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世貿大廈的轟然倒塌對于蘇聯解體后西方中心的現代性進程無疑是沉重一擊，對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場巨大的震動。美國以9·11為契機入侵阿富汗，開啟了漫長的反恐戰爭；而戲劇性的是，時逢9·11二十周年，美國在此刻從阿富汗撤軍，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奪政權，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點。二十年后的當下，在令人失語的痛苦中重溫那場知識界的震蕩，有多少批判和反思還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場推出“9·11思想考古”專題，嘗試回溯國際知識界對襲擊事件及其后美國與盟友發動的“反恐戰爭”的思考軌跡。專題收錄的文章和訪談既包含對襲擊事件的緊迫、即時回應，也納入了事件后各不同歷史階段的回望和反思。

鑒于二十年時間跨度之長，專題很難全面覆蓋知識界的回應，我們所“考古”的思想軌跡大致按照幾條線索展開：將襲擊事件置于美國自身暴行和制造災難的歷史、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世界體系的脈絡中理解，追問襲擊產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國家權力的危險擴張——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為名拓展監控手段、中止憲法權利、犧牲公民自由、鎮壓政治異見；反思“反恐戰爭”這場打著懲治邪惡、維護正義旗號的主權者對非主權者的“戰爭”；指出“文明沖突論”解釋框架的缺陷，駁斥西方對所謂“伊斯蘭文化”的刻板呈現，揭示西方對穆斯林世界復雜歷史現實的無知帶來的惡果……

這些線索之間既不界線分明也不彼此獨立，而是互相關聯、交織纏繞，學者們的具體分析因而往往同時勾連多條線索。盡管視角不一，但知識分子的根本關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構想世界以避免戰爭和沖突、找尋與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襲擊引發的哀痛、驚愕、恐懼的民眾情緒被民族主義話語裹挾，繼而匯集成洶涌的戰斗呼號和暴力狂熱之際，知識分子嚴守異議與爭辯的空間，“不合時宜”地履行批判和質疑的職責，在絕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們盡可能為專題涵蓋的每一篇文章邀約相關譯者/研究者撰寫導讀，介紹思想家在9·11前后的問題意識脈絡并補充具體的歷史語境。本專題將在今年內持續更新，如有遺漏的重要視角，歡迎讀者投稿補充。專題由實習編輯毛超予協助共同策劃。

本篇選取的《解釋、開脫、我們所能聽到的事情》一文收錄于《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與暴力的力量》，何磊、趙英男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英文版發布于2004年，由Verso出版社出版。譯者導言是何磊應邀為《澎湃·思想市場》的“911思想考古”專題所作。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飛機撞擊紐約世界貿易中心，濃煙從紐約世貿中心北塔滾滾而出，15分鐘后第二架聯合航空公司175號航班撞擊世貿中心南塔。

【譯者導讀】

美國的憂郁

9·11事件對美國造成了多方位的重創：一方面，恐怖襲擊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美國引以為傲的國防堡壘在暴力面前頃刻崩塌。另一方面，9·11也的確構成了美國霸權崩潰瓦解的標志性事件。生命的損失本應成為一個契機，讓布什政府反思9·11事件的真正根源，從而以誠懇的姿態開啟更加平等、協作的國際秩序。但事實卻是，美國得到了求之不得的借口，右翼當局不斷借此機會肆意妄為：明面上，在各路政客的鼓噪下，民粹大行其道；暗地里，在反恐口號的粉飾下，監控無孔不入。在巴特勒看來，布什政府不僅未能抓住機遇，真誠反思自身，反而陷入弗洛伊德意義上的“憂郁”思維：面對暴力造成的“失去”，在哀悼與悲傷之后本應重新振作、步入正軌，憂郁的美國卻走向了否認現實、拒絕接受、無視他人的霸權道路，陷入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

換言之，憂郁思維的根本癥結在于面對事件真相與問題癥結時的否定、拒絕與無視，9·11事件后美國右翼當局的思維方式正是如此。首先，美國全然忽視了恐怖襲擊造成的最根本損失：這一損失不僅是霸主地位的搖搖欲墜，也不僅是山巔之城的大廈將傾，更是人類紐帶的巨大斷裂。9·11事件以極端的方式提醒人類：生命無比脆弱，第三世界的生命如此，第一世界亦然，因為全球化早已將人類的命運編織為休戚與共的整體。

