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下午，著名歷史學家、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發表了他做客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計劃系列演講的第三講：人的消失？！——二十世紀史學的一種反思。北京大學歷史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陸揚教授主持演講，演講結束以后，王汎森先生還與北京大學歷史系羅志田教授展開對談，并接受了在場聽眾的提問。

王汎森先生提出，這一講的題目是他個人非常關心的問題。他認為，歷史很重要的任務在于記錄這樣的過程：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即使在結構性的力量強大到使人以為沒有辦法改變的時候，還是有人相信可以通過人的努力將局面扭轉過來，并且從中得到勇氣和智慧。王先生認為，這既是史學責無旁貸的任務，也是促使他思考這一講的主題的來由。哈佛大學一位新近故去的著名中國史家曾經向他提出，寫歷史提到人名應該越少越好，只有人名少了歷史才是硬的，如果人名多了歷史就是軟的，對此他完全不能認同。

在題目中，王先生用了一個問號和一個嘆號，意在表示這里并不是要對“人的消失”表示認同，而是想要強調史學中言說這一問題的脈絡。這一脈絡逐漸形成一種期待，使得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很多人都相信好的史學就應該是這樣的。這一講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講在20世紀史學一波一波的革命中，對于非個人性、非人格性力量（Impersonal Force）的發現，包括結構的發現、語言學轉向等等，包括國內的新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都是強調團體、社會，認為在歷史中并不是一兩個人在發揮作用。第二個部分則是要介紹1960年代以后產生的“人的消失”或者“人的死亡”的呼聲，包括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宣稱人的死亡，布羅代爾宣稱“人只是歷史的泡沫”等等。

一、傳統史學中“人”的角色與分量

王先生首先從傳統中國史學講起。按照梁啟超的講法，傳統史學就是“人的史學”，錢穆也反復這樣強調。王先生提出，從《尚書》到《左傳》，其實就是一個由記事為主轉到以寫人為主的過程。他隨后介紹了捷克漢學家普實克的觀察。普實克認為中國史學從《史記》以后都像是一個一個盒子一樣，如《史記》分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種體裁，就是把材料儲存在不同的盒子里。而西方自希臘羅馬以來的史學卻是像河流一樣，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從古至今寫下去。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傳統。王先生隨即指出，中國史學自《史記》以來漸漸以人物為主體，以至于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唐代李延壽寫《南史》、《北史》，主要的部分就是傳，他可以犧牲掉別的盒子。人們在評論歷史的時候，也都是要以評論人物為主，遠如宋代葉適的《習學記言》，近如已經進入二十世紀的蔣百里，都是如此。

二、梁啟超的觀點及變化

王先生提出，史學中特別看重“人”的情況從梁啟超開始有了變化。在1901年到1902年間梁啟超寫作《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這兩篇文章的時候，他很關鍵的看法是認為《二十四史》都是寫相互砍殺的“相斫書”，認為只有寫團體、寫社會才有歷史性，寫個人則沒有特別的意義。這其實正是間接提出對以人物為主的史學傳統的批評。

到了1920年代寫作《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的時候，梁啟超的看法已有所改變，他對于自己早期的很多史學觀點都加以修正。早期他認為歷史書寫一定要符合所謂“公理”和“公例”，此時則注意到歷史上還有“首出的人格者”，也就是重視個人的作用。以明代思想為例，梁啟超認為王陽明的出現就足以概括他之前的時代是滯后的。在他看來，首出的人格者在歷史上有百人以上，所以寫百人就足以把歷史上的若干問題講清楚了。所以可以說，雖然是從梁啟超開始否定個人的作用，但是也是他本人在后來有了很大變化，沿著新的意見做了很多工作。

王汎森先生介紹說，梁啟超所謂“首出的人格者”，是說其言行要形成史跡，也就是要改變社會。這個人和他所掀起的一陣風，要對于社會有直接的作用。只有這樣的人才是歷史中的人物，不然還是不值得寫。在梁啟超看來，歷史界和天然界有著截然的分別，歷史里含有意志，是會改變的，天然則是始終不變的。王先生引歌德的名言來形容梁啟超所謂的天然界是“西沉的永遠是同一個太陽”，提出雖然在當代史學家看來，因為生態的破壞，似乎天然界也有它的歷史了，但是在梁啟超那里有很清楚的界定。

