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11事件”爆發后，澳大利亞以美國盟國的身份，參加了美國在中東地區進行二十年之久的“反恐戰爭”。2001年至2014年，澳特種部隊參加了多國部隊在阿富汗烏魯茲甘省及附近地區針對“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武裝的一系列軍事行動。2003年，澳又派出一支特種部隊、三艘艦艇、兩架海上巡邏機、兩架空中加油機、一架大力神運輸機，以及14架超級大黃蜂戰斗機，參加了美國對伊拉克的入侵。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興起后，澳向伊拉克增派工作隊，為伊安全部隊和警察提供培訓，還在阿聯酋部署空軍特遣隊，對伊拉克、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目標進行轟炸。2020年11月公布的《布雷頓報告》，證實了澳軍人在阿富汗濫殺平民和囚犯的罪行。2021年8月，面對塔利班武裝即將控制阿富汗全境的形勢，莫里森政府追隨美國撤出了滯留在阿的人員。

二十年間，澳大利亞參戰兵力占多國部隊總兵力的2.3—2.4%，在阿富汗先后有39000人服役，陣亡軍人41名，戰爭耗資100億澳元。付出了如此代價，澳大利亞收獲了什么呢？

內外安全環境惡化

2007年澳大利亞舉行大選，澳歷史上執政時間第二長的霍華德政府未能再度連選連任，其敗選的原因之一，是眾多選民同意了工黨候選人陸克文的觀點，認為霍華德政府輕動干戈，使原本遠離中東是非的澳大利亞陷入了恐怖襲擊的風險。

為了對澳大利亞參加“反恐戰爭”進行報復，極端組織把澳大利亞境內外的澳公民當作了恐怖襲擊的目標。2002年和2005年，東南亞極端組織伊斯蘭祈禱團兩次在印度尼西亞旅游勝地巴厘島制造連環爆炸案，總共導致92名澳大利亞游客死亡。伊斯蘭祈禱團、“基地”組織、虔誠軍、“伊斯蘭國”、索馬里青年軍等組織還積極向澳本土滲透，在當地建立分支，為恐怖活動籌集資金，幫助受極端思想蠱惑的青少年偷渡到中東參加“圣戰”，并且針對澳本土的目標開展了一系列恐怖襲擊活動。影響較大的有2014年12月悉尼市中心咖啡館恐怖分子劫持殺害人質事件；2015年12月帕拉瑪塔警察局門口殺警事件；2016年4月昆比恩市中東裔少年以“伊斯蘭國”名義制造的殺人和連環傷害案件。在這些事件中，恐怖分子攻擊的對象實際上不分種族信仰，來自中東地區的穆斯林同樣淪為受害者。

還有一些恐怖襲擊活動如果不是及時被發現，后果會極其嚴重。例如2003年澳安全部門挫敗的虔誠軍成員針對國家供電系統和幾處國防設施的炸彈襲擊計劃；2005年警方破獲的“悉尼五虎”策劃在悉尼市制造的系列恐怖襲擊；2008年安全部門揭露的本布利卡恐怖組織對全國重大賽事、娛樂場所發動恐怖襲擊的陰謀；2009年警方偵破的索馬里青年黨襲擊霍爾斯沃西陸軍訓練營的計劃；2017年7月挫敗的針對艾提哈德航空公司客機的爆炸陰謀。

澳安全環境惡化催生了嚴刑峻法。2002年至2016年，澳議會先后通過兩個《安全立法修正案》、《2005年澳大利亞反恐法》、《2006年反洗錢和反恐融資法》、《2015年電信（攔截和訪問）修正案（數據保留）法案》等。根據新修的法案，故意與恐怖分子建立關系、資助恐怖組織、參加恐怖組織、無正當理由進入有恐怖組織從事“敵對活動”的地區都構成犯罪。新法還延長了執法機構調查犯罪活動的法定期限和對疑犯的羈押期限、賦予執法人員更大自由獲取和監控公民信息、取消了對造成嚴重后果的未成年嫌犯的豁免權。

這些變動對強化打擊恐怖活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過綠黨等新法的批評者也指出新法對“恐怖主義”的定義流于寬泛，給予執法者過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增加了少數族裔遭遇不公正審判的概率。