這一簡單明了的事實在美國政府眼中卻是匪夷所思之事，因為在右翼政客看來，“人類生命”的定義并不適用于所有智人，第一世界的反對者非但不屬于人類生命，反而是威脅人類生命的魑魅魍魎。美國理所當然地以唯一的受害者自居：9·11沒有原因，討論原因本身就是同加害者共謀的惡行；美國從未對第三世界造成任何傷害，美國無需承擔任何道義責任；美國無需反思，也無可反思，錯誤只屬于自己的敵人。小布什號召美國人迅速“走出哀傷”，全力轉向打擊覬覦已久的假想敵國，于是美國在憂郁的怪圈中越陷越深，一步步走向“越反越恐”的不歸之路。

歸根結底，美國的憂郁在于，單級霸權無法正視自身正在退下“神壇”的真實處境，反而在拒絕直面現實的夢境譫妄中徒勞流連，回避自身問題，誤將他人當作替罪羔羊。霸權憂郁的受害者，不僅是主權遭到踐踏、至今仍受戰火摧殘的國家，還包括美國國內所有試圖反思自身、理解世界的進步人士。但凡有人想要理解、分析、反省美國自身的問題、美國自己促成的暴力，就會成為眾矢之的，成為右翼氛圍中的“狡辯者”“叛徒”甚或“恐怖分子同路人”。

在此情境之下，弗洛伊德式的憂郁邏輯更進一步：如果無法理解造成損失的根本原因——暴力，就去認同暴力、成為暴力、以暴力自居。只不過，這種憂郁邏輯都有著充分正當的理由：反擊恐怖主義、消滅我的敵人。憤懣、無力、恐懼、失落無從消除，卻在“先發制人”英雄口號的粉飾之下，成為美國霸權對內對外鏟除異己的內在精神力量。如果說憂郁是暴力的思維方式，那么巴特勒所謂的“戰爭框架”就是憂郁暴力得以施展的隱秘工具。框架框定、排除、篩選、突顯了霸權意圖向民眾呈現的“現實”：美國是受害者，美國的敵人是加害者。后者是戰爭的禍源，前者所為只是還擊。后者的襲擊是恐怖主義暴行，美國的反擊則是天經地義之舉。

戰爭框架既是物質意義上的實體存在，又是非物質意義上的思維具現：導彈的定位鏡頭無疑是美國戰爭機器的組成部分，它自詡精準地框定了轟炸的目標，卻時常令敵國婦孺死于非命；媒體的敘事框架也淪為霸權戰爭機器的忠實附庸，它依據多重標準選擇性地呈現生命，讓大眾心安理得地接受戰爭暴行——畢竟，死于第一世界戰爭機器的，都是直接或間接造成9·11事件的罪孽之源，他們只是奪去美國人生命的邪祟，他們不是生命。

《脆弱不安的生命》一書的副標題“暴力與哀悼的力量”道出了巴特勒的主張：暴力造成重創與損失，美國本應抓住哀悼逝者的機會，反思自身、理解自身，重塑更珍視人類依存現實的國際關系，以期開啟真正持久的和平局面。只可惜，美國急于結束哀悼，創傷于是在右翼當局的心中塑造出憂郁的思維方式與行動方式。在憂郁思維與戰爭框架的共同作用下，人類社會迅速“坍縮”為兩類：一邊是美國及其支持者，亦即“正義戰爭”的行為主體；除此之外，都是美國的敵人，也就隨時可能淪為美式戰爭機器踐踏碾壓的對象。

9·11已經過去20年，人類似乎擁有了全新的問題、全新的媒體與全新的世界，但在這樣的歷史節點回顧巴特勒十多年前的著作，我們不難發現：在一切全新的表象之下，仍是失道寡助卻依舊跋扈的霸權套路。正因如此，在光怪陸離的變局之中，在危機四伏的和平之中，我們仍需喋喋呶呶地珍視生命、痛斥暴力、嘲諷霸權。

朱迪斯·巴特勒

朱迪斯·巴特勒：解釋、開脫、我們所能聽到的事情

“9·11事件”之后我們發現，媒體中反智情緒高漲、審查制度大行其道。這可能是美國民眾的普遍支持使然，也可能意味著，作為“民意”與“輿論”體現的媒體脫離了群眾，開始向我們鼓吹政府的“呼聲”。而媒體的腔調之所以類似政府，則是因為媒體支持或認同政府的說辭。我們姑且不談媒體對大眾的影響，不去追究媒體是否以塑造國民忠誠情感為己任。有必要指出的是，盡管尚未完全失效，但媒體對政府的監督作用已經受到嚴重削弱，而且媒體的“批評”（亦即媒體獨立性）也受到了史無前例的侵蝕。

