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福建省漳州龍海市海澄鎮，擁有百年歷史的崇興造船廠被拆為一片瓦礫。這座一個月前還在接單造船的船廠，位于月溪和九龍江交匯口，在月港歷史風貌區改造設計方案中，這里將被改造為一片配套景觀棧道的綠化工程。

這處傳統木構造船技藝傳承場所被拆之前，它的命運去留便引起了各方關注。福建當地媒體也發出了報道，試圖對它的現狀和未來進行更深層次的討論。一些文保熱心人士奔赴海澄，其中包括福建福龍中國帆船發展中心研究員許路、金門大學建筑學系助理教授文化遺產保護專家林美吟等。他們制定了具體的保護方案，并用影像記錄木船建造技藝，希望游說當地政府，來原址保留老船廠，進行活態保護，而非如相關部門口頭所許諾的，將船廠安置到原址后方的一片“環境更好”的廠房。

鄭氏造船廠為人所知，一來因為它是漳州最大的龍舟建造地，二來則是因為一本家傳的《海澄鄭氏造船圖譜》。圖譜中記載了民國年間建造的16種木制船只的船主、尺寸、結構和用料，以圖配文，融入了當地特色的魯班字及閩南語自造字。憑借這本圖譜和世居月港的造船淵源，鄭家作為月港乃至閩南造船技藝的傳承代表，被記錄于《閩南記憶·清漳古郡叢書》·《一代宗師》一書中。

許路等人認為，該處船廠不僅具有歷史和文化的意義，還是難得的“生活著的傳統”，理當尊重其沿襲脈絡。崇興造船廠的所有者鄭氏家族，在海澄當地的造船歷史，可追溯至百年以前。清末民初，造船師傅鄭文慶從家中長輩手上繼承衣缽開辦船廠，原名宗興造船廠，至今已傳三代。在公私合營浪潮中，船廠一度并入龍溪造船廠海澄分廠。改革開放后，鄭家恢復老字號，繼續造船，只是隨著港口變遷和市場變化，鄭家承造的船舶從月港外海商船、沿海木帆船，逐漸轉變為競賽龍船。

再早些時候，許路等人也是廈門沙坡尾“退漁”事件的積極發聲者。2015年6月，沙坡尾避風塢內以“封閉整治”為由清退漁船，長久居住、生活、工作于漁船上的漁民們被“引導”上岸。借由微信自媒體和線下講座等形式，這些關心廈門的人，開始思考活態保護、原生態海洋文化環境的留存，與文創藝術園區式的開發之間的矛盾。

海澄船廠的拆除遷移與沙坡尾的“退漁”清淤，在不少人看來，是清理落后產業、整治環境，但文化遺產學者對此并不認可?！懊阑h境”與“活態保護”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是否可以有所平衡？帶著這一疑問，記者采訪了金門大學建筑學系助理教授林美吟。

林美吟早年于日本三重大學獲得工學博士學位，十年來一直致力于文化遺產保存、都市計劃和社區營造方面的研究與實踐。在友人介紹下，她先后參與到沙坡尾漁船和海澄船廠的保護呼吁當中。

造船不僅僅是技藝本身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海澄造船廠有哪些保護價值？

林美吟：造船廠所在的月港是明代以來福建對外交流的一個重要港口?，F在在那片區域，可以看到傳統的古厝、老街，看到灘涂上散落的碎瓷片等有考古學價值的留存，還有崇興造船廠這類家族傳統技藝的傳承。

明代以來閩人揚帆出海對外貿易，有賴于月港本地建造的各式木質商船。盡管相比月港數百年的興衰歷程，木造船技術和崇興造船廠本身的歷史似乎不算悠久，但它卻是近代福建海洋文化的見證。沒有船，便沒有月港與廈港的相繼崛起和輪替，沒有福建人的對外移民與遠洋貿易等溝通外界的活動，更不會有“海上絲綢之路”的連結。

造船技藝的傳承及其隨歷史變遷與時俱進的變化，都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延續。多元造船技術的留存得益于船只后續使用的多樣化，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初的木帆船水運、至今活躍的鄉村龍船賽會，市場需求為造船廠提供船只銷路。鄭家的造船技藝至今仍被需要，表明月港的歷史文化是活態的不斷發展的，這正是崇興造船廠存在的重要意義。

