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的年輕人要承擔的殘酷，就是全社會的殘酷 原創 李厚辰 看理想

教育本身的‘生活形式’以及教育承諾予未來的‘生活形式’，恐怕都是要貼近現代都市中產階層的風格與要求，才會給人以實實在在的希望。

前幾天，職校以一種異樣的方式突然在網上被引爆，東北某職業中學一次不起眼的查寢，卻因為其荒謬而官樣十足的風格走紅網絡。

根據《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1576萬人（2020年12月這個數字已經暴漲到2857萬），占高中階段教育在校生總數的39%。在分流政策影響下，這個人群的數量還在不斷擴大。

但這個龐大而沉默的群體，遠在我們關注的視野之外。

對于絕大多數人，理解職業教育的存在非常簡單，“用工荒”加“人口紅利”加“大國工匠”，似乎就已經證明了將更多人納入到職業教育體系，驅趕向這種生活方式的天然合理性。

在很多領域，我們都可以在幾個詞匯內獲得簡單的合理性證明，例如對互聯網企業的監管，也許“壟斷”加“與民爭利”就夠了。

能夠不簡單地臆想他人生活，而對另一群人保持一些探究的愿望，可能是這個因為互聯網而彼此依存的社會中，一種基礎的素質。而職業教育這個話題，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職業，理解就業，理解我們現在基礎的生活方式和共識。

文 | 李厚辰

1.

職業教育可以解決“用工荒”嗎？

職業教育的合理性，被簡單且清晰地用供需解釋，即用工需求龐大，而培養這種專有技能的教育卻不足，因此只要提供與加大這種教育，這個供需失衡就填充了。真的有這么簡單嗎？

用工荒確實存在嗎？

確實存在。勞動人口，即15歲到59歲的人，從2008年占總人口的70%，下降到2020年的63%。“十四五”期間，這個人數將繼續減少3500萬人。

除了人口結構整體變動，就業傾向也發生著變化。根據Wind（中國金融數據和分析工具服務商）的數據，30歲以下的農民工的比例從2008年的46%下降到2020年的23%，青年農民工正在大幅減少中。

職業教育可以快速輸送人才到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嗎？

不可以。在很基礎的想象中，職業中學的畢業生，就應該直接進入工作崗位，但實際上他們的畢業流向并不是如此。

首先，職中學校有“對口高考班”這樣的設置，雖然可以報考的院校會有一些限制，例如只能報考本省高校、專業需和職中專業對口等。但職中參與高考如果獲得錄取，是和普通高中一樣，可以獲得大學文憑的。

職中學生獲取大學文憑的路徑不止這一條。職業教育路徑除了職業中學外，還有職業技術學院這樣的高職學校，學歷與專科學校類似。有各種各樣的職業學校制度配合這條路徑，例如名為“五年一貫制”的大專教育，初中畢業生進行五年學習，畢業后直接拿到“高職學歷（專科文憑）”。

在獲得專科文憑后，很多人也會直接選擇“專升本”繼續深造。2020年有32.2萬人選擇“專升本”，到2021年，人數暴漲至64.2萬。

例如，2020年印發的《四川省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就計劃：2020年，四川高職單招學校從59所擴大到90所，13 所應用型本科高校首次開展單招考試，面向職中學生的招生計劃占比超過了57%，職中畢業生報考錄取率達到75%。

“同時，我們還要進一步擴大‘專升本’的比例，讓職業教育從中職到高職到本科，本科畢業甚至專業碩士，把這條道路打通。”到2022年，專科計劃對中職畢業生要達到50%左右，“專升本” 的比例要達到20%左右。

可見，很多人進入職業中學，并非就直接進入“勞動大軍”，那不過是一條更曲折的道路。普通高中畢業生，進入普通本科院校。而中職生，則進入職高，再進行“專升本”，最終殊途同歸，大家還是盡力走向本科學歷的方向。

職業教育培養“大國工匠”嗎？

這里甚至還沒有進入區分“大國工匠”和普通“藍領”工人的維度。

以2020年溫州市中等職業學校新增專業為例，其中有“跨境電子商務”“網絡營銷”“移動商務”“無機人操控與維護”“戲劇表演”“計算機平面設計” “木偶與皮影表演及制作”“數字影像技術”“茶藝與茶營銷”等專業。

在傳統中職專業中，有文秘、計算機、師范、高鐵乘務、商貿、英語、經濟等典型的“白領”專業，甚至有數個職高都在去年和今年開設了“電競系”。

中職學校作為一種經營實體，其專業開設當然也是隨市場設立，隨家庭的需要設立，而許多家庭依然選擇從事城市“白領”職業，而非“藍領”職業。

但問題隨之而來，技術性生產人才培養的合理性某種程度上來源于普通大學并不進行此種技術培養，因而在市場上還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那么在上述專業中，經過中職或高職培養的人，卻會直接面對來自普通高校畢業生的競爭，那么他們的競爭力從何而來呢？

2.