盡管我們最近獲悉了一些虐待戰俘的事情，而戰爭的“失誤”也已公之于眾，但是，發動戰爭的理由與導致戰爭的原因似乎都不是大眾關注的重點。直到最近（2003年秋季），公眾才開始探究政府先發制人打擊伊拉克的原因何在。實際上，深究原因必然會引起恐慌，人們擔心探究原因會被別人視為尋找藉口。“正義之戰”（just war）的發起人邁克爾·華爾澤（Michael Walzer）就曾在報章中表達過這一觀點，而這種觀點已經在全國范圍內的專欄社論中發揮了潛在的審查效果。同樣，我們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了副總統理查·切尼（Richard Cheney）、愛德華·羅特斯坦（Edward Rothstein）等人的文章，他們鼓噪道，當前不僅要重新強調美國價值觀，還要重新強調最毋庸置疑的根本價值觀。那些被冠以“相對主義者”或“后－主義者”頭銜的知識分子要么是“恐怖主義同路人”，要么就是反恐斗爭中的薄弱環節。人們難以批判戰爭，因為主流媒體不會刊登這樣的觀點（于是它們大多只能發表在激進媒體或互聯網上），而且，只要批判就有可能招致瘋狂的打壓與審查。布什提出的二元論表明人們只有兩種立場可以選擇：“要么站在我們這邊，要么跟恐怖分子一伙”。而在此情況下，人們幾乎無法同時反對這兩種立場，也幾乎無法質疑這一二元對立的邏輯。而且，這種二元論重新彈起了東西方二分的陳詞濫調，從而拐彎抹角地帶我們繞回了“文明”（我們自己）同“野蠻”（現在成了“伊斯蘭”的同義詞）的拙劣二分。沖突發生之時，在有些人看來，如果有人反對戰爭，那么他一定同情恐怖行徑，或者他一定認為恐怖行徑是正當之舉。但是現在我們必須重新在知識層面進行反思，讓人們了解更負責任的區分，如實地重述歷史原貌，并且按照完全不同于以暴易暴的邏輯重新理解“負責”。依據這種認識，全球合作的長期愿景將成為公眾反思與批評的指導原則。

左派對阿富汗戰爭的回應遭遇了嚴重的困境，部分原因就在于，人們總是無視左派對“他們為何如此憎恨我們？”這一問題的解釋，認為這些解釋就是為恐怖行徑開脫。但是事實并非如此。我認為顯而易見的是，道德上的反智主義傾向、不信任左翼的情緒、自我鞭策的第一世界精英——這三者共同作用，讓人們無法反思當前全球沖突的背景與原因。“9·11沒有藉口”的鼓噪已經成為壓制公眾嚴肅探討美國外交政策的手段，正是這種外交政策使恐怖活動得以在世間孳生。這種情況最為突出地表現在美國主流媒體中，他們拒絕客觀報道國際沖突，拒絕阿倫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1】與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人對美國軍事活動提出的重要批判。與此同時還出現了嚴重褫奪非法移民及恐怖嫌犯人身自由的情況。國旗成為了含混的象征，人們借此將9·11死難者同當前的戰爭相提并論，似乎憑借這一簡單的象征就能把同情逝者轉化為支持戰爭。人們公然嘲笑和平運動，將反戰游行斥為不識時務之舉；這種態度制造出一種輿論，它極度排斥反戰的情感與理性分析，同時強硬地質疑著異議的地位與價值，而異議正是當代美國民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定術語”意味著什么、應當如何使用它們、借此又能暗中形成何種團體利益……關于此類問題的共識也催生了霸權。我們用“恐怖行徑”專指9·11之類襲擊美國的事件，借此將這類暴行同那些外交決策或公開宣戰發動的“正當”暴力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將這些恐怖行徑稱為“宣戰”，于是軍事打擊就成了理所應當的自衛之舉。同時，“恐怖分子”一詞的用法也越來越模糊，目的、行動截然不同的各類力量都在利用這一術語。例如，以色列當局用“恐怖分子”來描述所有的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卻不會用它來描述當局的暴行。美國也借“恐怖分子”將自己定義為恐怖襲擊唯一的意外受害者——當然，美國確實遭受了暴力。但遭受暴力是一回事，而以此為由、以自己所受傷害為由對他人（他們可能是傷害美國的根源，也可能不是）發動肆無忌憚的攻擊則是另外一回事。