另外，我之所以會留意到海澄船廠，也是因為它與廈門沙坡尾之間的關系。蔣亦凡先生在“思考沙坡尾”公眾號轉載崇興造船廠相關文章時寫了一段導言，他說：“關心海澄一座可能被拆除的百年造船廠，也就是關心廈門沙坡尾的歷史保存”。廈門和漳州，沙坡尾和海澄，同處一片水域，自古以來便保持著綿密的經濟和文化聯系，被海洋緊緊聯系在一起。無論海澄崇興造船廠被拆，還是廈門沙坡尾清退漁船，同樣都關系著“海洋文化”的保護與反思。月港與廈港共同保護，如同大運河沿岸文化遺產的保護一般，實則是對“海洋文化”所呈現的“面”的廣域保護。

澎湃新聞：有人認為，造船廠換個地方就可以繼續經營，為什么還要強調原址保護？

林美吟：造船技術不能脫離環境而獨立存在。崇興造船廠原有的廠址，是百年來自然形成的場域。

從建造方便的角度看，這里是月溪與九龍江交界的一片灘涂，兩面臨水。來自九龍江中上游流域的本省原木及由海路運來的外埠大料，都可以很便捷地運抵船廠，順向放入廠房邊的月溪中，易存易用。廠房建筑可遮風雨晾木料，大船完工后又可趁每月兩次的天文大潮下水起浮，自然地形和水勢為造船師傅們建造大型船只和長龍舟提供便利?，F在當地政府所安置的新址地勢較高，而且只有一面臨水，這些因素不便于大型船只的建造，會對船廠的生產方式帶來影響。

另一方面，造船也不僅是拼接木板、敲敲打打這么簡單枯燥，造船過程包含著一系列的祭祀行為和結合時令的民俗活動，新船下水、老船修復等祈福儀式都在這里進行，船廠原有的兩層小樓里還供奉著木工祖師——魯班。與造船相關的，還有每年農歷五月，九龍江流域規模最大的傳統水上活動——龍海七甲社龍船搶標賽會，這是自明代月港時期至今完整保留和沿續的傳統習俗。

可以看到，造船文化反映于這個場域之中。船廠原址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建筑材質與式樣，而在于它與造船文化之間難以分割的關聯。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2008年通過的《魁北克宣言》中，提到了“場所精神”，指出場所的有形實體與無形的精神成分無法截然分開，兩者相輔相成，互動方式多元。造船技藝、造船文化與船廠空間緊密勾連，船廠有其適應于造船所用的特殊性，造船方式也需要適應實體空間做出調整。當活態、真實的場域被拆除，造船文化也必然有所減損或改變。

澎湃新聞：從之前的媒體報道和政府反饋來看，造船廠原址比較破敗，搬遷之后會有比原先更好的工作環境，您對此怎么看呢？

林美吟：在官方與部分媒體口中，原來的造船廠是“簡陋”的“破爛不堪”的“臨時搭建”物。但在我們看來，那里非常美；許多慕名而來的朋友參觀后告訴我，附近這一帶，就造船廠那片最漂亮。

即使船廠真的破爛不堪，保護工程所應做的也非拆除原址另建新址，而應該對原有場地適當整理。拆舊建新的做法，看似為船廠提供環境設施更好、面積更大的場地，實際上卻破壞了真實的適宜造船的場所，切斷了場所與造船歷史、造船文化之間的聯系。

在之前所做的船廠原址提升方案里，我們只對廠房做一些簡單的整理修繕，借鑒了與船廠風貌相近的日本岐阜市傳統觀覽船造船所的經驗。另外，與船廠師傅溝通時，我們也建議師傅把原本堆放在江邊的木材挪到靠近陸上的一側，這樣人們能夠在對岸看到造船的日?；顒樱軌蛴^賞造船過程中豐富多樣的民俗祈福儀式，船廠可以更好地與游客對話。

文化遺產的環境教育

澎湃新聞：您剛說到船廠與游客可以進行對話，這種對話與一般意義上的觀光有什么不同？

林美吟：崇興造船廠傳承百年的造船工藝以及至今仍存在的祈福習俗等活態造船景觀，是月港最具觀光吸引力的生生不息的本土產業。這些動態民俗，足以讓造船廠成為一個很好的“生態博物館”。

這種生態博物館不需要圍墻，也不需要玻璃展柜，而是通過街區建筑格局、整體風貌、生產生活等傳統文化和生態環境的綜合保護和展示，真實、完整、原生地展現當地的文化遺產。不同于新建的“古城”和表象的歌舞表演，“生態博物館”里的人們在真實環境中真實地生活著，而這些日常生活又可以被游客所看到。

