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來，中國海禁重開，大批西方傳教士來華，在城市、鄉村扮演著多元的角色，他們既是布道者，又是醫生、教授、科學家、出版家，中國近代的高等教育、醫療衛生和新聞傳播等事業的起步，都有他們的蹤跡。這些傳教士中，大名鼎鼎、留芳史冊的不在少數，但也有許多人的名字并不為世人所熟知，這并非是因為他們開創的事業不夠偉大，只是他們選擇服務、開創事業的地方更僻遠而不受人關注。

3月27日，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李天綱在長寧區圖書館開講，與讀者分享了傳教士來華背后的歷史。中國基督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是李教授的研究方向，談起近代來華傳教士，他了解的人物故事不可謂不多，然而福益華卻是一位陌生人，是他為《邵武四十年》作序的時候才知道的。去年11月，《邵武四十年：美國傳教士醫生福益華在華之旅，1892-1932》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講述的正是這位“默默無聞”的傳教士在華四十年的故事。

福益華：僻遠山溝里的傳教士醫生

美國傳教士醫生福益華，原名愛德華·布里斯，出生于美國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家庭。1892年他來到中國，服務的地方是閩江上游的一個小縣城——邵武。當時，福建與其他省份之間還沒有鐵路相連，山城偏僻、美麗而危險。小城和周圍地區有200萬人口，盜匪猖獗，民生多艱，還缺醫少藥。福益華九死一生，40年扎根在這里。他以一人之力，到上海、新罕布什爾州募集經費，建造診所，后來這間診所成為閩北地區第一座醫院。他還從美國引進各種家畜，建立奶牛場，他醫人也醫牛，在當地留下了無數故事。這些事跡，外界卻少有人知。

《邵武四十年》講述的就是這位邵武人口中的“福先生”，著者小愛德華·布里斯，就是福益華的兒子。小愛德華出生在中國，參與了父親在華服務的一段人生，對于父親，他尤其感到自豪。他是紐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編輯，擅長講故事，這本書就是他利用他們的家族史料，主要是父親留下的書信寫成，然后暢銷美國。

在中國的一個偏遠小城，一個美國傳教士日復一日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從晚清到1930年代，一個傳教士在山城能看到的時局、世界又是怎樣的？“這本書是私人著述，講述的是個體經歷，充滿了故事，但也相當平淡。一個傳教士醫生在小城里日復一日地看病，他不像是在上海的傳教士，能干出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兒。”平淡生活的記述，字里行間卻讓讀者感受到“大歷史”的脈絡，中國二十世紀的動蕩和混亂，都被個人歷史記錄下來。李教授在講座中談及兩處他印象深刻的內容，是福益華經歷過的兩個“生死關頭”。一次是北伐軍軍官用手槍頂住福益華的腦袋，要他別管北洋軍閥的傷兵，先救北伐軍的士兵，幾乎就要扣動扳機。另一次是福益華在江西弋陽傳教的伙伴，被綁票、撕票，他只能暫時關閉醫院，躲了起來。北伐戰爭、國內戰爭期間的大歷史，常常忽視了這些山溝溝里局外人的經歷，這些細節并沒有進入到“大歷史”的敘述中。“很多大歷史缺乏細節、沒有溫度，私家記載中的故事恰好對這一點做了補充。”

講座中，李教授還介紹了另一本著述，即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這也是他在哲學學院宗教學系開課的題目。“如果說《邵武四十年》講的是私家記載，這本書講的就是公共歷史。”

在公共歷史敘述中，近代來華傳教士的事跡已經是耳熟能詳，他們辦大學、辦醫院、辦出版社、辦報館、搞科學事業，史有定論。原來的教會醫院，現在都還在“十佳醫院”之列，比如協和、瑞金、仁濟、華西；基督教十三所大學，天主教三所大學，1953年被打散，但它們的校園、圖書、師承、專業和學風都還留下來了，比如圣約翰、東吳、燕京、震旦。當年美國大學生的入學率也僅有1%，傳教士很多都是大學畢業，這些優秀的人為什么選擇到中國來，他們到了中國又如何能開創這么偉大的事業？籌錢募款辦教育、辦醫療、搞科學，這些錢從哪來，募款的熱情從哪來？這些問題，在公共歷史敘述中有記載，在私家記載中也有體現，二者正互相補充。

書中描寫，福益華是耶魯大學醫學院的高材生，結果卻鉆到了閩北鄉村。“我們在美國調研，看到小鎮的教堂里還保存他們祖先為海外傳教活動籌錢的記錄。你會看到，一個美國小城，未必比中國江南地區富裕，但是當地人就能拿出一塊兩塊錢，募集起來，支持傳教士在中國辦大學，而他們自己的孩子并不上大學。于是在中國的大城市有了教會大學，在鄉村小城也有傳教士的小醫院。”李教授補充說，“當然，近代中國與基督教有關的教育事業、醫療事業、科學事業，并不都是海外資金支持，也有很多是中國的官員、基督徒、家長捐助籌建的。很多中國人士參與了現代化建設，所以我們說中國的現代，是中西合作，中西交融的產物。”

私家記載如何呈現公共歷史，李教授以為：個人經歷的瑣碎信息，可以拿來作為公共歷史的注腳、證明和補充；另一方面，私家記載的細節本身，也非常值得解讀，可以從中揭示出更有意思的歷史。

“福益華的兒子，就是這本書的著者小愛德華也是蠻爭氣的，成為紐約有名的記者和編輯。由此，我也想談談傳教士的二代。中國學者重視談家學，所謂家學，通常就是說，祖上出過秀才、舉人、進士，中了狀元之類，儒家還特別重視師承、道統等。在西方，牧師、神父就是當地的儒者，算起來可謂是西方人的‘家學’。”1932年回到美國之后，愛德華父子再無機緣回到中國。像小愛德華這樣的“傳二代”為數不少，他們中的有些人長成后，又回到中國繼承了父輩的事業，還是做傳教士，或者服務于其他事業，比如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也是教育家、外交家。他的父母是來華傳教士，自己出生在杭州，兒子也出生在中國。在中國，他最為人稱道的事業就是一手創辦了燕京大學。作為來華傳教士的子女，中國于他而言，并不僅僅是一段生活經歷，已經相當于“祖國”。“司徒雷登對中國很有感情，燕京大學就像他的孩子一樣。1949年國民政府南下廣州，他沒有跟隨，留在了南京，有意跟新政權接觸。美國在華政策失敗后，他不得不離開中國。在到美國之后，他的遺愿也是要在安葬故土，魂歸燕京，可見他對中國感情之深。前些年他的骨灰終于被安放在了杭州，也算是一點安慰吧。”

與司徒雷登一樣，在邵武小城生活四十年的“福先生”直至生命結束，仍夢想著能重返中國，他留給兒子的最后一句話是：“我熱愛中國人民”，如他自己取的名字“福益中華”。講座結束之際，出版方工作人員說，在豆瓣看到有讀者感慨，看了《邵武四十年》，感覺福益華比中國人更愛中國。這樣的故事實在令人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