在此我想強調，理解暴力的方式產生于遭受暴力的經歷，但這種理解方式既阻止了特定的問題與探究歷史的要求，也為復仇提供了道德借口。我們必須注意這種理解模式，因為它有效地決定了我們所能聽到的事情：某種觀點是解釋還是開脫、我們能否聽取異議，這些都取決于理解暴力的框架。

這一理解框架還有另外一層敘述功能。在美國，我們用第一人稱講述“9·11事件”。這一日期與那些始料未及的恐怖經歷推動著敘述。如果有人想把這個故事的開始時間提前，那么他沒有多少選擇余地。例如，我們可以講述默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的家庭生活，他是不是因為長得像女孩而遭到嘲弄，他在漢堡的什么地方集合，是什么樣的心態讓他駕駛飛機沖向世貿中心大樓。我們也可以講述本·拉登的故事：他為何與家族分裂，他又為何如此憤怒。這樣的故事比較吸引人，因為它們暗示人們：個人病態在發揮作用。這樣的故事聽起來可信而動人，因為它為某些主體賦予了能動性。我們能夠理解這種能動主體，它符合我們對個人責任的理解，也符合領袖魅力的理論：這正是二戰中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大力鼓吹的理論。

相較于“一伙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個人以各種方式策劃實施了恐怖活動”，上述敘述方式無疑更容易理解。因為如果有這么一群暴徒，就需要有一個領袖，一個對所有成員行為負責的主體。也許我們可以從有限的渠道獲悉基地組織（al-Qaeda）利用伊斯蘭教義的手段，為了支持我們的自由主義理解框架，我們還想知道：這個組織并不代表伊斯蘭宗教，大多數穆斯林不會寬恕他們。基地組織可以成為“主體”，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這一主體從何而來？抽離出事件中的個人，我們似乎就毋需從更宏觀的角度理解整個事件了。我們也許不解，盡管有些組織已經公開譴責了暴行，為何各大穆斯林領袖未能更嚴厲地公開譴責暴行？我們也不會明白，為何這些穆斯林領袖難以像明確譴責暴行一樣同美國展開合作。

我們自己的暴行是不會見諸報端的，它們始終是以自衛為名開展的高尚事業：鏟除恐怖主義。在阿富汗戰爭時，曾有報道指出北方聯盟（Northern Alliance）可能屠殺了一個村子。人們會調查此事么？如果確有此事，人們會以戰爭罪起訴肇事者么？如果媒體中出現了阿富汗土地上流血的兒童或死者的尸體，這不是為了說明戰爭的殘忍，而只是為了批評軍隊未能精確制導。我們嚴厲批評自己未能精確命中目標，仿佛命中目標就是終極目的。然而，我們不認為逝去的生命與受害的人群是我們自己的責任，也不會想要了解，為什么屠戮生命恰恰證明了美國的暴行。我們不會把自己的行動當成恐怖行徑。而且，如何依據這些恐怖事件開始自我反思，我們沒有先例可循。“9·11事件”沒有相關的歷史背景，因為，試圖從另外的角度講述這一事件或者試圖了解原因，這樣做本身就使能動性問題變得復雜莫測，無疑也會導致道德模糊的擔憂。為了把那些行為譴責為沒有任何借口的絕對錯誤，為了有效維持我們的形象：既是受害者、又積極參與了鏟除恐怖的正義事業，我們只能從自己遭受暴力的經歷開始敘述。

我們必須使用第一人稱，并且摒棄那些可能會削弱講述者“我”在國際政治領域領袖地位的內容。喪失領袖地位同樣是我們的創傷，我們無法容忍這一局面，于是試圖通過重新占據領袖地位來彌補這一損失。敘事方式必須補償弱點暴露為自我崇拜帶來的重創。因此，我們的反應是拒絕國際合作，因為那樣我們就必須服從凝聚共識的原則。我們把聯合國貶為次要的協商機構，轉而剛愎自用地堅持美國的單邊主導權。然后我們又問：誰是我們的盟友？誰是我們的敵人？暴露自身弱點激發了我們堅守美國“領袖地位”的主張，這種反應再次暴露了我們蔑視國際合作的態度：因為這些合作組織并不是由美國建立或領導的。此類國際合作同美國霸主地位并不矛盾，反而證實、加強、鞏固了美國的霸主地位，因而對國際合作的未來形式及可能性產生了長遠的影響。