三、新史學

王汎森先生認為，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近代中國史學的主體是以歷史考證和客觀性重建為目標的新史學。新史學的領導者是北大派，包括在北大任教的胡適，以及北大畢業后來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等人。他們一派所倡導的新史學，基本上是以問題為本位的史學。新史學還有另外以何炳松為代表的一派，是以事情為主的史學。何炳松在很多地方都講到，中國史學只有紀事本末一種體裁符合西方近代的史體，就是因為紀事本末是以事情為主。所以像清代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因為是以事情而非以人為主，能夠與西方呼應，在近代也就提高到相當的位置上來。

回到胡適、傅斯年這一脈絡，他們曾經反復講史學的目的是要解決問題。王先生這里舉遼金史專家陳述給傅斯年的信來說明新舊史學觀念的差異。陳述對傅斯年講，他在進入史語所以后才發現以前老先生們是以一本一本書為主體的歷史，史語所則是以問題為本位的歷史，寫文章都是為了解決歷史上沒有解決的問題。傅斯年自己的說法則可以看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最后的三句口號，第一句是“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王先生認為，這里面就有非個人性的味道，傅斯年并沒有反對傳統史學，但是從他幾篇重要的文章來看，他認為傳統史學都只是材料，真正要書寫史學，還是要寫以問題為本位的史學。

王先生還提到，他的著作《傅斯年》最早以英文出版的時候，有評論將傅斯年與1940-50年代英國的史學大師路易斯·納米爾（Lewis Bernstein Namier）相提并論。納米爾提倡群體學研究（Prosopographical Study），提出要把心性從歷史中拿走（Taking Mind Out of History）。傅斯年沒有納米爾那么極端，但是從這種意見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在史學上的偏向。

胡適在《胡適文選》自序里面曾經寫道，有人認為他不重視個人，這一點他不能承認，他認為自己其實是非常重視個人的。王汎森先生指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批評，就是因為當時持傳統史學觀點的學者不適應新史學以問題為本位的觀念。可是后來翦伯贊又借這一段話來批評胡適太重視個人，不講群眾的力量，王先生認為這里面就可以看出史學觀念的更迭。

四、左翼史學

王汎森先生認為，左翼史學在討論個人和歷史關系的問題上，最具啟發性的著作當屬普列漢諾夫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普列漢諾夫提出，要把個人和歷史規律結合起來看待。他不同意一般認為個人就代表著偶然性的觀念，而是相信在歷史有其必然規律的同時，個人也可以在這個規律里面盡情跳舞，發揮他的作用。如果不是二者剛好洽和，歷史就不會以實際發生那樣的方式呈現出來。王汎森先生認為，普列漢諾夫的講法非常細致，而且很有分寸感。

講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王汎森先生認為其中最有貢獻者之一是李大釗。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認為思想的變動要從社會經濟的基礎來看，這與胡適他們有著很大區別。但是李大釗也注意到這一股史學潮流太過輕視歷史中重要的個人。他批評當時一些歷史課本和通俗讀物為了追求歷史的客觀性，講漢武帝的時候不講漢武帝要講漢初時期，講商鞅變法要改叫秦代變法，講亞歷山大大帝不提他的名字而講成馬其頓如何如何。他不贊成這樣的辦法，所以一方面介紹社會經濟史，強調歷史發展的規律，一方面也反對過度抹殺個人。

王先生認為，關于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念最具代表性的例證當屬柳亞子與早期共產黨領導人惲代英的對話。北伐期間柳亞子因為太痛恨蔣介石，曾經向惲代英提議把蔣介石刺殺掉，惲代英卻回答說，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不相信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殺他沒有用處。馬克思主義史學認為，歷史中的重要人物只是當時社會關系下的產物，換成另一個人也是一樣，只有契合歷史發展的實際規律，才能有所成就。王先生認為，歷史的實際走向也許并不如此絕對。