“重普抑職”不是思想障礙，

是有社會實質的趨勢

通過上述幾點的分辨可以發現，不能簡單地從“大國工匠”和“用工荒”的角度來看待職業教育的路徑選擇。并不是市場有需要，而職業教育就恰好在提供這樣的人才。

在這里我們進一步來破除另一個迷思，除了一種極簡的市場供需設想外，我們在前面的“用工荒”數據中，還明顯看到年輕一代對于從事“藍領”勞動的負面態度。

這也被看作是“職業教育”需要解決的一個“思想障礙”，即社會上有一種“學歷崇拜”，或一種“重普抑職”的偏見。只要突破這個“思想障礙”，人們接受職業教育的可能性就大增。

這里有一個關鍵的區分，就是“適合讀書的人”與“不適合讀書的人”，也就是“學知識的人”和“學技能的人”。在職業教育視野下，這二者是平等而同質的。一種最簡單的證明就是薪資回報，很多人都說，現在“藍領”工人的工資比“白領”要高。

這當然是真的，許多北京上海初入職場的年輕人，月薪都會比外賣送餐員要低，這是大家的常識。不過這個對比也太粗暴，因為職業選擇恐怕不是對初入職場薪資的預期，而是對自己在行業中成長的預期，一個五年工齡的外賣送餐員，和一個五年行業經驗的白領，他們的工資又該如何比較呢？

這有很明顯的統計數據，在武漢市2019年針對不同學歷的薪酬待遇的調查中，研究生以上學歷者的月薪中位數（中位數永遠是收入最合理的指標）是11000元左右，本科生為7100元，高職（專科）銳減為5400元，中職為4400元。

高位數對比（未來期待預計），研究生為29000元左右，本科生為20000元，高職為10000元，中職為8000元。

除了數字外，還有些更觸目驚心的對比，根據2021年社科院與麥可思研究院聯合編纂的《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和《中國高職生就業報告》數據，2020年畢業的本科生，在國企、政府等事業單位工作的人員占42%，而在高職生中，這個數字是25%。

61%以上的高職生在小微企業任職，這讓高職生的職業流動性很大，報告顯示在畢業3年內，他們平均更換過2.4個工作，一半以上的人更換了行業。“個人發展空間不夠”和“想改變職業或行業”是除了薪資外最顯著的原因。

可見，“重普抑職”恐怕不是個思想障礙，而是個有實際社會實質的趨勢。其中的問題，恰恰不是知識和技能的對立。

帶著成為“高級技工”的期望進入到企業實習的中職、高職生，卻發現他們的實習工作都是機器的操作員，而技術員往往是一個擁有更高學歷，可以勝任機器參數調整、編程、繪圖的人。

橫亙在操作員和技術員之間的，不是熟練，而是綜合知識，一個接受了普高、普本乃至更高學歷的人當然更容易勝任。即便在以“職業教育”著稱，且社會風格偏保守的德國，選擇文理中學（類似普高）的比例也從過去的50%慢慢提高到了75%，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明顯的趨勢。

將技能與知識做一種“分道揚鑣”式的理解，認為他們各有自己重要的領域，當然是個過于簡單的圖景。中職生的一個典型的幻滅時刻，就是在經歷5年培養后，卻發現自己求職所做的操作工作大概是5小時就可以勝任和學會的，而技術突破和精進所需要的知識基礎，卻成為真正的門檻。

無論如何，高中的分科教育給人提供的“科學常識”，以及本科理論教育給予人的“邏輯訓練”，即便也存在問題，但培養出來的觀念模式，還是一種更適合這個時代的“知識勞動”，而“知識勞動”，即便是針對技能領域，在自動化程度和模塊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都是一個最關鍵的技能。

在一個中職學校內，有這樣一塊宣傳欄，名為“樹立正確的就業觀念”，上面寫著：

從“公有”單位向“非公有”單位轉變；從“專業對口”向“通用人才”轉變；從“被動就業”向“主動就業”轉變；從“終身就業”向“動態就業”轉變；從“貪圖享樂”向“艱苦奮斗”轉變；從“精英”向“大眾”轉變；從“城市”向“基層”轉變；從“白領”向“藍領”轉變；從“打工”向“創業”轉變。

一個人要過一種苦哈哈，無法在大城市立足，總是切換行業，難以穩定下來，收入無法進入社會中高階層的生活，從哪個角度看，都不會是一種可期的生活。如果“職業教育”的基礎就是需要人完成這種“轉變”，這到底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退步呢？