看到，并不是相互干擾，也不是冷漠地觀看與被觀看，游客與居民之間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在交流中引發有趣的體驗與思想火花的碰撞。如果文化遺產地有持續的民俗活動，例如祭祀，例如造船，那么游客也可以參與進來，文化遺產便成了一處環境教育的場所。

這種環境教育，讓文化遺產留存于居民的真實生活之中，滲透在游客的真實體驗里。文化遺產的保護并非靜態畫面的展示，文化遺產地的日?；顒?，甚至遺產的修復過程，都是可資利用的觀光資源。比如，在日本姬路城為期五年的大修過程中，國寶級的城堡主樓大天守并未閉門謝客，而是開通了特殊的觀光通道，游客可以實時參觀其修繕的施工過程及進展，可以看到著藍工裝、戴白色安全帽的工人正在作業或休憩。

但當下國內的文化遺產保護，人們往往過于著重物的保存，似乎只有房屋、遺址，或是拓片，才是值得保護的遺產。這種過分物化，把文化遺產圈起來打造成迪斯尼式的主題樂園的想法，已然是落后的保護觀念。

云南麗江，在進入世界遺產名錄十年后，面臨亮“黃牌”之憂，差點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瀕危遺產名錄”——商業化的浪潮將原有的納西族居民趕出古城之外，麗江成了為游客準備的城市。在追求文化遺產“保護”的過程中，文化遺產最珍貴的部分反而被抹掉了。聚落里人們世代居住的風俗民情、生活樣態和歷史環境，湮沒于靜態的物的保存和出于經濟考量的商業開發之中。

澎湃新聞：對廈門沙坡尾和崇興造船廠而言，它們如何成為“生態博物館”？

林美吟：對于廈門沙坡尾來說，漁船、漁民、漁業的留存與延續是其作為活態文化遺產的要素。當近海資源的枯竭使得漁業衰落已成必然，廈門漁業面臨轉型的契機。這種轉型，并非清退漁船，將之完全改觀，建成光鮮整潔的商業或藝術場所，而應該有與其歷史傳統更為兼容的方式。比如，結合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成體驗式漁業觀光，游客來到這里，可以在木制漁船上體驗海釣，體驗漁民生活和傳統漁業文化。成為活態博物館的沙坡尾，將是海上漁民與陸上來訪游客交流的一個特色地方，傳統漁業技術由此獲得傳承的機會，與漁業相關的造船業也將保持其市場需求。

對于崇興造船廠來說，鄭師傅一家持續不斷的造船活動與相關民俗儀式，便是其發展為活態博物館的資源。只要造船的需求還在，只要造船師傅還在工作，造船廠的觀光資源便不會枯竭。正如日本岐阜市觀覽船造船所成為長良川傳統“鵜飼”漁業觀賞的組成部分之一，未來游客來到海澄感受月港歷史文化，或是在廈門沙坡尾體驗漁業文化時，崇興造船廠都可以為其提供參觀造船技藝、體驗造船文化的場所，甚至是兒童實踐教育、親子活動的場地。

此外，九龍江口與廈門僅有50分鐘的水上距離，經由水路從廈門到達九龍江與月溪交匯口的碼頭，這一體驗相比陸路更有吸引力，同時也拉近了海澄與廈港一衣帶水的緊密聯系，將海洋文化遺產的兩個節點串聯起來。游客登岸之后直接到達船廠這一“生態博物館”，船廠實則擁有成為月港地標的潛力。

在游客觀光的帶動下，造船技藝不僅局限于建造大小船只，還可以有更多的發揮空間，為文創產業提供動力。本土青年力量的加入，可以在搜集傳統造船工藝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活化，發展更多的產品和藝術創意，例如小型木船模型可以成為游客參觀時消費的紀念品。這種創意產品與本土傳統產業、真實生活緊密關聯的活化，不同于鼓浪嶼、曾厝垵滿街小資懷舊的咖啡館、酒吧、奶茶鋪，不同于沙坡尾被藝術、文化、情懷包裝起來的商業地產炒作，而關系著原有居民、原有環境的有機發展，關系著真實、活態的文化遺產的保護和“人”的原真性保存，關系著文化遺產的環境教育價值。