五、錢穆等人的駁議

王汎森先生隨后介紹了錢穆對于史學中人的問題的意見。在錢穆看來，新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等新的史學觀念通通都不對。王先生指出，錢穆并沒有專門討論過史學中人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會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反復出現。錢穆不太批評梁啟超，也許是因為他本人受梁啟超影響較多。比如他也同樣會強調歷史人和自然人的區分，認為一個人如果沒有在歷史上發揮作用就是自然人，如果發揮了作用就是歷史人。但是對于發揮作用的界定，錢穆有很有意思的看法。王先生提出，章太炎曾經批評紀事本末體只寫大人物的歷史，忽略小人物的作用，認為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為很多事情其實是小人物發揮了更大的作用。錢穆沒有受到章太炎的影響，但是他們有近似的觀念。錢穆說歷史上有一些人，雖然沒有經歷過可以寫在紀事本末里的大事，卻對歷史有很大的影響。

王先生將錢穆所指的這種影響概括為“歷史的潛勢力”。比如說孔子在《左傳》里不過只有幾句話的記載，顏淵就根本沒有出現，可是孔子和顏淵對于歷史卻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反而是《左傳》里著意描摹的許多人在此后卻沒有影響了。再比如三國時期的隱士管寧，王先生笑稱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逃跑和躲起來，可是管寧對于后來人同樣有很大的影響。還有時失敗者會比成功者更有影響，比如文天祥就并沒有做到他想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以事情作為歷史的單位，那么他們就不重要，但是他們在歷史上卻形成了一種潛勢力，在事情的舞臺后面的臺子上施加他們的影響力。

王先生提出，錢穆這種關于歷史中人的問題的意見，往往是針對胡適、傅斯年、左翼史學等而來的，認為他們都是重物而不重人。而在錢穆看來，對于人的重視是傳統史學里最重要的部分，甚至史學的本來使命就應該是要寫人。他總結希臘羅馬滅亡的原因，就認為應該歸咎于他們的史學不重視人，所以在沒落以后沒有可資借鑒的辦法來挽救。王先生發揮他對于錢穆的理解，認為錢穆應該會覺得，近代的史學像是一場足球賽，沒有人在踢球，只看到球在跑來跑去。在錢穆看來，太談社會經濟、結構、地下史料等物的層面，都會破壞他理想中的史學。王汎森先生提出，他贊成錢穆對于人的重視，可是不能夠贊成他這種“以上皆非”的態度。

六、1950年代以后世界（史學）思潮中“人”的問題，以及它們對華人史學界的影響

對于這一問題，王汎森先生認為應該另外做專門的討論，這里只介紹一點基本情況。他認為，西方史學本來就有重視事情的傳統，尤其在19世紀以后，往往相信歷史發展自然有其模式與規律，因此并不重視人的層面。可是在1950年代以后，幾種大的史學思潮都跟人的逐漸消失有關，甚至主動提出要把人取消掉，這就更是一種新的發展。王先生認為，1950年代以后與 “人的消失”相關的西方史學思潮主要應該包括這樣幾個方面：一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新歸來；二是社會經濟史的過度強調；三是由下而上的歷史的興起。二戰以后，很多歷史學家回到左派史學的立場中來，將人看作復數的人、集體的人。王先生舉鄧之誠的經歷來說明。鄧之誠1956年的日記里曾經寫到，他讀報看到俄國《真理報》提出崇拜個人是違反馬列主義的行為。這使他非常驚訝，因為他是屬于傳統史學的觀念，認為人非常重要，而在當時，重視人卻已經成了反馬列的行為。

在上述三個方面以外，王先生認為對于“人的消失”更為重要的，是后面他將要論述的三種思潮：一是結構主義史學；二是年鑒學派；三是以福柯為代表的后現代的史學思潮。

七、結構主義

王汎森先生提出，結構主義反對人文主義，認為結構先于個人存在，結構里面所有的意圖、心智、規劃、行動都只是結構中的關系項而已，都要受到深層規律的制約。這就帶有很強的反歷史主義的傾向。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列維·施特勞斯

（Claude Levi-Strauss）就認為，歷時性的探索本身沒有太大意義，應該更注意從共時性的結構中發現規律。這種影響反映在史學里面就是人的去中心化，包括年鑒學派在內的很多史學家都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

八、年鑒學派：人是歷史的“泡沫”