也許根本不會有人聽到這個問題，但我還是要問：關于第一人稱敘事在全球架構中喪失中心地位的問題，我們可不可以提出全新的理解方式與可能性？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再談遭受襲擊這件事，也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再談9·11之后發生的一切。這些故事必須要講，也一直在講，盡管沉重的創痛打擊了我們的敘事能力。但是，如果我們意識到自己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如果我們意識到自己正在歷史塑造的領域內活動，這一領域內同時還有其他主體與其他活動的存在，我們就必須擺脫美國剛愎自用的防御性敘事視角，去思考我們的生命同他人生命之間的深刻聯系。我的左派朋友自嘲道，他們失去了第一世界的驕傲自滿——的確如此。但是，我們一定要重新找回這種洋洋得意的感覺才能從創傷中恢復嗎？我們能否接受針對第一世界自豪感的挑戰，并在此基礎上開始建立不同的政治模式？

我認為，我們應當虛心聽取某些解釋：它們在美國極為少見，但是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代世界格局何以形成，虛心聽取此類解釋將促使我們承擔新的責任。我們將不再只用第一人稱敘述自己的故事，我們將改用第三人稱敘述或者聽取第二人稱敘述，這將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全球權力格局。然而事實卻是，我們不愿坦誠面對第一世界中心地位的喪失，拒絕聽取任何解釋，仿佛解釋這些事件就等于承認它們是合理的，似乎解釋事件就等于同情施暴者，好像理解這些事件就等于為其提供辯解。我們對某一觀點的恐懼掩蓋了更深層的恐懼：我們害怕那種觀點傳染我們、腐蝕我們，害怕假想敵的思想會摧毀我們的道德。但我們為什么要這么想？布什聲稱，我們發動戰爭是為了“鏟除”恐怖根源。但是，找出應為襲擊美國負責的個人就是找到根源了嗎？我們有沒有想到，入侵一個穆斯林占大多數的主權國家、支持粗暴壓制言論自由的巴基斯坦軍事政權、抹殺生命、摧毀村莊、家園和醫院……這些行為難道不會引發更強烈、更廣泛的反美情緒與反美活動？就戰略層面而言，我們是否想要減少暴力？就倫理層面而言，我們是否有責任制止暴力進一步蔓延？是否需要反思自己如何為暴力推波助瀾？我們是否有義務催生一種包容多種文化、多種宗教的全球政治氛圍？

美國當前面臨的問題之一是自由主義者悄然支持戰爭，這些自由主義者還為美國的國家暴力提供理論辯解，證明它不是恐怖主義行徑。不僅是保守的共和黨人不想聽到“原因”，“正義之戰”的自由左派也明確表示，他們不想聽“開脫分子”（excuseniks）辯解。這個生造詞匯重新搬出了冷戰時代針對蘇聯的修辭，它暗示：那些想要了解美國在世界格局中所發揮的作用、并試圖借此了解全球格局成因的人，其質疑與問題本身就使他們成為了假想敵的同謀。但是，追問政治事件與社會事件（如最近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的形成方式，甚至尋找各類原因，這樣做并不等于為這些事件找到責任的根源，也不等于讓我們失去明辨是非的道德判斷力。

顯然，某些左派的分析結論僅僅是：這是美國自作自受的報應，或者說這是美國咎由自取的下場。這些偏頗的說法只是表達美國優越地位與無限權威的另一種方式。這種解釋認為恐怖活動是由單一主體發起的，這個主體不是我們以為的別人，而是美國自己。不存在其他主體，即便存在，他們的力量也不如我們。換言之，這種政治妄想只是美國霸主地位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妄想源自于對無限權威的幻想，這種政治妄想還體現在一些更為極端的解釋中，比如，9·11襲擊是中央情報局（CIA）或以色列秘密警察（Mossad）策劃的。的確，本·拉登確曾在中情局實習，而且美國曾經為了戰略目的，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曾支持過塔利班。這些事件之間的聯系并不構成因果關系，但它們卻成了解釋框架的構成要素。這些解釋并沒有直接說美國就是肇事者，但是，顯然這些事件之間的關聯為因果推斷提供了條件，正是這種管窺蠡測的論斷助長了政治妄想。