3．

職高：作為一種生活形式

以上所有的內容，都是在針對就業的一種功利視角下看待職業教育，恐怕更重要的，是站在學生們五年的人生歷程中，來看待一種生活方式。因為在15歲往后的歲月中，塑造人的絕不僅僅是他的知識與技能。

無論怎么說，有一個事實是顯著的，普高與職高的分流是依靠中考成績。中考成績較差的人，當然不能認為他們“道德水平較低”或“不適合讀書”，但這大致可以反映出他們在12歲-15歲的年紀紀律性和自控力欠佳。

人在青春期有紀律性和自控力的問題，實屬正常，但關鍵是，職校將篩選出的紀律性與自控力較差的學生集中了起來，這大大強化了職校的管理張力。

回到文章最初提到的那個查寢視頻，其中體現出的霸道和規訓，并不是一種模仿和表演，這種規訓強度是大多數職校維持學校秩序所采取的一種必然的文化和措施。

這是一種最簡單的群體文化。如果在一個環境中，將高紀律性的人完全剔除，再將中等紀律的人比例縮減，進一步增大低紀律性人的數量，這相當于用精確篩選的方式塑造了一個容易失序的環境。那么，校方和老師為了維持住底限的秩序，勢必采用一種高度規訓的方式。

中職學校非常強調學生的服從，一般都會有嚴格的出入校管理、制服、學生證件、門崗、宿舍管理、時間管理。學校的大量時間和成本用于維持這套嚴格的規訓體系，而這個體系天然地，不管與知識技能傳授，還是與幫助一個人在15歲后摸索出自己的性格與精神，都背道而馳。

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生一面承擔比普高更有劣勢的高考，不得不走一條曲折的“專升本”之路，一面又被教育面對現實，注定對生活“妥協”，且與成千擁有同等困境的人，被困于一個巨大規訓體系中互相影響，這當然是一個令人極其擔憂的問題。

這是高級技術人才缺乏背后殘酷的現實，也折射出另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大城市生活，有恒產，擁有清晰和穩定的職業成長路徑，在一個相對溫和的環境從事一個勞力強度不大的工作，這種“都市中產階層”的期望，是一種現代社會的普世希望，這背后是一種現代生活形式的必然，而不是一種偏見。

這非常重要，這代表不管何種大眾教育，是否都需要提供一種“都市中產階層”的基本期待，才是這個時代教育的基本要求。而不管我們如何包裝“一技之長”，如何包裝“藍領”階層的重要性，甚至給予其一種道德的優越地位，這都是一種注定落空的承諾。

教育本身的“生活形式”以及教育承諾予未來的“生活形式”，恐怕都是要貼近現代都市中產階層的風格與要求，才會給人以實實在在的希望。

任何高于這個的要求與方式，都必須建立在這種基本的生活可期的情況下，而不是塑造為一種全新的道路，或者其對應物。在這個視角上，被發明為道德與生活方式對應物的“職業教育”，恐怕不會是一個可期的產物。

4.

這是全社會都要承擔的殘酷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人為區分這樣的知識與技能路徑，而不可復讀的中考分流強力地劃分出這樣的路徑，將后者逼入一個非“都市中產階層”生活方式中，恐怕這會被理解和體驗為一種方向性的失敗。

這種恐懼將以中考為時間點向前傳導。尤其現在，很多省份開始陸續禁止初中公布學生成績和排名，這個想法的初衷當然是好的，但面對兩三年后一次生活形式的分水嶺，一個家庭該如何讓自己感到放心，并建立自己的信心呢？

我們也許都有經驗，比起失敗，對失敗的長久憂慮更折磨人，而現在的設計，毫無疑問在將大量家庭放入這個憂慮的位置。而這一點，我想又再次和教育的初衷大相徑庭。

因此，在中考和高考的殘酷性不變甚至加強的前提下，對于之前環節的松綁和人性化，到底是一種溫情，還是加劇了殘酷，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如果這是未來50%的年輕人都要承擔的一種殘酷，那毫無疑問，這就是全社會都要承擔的殘酷。

如果這讓我們能達成某種共識，那就是，一種更能自主選擇的生活，恐怕永遠都是一種更好的生活吧，不論針對何事。

*本文原名《50%人的命運照進生活，從職校查寢視頻看一種被強調的教育》，聲明：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臺立場，歡迎提供不同意見的討論。

文章配圖來自《過春天》《大象席地而坐》《野梨樹》《世界》，編輯：Purple。

原標題：《50%的年輕人要承擔的殘酷，就是全社會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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