與居民一同成長的遺產保護

澎湃新聞：在當下社會中，隨著科技發展，人們會有不同于以往的現代需求，生活在文化遺產地的居民也一樣。這與您所說的“人”的原真性似乎有些矛盾，您如何看待這一矛盾？

林美吟：這里說的“人”的原真，風俗民情與生活樣態的原真，自然不是要求恢復到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形態。把居民趕走換上一批新人穿著古代衣服在街上行走，或是要求居民不用智能手機不住空調房，都只是些荒唐的笑話。人的原真與生活的原真，實則是生活價值的世代傳承。

這種傳承，不是一成不變固守傳統。當本地居民意識到自身文化遺產的價值，對生長居住的地方有歸屬與認同，他們便會用自己的方式去保護遺產傳承文化，為文化賦予新的內涵。這種民眾自發的保護是最為珍貴的，特別是在人居聚落類的文化遺產方面。

我們進入文化遺產地進行調研，一來是梳理當地物質的非物質的文化遺產，二來也是對居民意識的培養。在溝通過程中，居民得以了解當地有什么東西值得保護，理解為什么要保護，得以產生自豪感與認同感。調研并非只為完成一份報告，將調研結果反饋給居民，讓他們了解自身的文化與價值，實則可以讓文化遺產得到更多珍重與更好的日常維護。

就像在廣東江門開平市倉東村，“倉東計劃”在當地進行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五年。他們所做的，是幫助村民發掘自身的手藝潛能，讓他們自覺參與到保育工作之中，自信地與來自各地的游客分享生活經驗，讓本土文化傳統得以保存和復興。在建筑修復與文化保育的過程中，村民是信息提供者，是建造師，是修復師，也是使用者，他們在為本土文化融入新的元素，創造新的可能。

澎湃新聞：居民自發的保護和政府自上而下的保護會有什么不同？

林美吟：文化遺產保護需要高額經費，用于修復與日常維護。誠然，政府擁有更多資源進行修復投入，旅游觀光也可為文化遺產的維護提供一定資金。然而，現實中自上而下的統一旅游開發，往往過于粗糙，原生態的生活場域被征收后，又被粗線條、大區塊規劃布局，本地居民難以參與其中。這樣一來，開發工程的推行難免遭到抵觸，缺乏原有根基的觀光園區難以持久發展，而開發完成后日常維護的重擔，又落在政府身上。其實在崇興造船廠的案例中，如果能和船廠師傅有溝通，如果船廠得以原址保留，可能未來景觀公園建成后，船廠師傅還可以幫忙照看周邊的木棧道。

和居民一起討論、溝通，一同成長，一同探索遺產保護和文化發展的永續方式，或許是避免這種粗糙的保護——或說是改造工程的有效做法。值得慶幸的是，居民的文化自覺和公共參與意識，正在一波波事件之后被激發出來。廈門的青年們開始探討沙坡尾的未來，開始思考他們所要的，是生活的沙坡尾，還是游客的沙坡尾；海澄也有些年輕人，開始留意月港的造船技藝與造船文化。當本地居民珍視自身的文化，其生活價值才能世代傳承，文化遺產才能生生不息。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文化遺產的價值是否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對居民以及游客的教育層面？

林美吟：在參加遺產保護實踐的這十年里，我意識到，如果一個地方可以將真實的文化遺產保存下來，那個地方會有做不完的研究報告，和做不完的創意發想。不同的專業人士會參與進來，發掘文化的多元價值，讓文化遺產的多元面向都得到關注與傳承。文化持續存在，便一直會為人所挖掘，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創意。在崇興造船廠，船建土木學者可以考察其造船技藝，民俗學者人類學者可以探討其民俗活動，考古學者可以研究灘涂上依稀可見的碎瓷片，博物館學者可以思考“生態博物館”的開發與維護。在活態的原生態的文化遺產里，到訪者可以有更多的活動，而不僅是觀看靜態的風景與陳列品，交流、互動、反饋讓游客與居民有更多切身體驗，也讓當地與文化遺產有更多可能。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遺產保護更是一場教育。在原生態的場域中，居民受其教育而產生本土認同，培養起公共意識，共同創造自己的家園，傳承自己的文化；游客到訪，體驗當地的文化傳統，在親身參與的活動中與居民交流互動，發現世界的豐富多彩；專業人士加入，挖掘文化遺產的多元價值，發現不同領域的學術與生活意義……這種環境教育并非一蹴而就，它潛移默化地存在于文化遺產的保護過程之中。

當然，當原有的真實場域被取代，一切教育與價值都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