人們會這樣理解這種觀點：美國才是惡因，美國實際上是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美國是唯一應對此惡果負責的國家。媒體與公眾無法接受這種推理，因為它似乎是在指責受害者。但我們是否只能這樣理解這種觀點？這一觀點是否只能采取這種表述方式？看來，如果左翼人士想要在當代政治話語中提出某種反戰觀點，就必須澄清這一觀點，并且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使其為人所知。

如果我們相信，徹底反思現狀的成因就是為那些施暴者開脫，我們的思想就會陷入成問題的道德桎梏之中。但是，如果就此放棄思考，我們仍然會背離道德。我們可能會逃避共同的責任：透徹理解歷史、全面認識現狀的歷史成因。一旦如此，我們就將失去極為重要的歷史資源，也就無法構想并開創別樣的未來：一種能夠擺脫冤冤相報惡性循環的未來。

菲律賓總統阿羅約（Arroyo）在2001年10月29日說“（恐怖主義）最理想的溫床就是貧困”，阿蘭海蒂·羅伊則認為本·拉登是“從美國外交政策棄兒的多余肋骨中造就的”，她們未能提出嚴格的因果解釋。“溫床”未必滋養，但可以滋養。就其定義而言，美國外交政策棄兒的“多余肋骨”是以莫名其妙的煉金術方式形成的。肋骨生成于廢墟之中，似乎它是死人的骨頭，或者是骨骼殘骸的復活。上帝從亞當的肋骨中造出夏娃是從生命中創造生命，這種煉金術則不然，它借助了象征而非因果的方式，從死亡中創造死亡。實際上，兩者都運用了象征（廢墟與骨頭）來說明某種生成方式，這一方式先于并超越了嚴格的因果結構。兩者都指向條件，而非原因。恐怖主義的某種條件可能必要、也可能充分。如果是必要條件，那么沒有這一事態就沒有恐怖主義，這種事態乃是導致恐怖主義所必需的。如果是充分條件，那么出現這一事態就足以導致恐怖主義。條件不會像個人一樣“行動”，但所有的行動者都得依靠條件行事。條件是行動的前提，但是將條件擬人化，認為條件可以像我們一樣行動，這顯然是錯誤的想法。因此，我們應當指出，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是襲擊美國的必要條件，沒有帝國主義背景，襲擊就不可能發生。但是，要想理解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到底發揮了何種作用，我們就需要了解，那些自認為是受害者的人如何感受帝國主義行徑；我們還需要了解，帝國主義行徑在那些人成為行動與思考主體的塑形過程中發揮了何種作用。

這就開啟了另一種理解。似乎這也正是瑪麗· 卡爾德爾（Mary Kaldor）在《國家》雜志（The Nation）上所表達的觀點。她說，“在許多戰事頻仍、極端組織招募新人的地方，成為暴徒或加入準軍事組織可以說是那些缺乏正式教育的失業青年唯一的機會。”【2】據救濟組織“關愛”（Concern）估計，大約二十萬伊拉克平民遭到殺害，其中包括一萬兒童，遭受饑荒的穆斯林人口年底將達到六百萬。這些事實如何影響穆斯林對美國的看法？穆斯林的生命是否同第一世界公民的生命一樣珍貴？美國的官方宣傳與媒體報道是否還將巴勒斯坦人當成“人類”？眾所周知，《紐約時報》總是在國家或家庭之類的規范框架內描述遇襲的美國人，而過去數十年戰爭中死去的數十萬穆斯林能否像這些遇害的美國人一樣，得到類似《紐約時報》訃聞的哀悼？我們拒不承認穆斯林與阿拉伯人也是“人類生命”，是否正因如此，我們才無法一視同仁地哀悼全球范圍內的所有逝去生命？

沙特王子瓦利德·本·塔拉勒（Alwaleed bin Talal）10月11日在紐約發表了講話，紐約前市長魯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回應瓦利德講話的態度明顯反應了一個問題：我們能夠接受什么樣的批判話語？王子帶來了一千萬美元的支票援助世貿中心的善后工作，他對襲擊世貿中心的恐怖行徑表達了震驚與道德譴責，同時要求“美國更加公允地對待巴勒斯坦建國事業。”福布斯網站（Forbes.com）這樣報道朱利安尼拒收支票：瓦利德在紐約說，“以色列人仍然在屠殺我們的巴勒斯坦同胞，而世界卻聽之任之。”在新聞發布會上，朱利安尼指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而且它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在道德層面，這次恐怖襲擊沒有任何類似事件可供比較，恐怖襲擊沒有任何借口。［……］他們殺害了四、五千名無辜民眾，犯下如此暴行的人沒有任何資格辯解，為襲擊事件找借口只會讓悲劇重演。”【3】世界第六大富豪，沙特王子瓦利德確實譴責了恐怖行徑，也對遭劫飛機撞上世貿中心及五角大樓造成的三千多名罹難者表達了哀悼。