國內種族關系緊張

澳大利亞是奉行多元文化的多種族國家，根據2016年人口普查數據，移民占該國總人口的30%，8.2%的人口認同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其中穆斯林占全國總人口的2.6%。60多萬穆斯林當中既有伊斯蘭教不同教派的信徒，也有不參加宗教活動、只因家庭背景被劃為穆斯林者；既有來自中東國家者，也有澳本土居民和來自其他國家的人，對恐怖主義活動深惡痛絕者是主流。但是在“9·11事件”后談“恐”色變的社會氛圍下，只要外貌被認為像中東人的，在澳大利亞都可能經歷歧視、霸凌甚至虐殺。

2005年12月，悉尼海灘的一起普通斗毆事件，因為事涉白人和黎巴嫩人，經過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媒體炒作，觸發了一場種族騷亂。先是陸續有中東模樣的游客在海灘遭到白人游客的騷擾、攻擊，等事情傳到了當地穆斯林社區后，一百多名怒發沖冠的中東裔青年集結起來趕往海灘尋仇，演變成了打砸搶以及與防暴警察的沖突事件。執法部門后來將涉事的104名白人和穆斯林逮捕、起訴。

2014年，澳大利亞與印度的關系經歷了一次波折，起因是赴澳勤工儉學的印度學生長期在當地成為種族暴力活動的目標，多人甚至丟了性命。印度民眾嚴重不滿澳警方將眾多此類案件當作普通刑事案件處理，印度各地爆發了反對種族主義的示威游行，呼吁中斷航班、抵制澳貨，還將澳總理的畫像點火焚燒。

白人極右勢力抬頭

在調查涉及種族沖突的案件時，澳警方發現眾多案件背后都有白人極右團體在推波助瀾，例如悉尼海灘事件中就浮現出了“澳大利亞優先黨”、“愛國青年社”等極右組織的身影，其成員通過散發傳單、烈酒、親自實施攻擊等方式，挑動白人的反移民情緒。

雖然時代的進步淘汰了澳大利亞奉行70年的“白澳政策”，但是支撐“白澳政策”的“白人至上論”卻有頑固的社會文化根基。“9·11事件”之前，白人極右勢力是澳大利亞恐怖襲擊事件的主要源頭，“9·11事件”之后，宗教極端組織制造的恐怖襲擊事件，為白人極右勢力重新活躍提供了借口。

盡管受到政府打壓，澳大利亞仍有十多個活躍的極右政黨和團體，其中，明確以新納粹自居的有“澳大利亞優先黨”、“愛國者聯合陣線”、“真藍社”、“小哥會”等；不使用新納粹名號的種族主義組織有“公民選舉委員會”、“保衛澳大利亞同盟”、“澳大利亞光復會”、“奧丁戰士澳洲分支”、“澳大利亞抵抗運動”等；還有一個“澳大利亞權利聯盟”，熱衷于鼓吹澳大利亞在種族、制度和文化上的英帝國淵源。

總的來說，這些團體因為政見偏激、成員經常涉及暴力和犯罪活動，往往爭取不到法定數量的選民支持其參加議會選舉，只能通過制造社會沖突甚至策劃恐怖襲擊來體現政治影響。

2016年，“真藍社”成員菲利浦·加利亞因為策劃對墨爾本多家左派機構實施炸彈襲擊而鋃鐺入獄，據他辯解，刺殺左派是因為左派使澳大利亞“伊斯蘭化”。2019年3月15日，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市兩座清真寺發生槍擊案，死傷91人，兇手是來自澳大利亞的新納粹分子布倫頓·塔蘭特，他雖系獨狼式作案，卻是“小哥會”頭目布萊爾·科特雷爾的崇拜者。

也有少數極右人士混進了議會，在體制內推動反移民、反多元文化的法案。單一民族黨創始人保琳·韓森參議員就是這樣的政客，她表面上跟新納粹撇清干系，卻懂得利用主流政黨代表性不夠的弱點，以極右思想吸引社會邊緣選民，同時借助執政黨和反對黨的矛盾，讓單一民族黨這個小黨成為議會斗爭的一個籌碼，推動澳大利亞政治右傾化。

二十年前，澳大利亞朝野一致支持政府參加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當時的主流見解是：恐怖主義威脅的不僅是美國，而是整個西方的生活方式，澳大利亞為本國利益計，應當支持打贏“反恐戰爭”。如今二十年過去了，澳政府也完成了從阿富汗撤軍，不過，澳大利亞究竟是更安全了，還是更撕裂了？這恐怕是一個需要時間來驗證的問題。

（王成至，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