王先生認為，年鑒學派深受涂爾干的影響。涂爾干強調集體的再現，關注社會事實，影響到年鑒學派的很多方面，其中就有王先生在第一講曾經介紹過的心態史的研究。王先生舉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著作《國王的觸摸》（The Royal Touch）為例，認為這本書講一種集體的心態反映在相信國王可以通過觸摸患者的頭來治病的史實之中，這是受到涂爾干的影響才會有的思考。年鑒學派常常回溯他們所受到的涂爾干的影響，但是在王先生看來，他們的史學觀念至少還要受到另外兩方面的影響，一是結構主義，二是他們反對當時法國主流的受蘭克史學影響的政治史研究。當時的主流史學往往認為重要的政治人物是歷史中最重要的力量，這遭到了還居于學界邊緣的布羅代爾等人的強烈反對。

從以上三方面的影響出發，布羅代爾在他的著作中往往否定個人的重要性。譬如《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全書有兩千頁，可是真正和其中受世人矚目的戰爭相關的內容只有七八十頁。布羅代爾認為氣候、地理，包括次一級的經濟，都要比事件更有力量，事件和人都不過是歷史的泡沫。在《論歷史》一書中，他提出人是歷史的囚徒，只有長期不變的東西才是真正關鍵的，它們透過限制來影響歷史的發展。布羅代爾說他在巴西的一個晚上看煙火，煙火放上去天空大亮，可是煙火掉下來黑暗馬上又攻占了所有，他認為這些煙火就好像是事件，好像是人，不能穿透這深沉的黑夜。所以他認為人是歷史的囚徒，是泡沫，強大的都是長時段的因素。

九、福柯“人的死亡”

王先生隨后介紹了福柯“人的死亡”的討論。福柯認為，“人”是很晚才發現的觀念，是18世紀以來的建構。而且，他對于現代的人文學科系譜有很大的批判，認為幾個世紀以來產生的人文學科都沒有辦法真正了解人，人的意義反而被人文學科聯合埋葬了。此外，在《詞與物》第九章“人及其復本”中，他又提出人既是被認識的對象，也是認識的主體，這是矛盾的。王先生認為，福柯喊出這樣的口號，對于近代西方史學就產生了暗示性。

十、后現代主義

王汎森先生認為，后現代主義同樣對史學中人的問題有很大影響。1967年，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編了一本《語言學轉向——哲學方法論文集》（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使得“語言學轉向”受到廣泛關注。后來證明語言學轉向是20世紀非常重要的事情，并且在80-90年代給史學以顯著的影響。王先生提出，后現代主義認為語言先于人的意圖而存在，自有其規律性，所以人是不重要的。受到語言學轉向影響的歷史著作，往往對于人的主體作用感到懷疑，甚至有世界知名的史學家，在提到人的時候都要扭扭捏捏。

不過，后來西方重要的史學雜志《歷史與理論》（History of Theory），曾經有一期在幾篇文章里提到新文化史似乎有一點使得人的地位重新得到肯定。王先生指出，新文化史認為，世界上有很多結構一樣的網格（grid），是沒辦法改變的，但是人作為一個主體還是可以透過它們去完成一些事情。這的確是承認人還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主動性。

十一、其他的觀點（如“小歷史”）

王汎森先生提出，對于他上面講到的“人的死亡”、“人是歷史的泡沫”一類的看法，很多西方史學家也不能夠認同，這其中就包括一些意大利史學家發起的“小歷史”（Microhistory）。這不僅是針對年鑒學派，也是針對當時社會科學影響下的歷史研究，認為他們都只顧從大的局面著眼。小歷史強調個人非常重要，代表人物有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erg）、喬萬尼·列維（Giovanni Levi）等人。王先生提及他曾經請教金茲伯格對于布羅代爾的看法，金茲伯格就表示喬萬尼·列維曾經提出，布羅代爾的書雖然好，但是里面沒有人。這代表了一派史學家對于人的問題的反省。

十二、“人”的復返，以什么方式復返？我們能假裝近百年的新歷史思潮都沒發生嗎？

王汎森先生認為，20世紀了不起的史學著作大多表現出沒有人的特色。像埃里克·沃爾夫（Eric R.Wolf）的名作《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里面講到一些很小的人，可是當時歐洲對這些人產生最大關系的重要人物卻不出現在他的書里。所以有書評以為，書名是“沒有歷史的人”（People Without History），作者實際上寫的卻是“沒有人的歷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