在同一天的電視報道中，朱利安尼聲稱瓦利德的觀點“完全錯誤”。我想說，我們不可能同時接受雙方的觀點。因為，公共視聽規范認為這兩種觀點相互抵牾，所以，“表達哀思”和“提供幫助”兩者之中總有一個是虛偽的作態。有可能人們會這樣理解瓦利德的發言：美國未能公允對待巴勒斯坦建國事業，這就是恐怖襲擊的理由。可是瓦利德的表態很清楚，而且他后來在《紐約時報》社論中也明確表示，盡管他認為美國確實未能尊重巴勒斯坦建國事業，但是這種政策失誤并不能成為恐怖襲擊的借口。他同時認為，如果美國能夠更加公允地對待這一問題，就能改善美阿之間的長期關系。可以想見，改善美阿關系將有助于減少伊斯蘭極端主義行為。通過推進巴勒斯坦建國進程，布什當局印證了這一看法。但是，我們不可能同時接受這兩種觀點。因為，在“以色列人屠殺眾多巴勒斯坦人”這句話中，“屠殺”一詞的用法是成問題的。

如果我的語法理解沒有錯，那么，在霸權語法中，“屠殺”一詞如同“恐怖分子”一樣，只能用來指針對第一世界國家的非法暴行。朱利安尼將瓦利德的說法視為辯解，因為他認為，面對屠殺有權采取軍事自衛。他認為瓦利德的觀點“完全錯誤”，我想他并不是否認巴方有傷亡，也沒有否認以方需為此負責；在他看來，如果以軍“屠殺”了那些人，那么這些受害者就跟世貿中心大廈的受害者一樣了。于是，我們不能說這兩件事中的死難者都是遭到“屠殺”的，因為那就意味著一種道德上的對等，意味著屠殺一群人和屠殺另一群人同樣糟糕；依據朱利安尼的邏輯框架，遭受這兩種暴行之后都有權自衛。

王子后來暴露了自己的反猶態度，聲稱朱利安尼拒絕接受支票是因為受到“猶太人的壓力”，這種觀點令他信譽受損。盡管如此，他還是表達了一些值得思考的觀點與思維方式。為什么以色列人的死亡和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不是同樣可怕的事情？阿拉伯人確實在尋求合法途徑解決持續的暴力。而美國拒絕將巴勒斯坦人視為屠殺受害者，這種做法為何會引起阿拉伯人的莫大憤怒？我們不必花費功夫進行量化比較也能明白王子的言下之意是什么，他的意思是：美國需要反思，反思自己的政治投入與政治行為如何造就了充滿憤怒與暴力的世界。這并不是說9·11發生的暴力事件是美國的“錯”，這也不是為犯下暴行的人開脫。不妨這樣理解王子所言：恐怖行徑絕對是錯誤的，同時美國應當在全球政治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創造條件制止類似針對美帝國主義的反抗行動。這并不是說，美國只需要對本國范圍內的暴力事件負責；這是在要求美國擔負起另一種責任，創造更為公平的國際環境：促進平等、尊重主權、公平分配資源。

同樣，《紐約時報》認為阿倫達蒂·羅伊批判美帝國主義的看法是“反美”的，這意味著，任何試圖從9·11及其后的戰爭出發批判重估美國外交政策的觀點都是反美的，它們都是假想敵的同謀。這種做法就是在壓制異議，它表明民族主義者拒絕聽取任何來自外國的批評。這顯然不公平。羅伊明確譴責了本·拉登，但是她想要了解本·拉登何以至此。譴責暴力與探究暴力成因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我們需要在更宏觀的分析框架內同時審視這兩個問題。然而，就目前公共話語所受限制而言，人們根本了解不到此類雙向思考：人們把這種思維方式斥為矛盾或偽善，他們完全不認為羅伊是位道德視野寬廣的政治批評家，反而認為她只是偶像或邪教狂徒。

