的積極影響，尤其當個人或者組織擁有他人沒有的資源越多，那么他/她/它對外輻射、促成分享和交流的義務和責任也就越大。

我有次參加一個講座，美國前財政部部長亨利·保爾森就提到，他認為銀行界有重要責任為公眾提供經(jīng)濟和金融教育，消除“財務無知”(financial illiteracy)和“經(jīng)濟無知”(economic illiteracy)，幫助公眾理解銀行業(yè)對社會提供的價值。而很多公司高校也把知識分享和對外的交流合作看作是實現(xiàn)社會責任并宣傳自己的重要手段。聽上去很高大上對嗎？其實很多時候，所謂交流，最開始就是有人出面找個由頭促成同事、同行或利益相關(guān)方來聊一聊——小到高校、公司內(nèi)部的午餐研討會(brown bag session)，大到行業(yè)論壇，甚至國家間的經(jīng)濟政治論壇。

推崇交流，這個硬幣的另一面是：某某國人太能說了以及不懂也敢亂說（“膚淺！”）的名聲在外。首先，這樣的刻板印象具體到個體上，其適用度可謂天差地別。簡言之，要看人。其次，無論哪國人，要識別個人的風格是夸張還是踏實，終究要靠交流和觀察。敢說的未必肚里沒貨，沉默的也不都是金。再次，即便真的存在過度交流這回事（我對此很懷疑，尤其如果剔除看似溝通實則無效溝通的噪音之后），無論家庭還是工作環(huán)境里，在缺乏交流和過度交流兩者間，我的感覺是：缺乏交流的害處更大。很可能一方覺得不說反對意見是為了顧及對方面子，而對方卻正在為（又一次）遭遇偽善的被動攻擊型人格而抓狂。

這幾年我自己經(jīng)常在看心理學歷史和其他人文類的書，以及探討如何處理艱難的對話、如何處理陷入僵局的客戶關(guān)系、如何有效地給出反饋之類的工具書。除了個人的興趣使然，更多是因為工作和生活中需要處理的情境變得復雜而敏感，對溝通交流這類軟能力以及對人性的理解的要求大大提高。而在今天這個科研、商業(yè)都越來越需要合作的時代，我認為把交流定義為一種義務絲毫不為過。

所謂文化沖擊，可以是隔著太平洋印度洋的大不同，也可以是你愛咸豆腦我愛甜豆花的小差別，更有時代、地域、語言、習俗的種種影響，我相信全球化時代這類沖擊一直會存在。如果哪天感覺不到?jīng)_擊，反而可能需要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在舒適區(qū)呆太久了。與其花時間評判文化間的優(yōu)與劣、深刻或膚淺，以此自輕或自多，更有裨益的或許是用開放的心態(tài)迎接不同，主動尋找創(chuàng)造契機，嘗試以不同的策略展示自己的文化。不為取悅，不為求認同，只為能認識些有趣的人，一起做些有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