王先生提出，年鑒學派到了第三代，其實也開始越來越重視人的作用。按照英國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法國史學革命》（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里的介紹，年鑒學派的發展是“從地窖到閣樓”。原來在地窖時否定人的作用，后來到了閣樓則發現人的重要性。于是在1990年代前后，年鑒學派也開始寫人物的傳記，包括勒高夫寫法國國王路易九世的傳記《圣路易》（Saint Louis）。可見即使在西方思想最否定人的時候，還是有很多人不以為然，提出反對的意見。

王先生鄭重提出，史學很重要的任務是還要有歷史的教訓，對于歷史人物要有道德的苛責。如果人在歷史中沒有作用，希特勒也只是德國景氣循環的產物，那么德國大部分人都要負有歷史的責任。可是如果承認希特勒的作用，那么就是希特勒和他的群體要負很大的責任。現代史學不再重視歷史的苛責，不再重視歷史的教訓。但是這畢竟是史學重要的原始的目的，是史學應負的責任，應該在史學家的考量之中。

最后，王先生提出，我們不能對20世紀史學里面對非個人性、非人格性力量的看重視而不見，就像討論今天的文化，不能假裝五四運動沒有發生過。但是即使是有大的結構性的力量，如果不考慮孔子、朱子、王陽明這些思想家的作用，也就沒有辦法講思想史的問題。應該將二者結合起來，既看到結構的阻力，也看到個人的努力。關注個人與結構、與長時段之間的關系，在對結構有充分體認以后，重新把人考慮進去。這是他個人對于這一百年來史學發展的反思和想法。

陸揚教授總結他聆聽這三場演講以來的感受，認為如果只將王汎森先生看成是一位專注于思想史的學者，那無疑是非常狹隘的，因為他關注的其實是思想的力量在歷史中如何發生作用的問題，這是所有歷史研究都必須面對的課題。陸揚教授認為這三講有一個內在的脈絡，就是重視思想的潛流和潛力，以及思想的層次，而且這也不是以往的只以重要思想人物為對象的思想史，研究中并不先行規定哪種思想資料更有優先性，而是更全面地分析思想滲透的途徑。

陸揚說王汎森先生善于運用比喻來解釋復雜的歷史現象和歷史觀念的能力，也給他以很深刻的印象。他還認為，20世紀專業史學中人的消失，除了意識形態等原因外，史學的職業化本身也是重要的推助力。如德賽圖（De Ceateau）強調的，過去的歷史觀是連續的，今天則是中斷的，史學的職業化是以過去的純然客體化為前提。現代史學發展出來的種種手段幾乎都是為結構性和群體性分析服務的，各類專業工具越來越不適用于分析個人與歷史的關系或對歷史產生的作用。

傳統史學中那些描述個人影響的語言大都被當作過于主觀或文學性而遭到排斥。同時正如科塞雷克（Koselleck） 所言，史學中過度夸大歷時性也必將導致人的能動而積極的存在失去了行動的空間和余地。但這也造成在流行的大眾史學著作與專業史學之間產生巨大的鴻溝，因為前者仍以歷史人物的敘事作為骨干，這種差異事實上造成了專業史學的邊緣化。要想突破這一困境，使得史學重新擁有它19世紀末以前的功能，王汎森等學者采用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也許是一個有效的途徑。

在對談中，羅志田教授則提出，他同樣認為史學中人的消失是一個不好的現象，如果只關注結構、氣候的影響，對于個體的研究越來越少，那么就會在科學面前失去史學的獨立性。現在，人們越來越不喜歡講費正清的“沖擊-反應”學說，但是還應看到西方對我們一直有巨大的沖擊。他還提出在書寫歷史的時候，人和事也并不矛盾，可以相互配合，這樣的歷史才更有穿透性，而且無需另外專門尋求所謂的歷史意義。王汎森先生的著作，也正是這方面的典范。最后，羅志田教授提出，今天往往傾向于把文化傳統也變成一個結構，好像可以替人的行為負責，雖然事事都講傳統，其實卻是一種新的思想，以前未必如此。

（本文為講座記錄，未經王汎森先生本人審閱，請以正式出版稿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