根據羅伊的說法，我們可不可以既認為美帝國主義的肋骨“造就”了本·拉登（造就他的歷史原因很多，美帝國主義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又不會以為美帝國主義是造就拉登及其團伙的唯一原因？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暫時區分個人責任與集體責任，繼而依據集體責任思考個人責任。犯下暴行的人當然要為此負責；他們不是傻瓜，也不是非個人性社會力量的棋子，他們是有責任的行動者。同時，社會塑造了這些個體，如果把他們的行為歸結為純粹自發的個人行為、個人病態或“邪惡”的表現，那我們就錯了。個人主義及道德主義（在此指竭盡全力公開譴責的道德教化）話語都認為，個人是責任因果鏈條的第一個環節。但是，如果把自發的個人行為當作道德推理的出發點，我們就無法追問：何種世界塑造了這樣的個人。而且，“造就”、“塑造”是怎樣的過程？何種社會條件促成了選擇與思考？如何避免此類主體塑形？為何要選擇極端的暴力？為什么在某些國際環境下，對某些人而言暴力是唯一可行的選擇？選擇暴力是為了對抗何種侵犯？他們又采取了哪些手段？

追問這些問題并不等于說：錯誤在于社會條件，錯誤不在于個人。準確地說，追問乃是為了反思社會條件與行為之間的關系。我們的行為不是自發的，行為是受社會條件制約的。行動的同時，我們也受到影響，而我們的“責任”就存在于兩者的聯結之處。對于那些塑造我的社會條件，我能做些什么？社會條件如何制約我？我又如何改造社會條件？塑造、影響我們的事情并不一直伴隨著我們的行動，因此，我們不能將自己的行為歸結為自己所受的影響。吊詭的是，一旦遭受到他者的暴力，我們的責任反而強化了。我們受到暴力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完全無法自主行動。只有在遭受了暴力之后，我們才被迫進行道德追問：如何回應暴行？在暴力的傳遞過程中，我們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回應暴力時，我們將發揮何種作用？我們的回應究竟會加劇暴力還是會終結暴力？以暴易暴貌似“合理”，但這種解決方式是否負責？同樣，道德譴責會立刻讓人滿意，自以為是的譴責甚至可以暫時令譴責者擺脫所有同罪責的干系。但這樣做是否負責？難道這樣做就等于理解世界嗎？難道這樣做就等于依據非暴力、合作、平等國際關系的理念投身社會改造嗎？

提出上述問題并不是為施暴者開脫，而是要為國際正義承擔起不同的責任。因此，9·11之后我們應該立即采取兩方面行動：找出策劃實施暴力的人，依據國際戰爭罪標準，在國際法庭中審判他們。盡管我們懷疑國際法庭之類的國際機構，但懷疑態度正好有助于我們改進這些法律機構，甚至可以促進我們制定新的法律并設置新的執行機構。美國一意孤行地訴諸軍事途經，這種行為本身就是暴力，并且對穆斯林青年加入恐怖組織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無論在戰略層面或倫理層面，這種做法都是鼠目寸光之舉。美國全然無視自己在穆斯林地區千夫所指的敵人形象，對自己遭受的暴力做出暴力回應，這種做法也鞏固了自身的惡名：無視第一世界外生命的軍事強權。以暴易暴“進一步證明了”美國對該地區懷有暴力與反主權企圖。要想領會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的訓誡，要想擺脫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我們不僅需要依據合法手段糾正錯誤，還需要理解世界政治現狀的成因，只有這樣才能依據非暴力原則開創新世界。

我們是一個國家，更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這一集體責任的基礎就在于平等的非暴力合作。這一責任要求我們理解當前局勢的成因，繼而依據更為堅實的基礎重塑社會政治環境。這就要求我們了解原本無法了解的事情，還要求我們敞開心胸，聽取那些動搖我們霸主地位的敘述，不論這些敘述來自左翼還是右翼。我們知不知道這些事件確實曾有先例？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亟需了解這些先例并從中吸取教訓，從而避免它們再度發生；與此同時我們應當堅信，過往的先例并不能為今天的暴力事件提供“理由”。如果說不了解歷史就無法理解這些事件，這并不代表理解歷史可以為這些事件提供道德藉口。只有理解歷史，我們才能找到暴力的“根源”，才能開始描繪別樣的未來圖景：它不會再以“消除暴力”為名延續暴力，也不會再以種種藉口阻礙我們透徹而合理地思考并應對全球局勢。

【1】 《衛報》（Guardian）2001年9月29日。

【2】 瑪麗·卡爾德爾（Mary Kaldor），《國家》雜志2001年11月5日第16頁。

【3】 福布斯網站（Forbes.com）2001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