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5年，辛德勇教授的《制造漢武帝》出版，該書是由其論文《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發展而來，從這兩個標題就可以看出辛教授的問題意識所在。那么，關于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歷史學者們是如何論述的呢？本期“史家之眼”就聚焦于此，將各方觀點一一呈現。

民國以來的學者如何評價漢武帝的晚年

張蔭麟先生的名著《中國史綱》主要完成于抗戰前夕，他在“武帝開拓事業的四時期”一節中說道：

武帝對外的第四期——包括他最后的十五年（前101至前87年）。在這一期，匈奴巨創稍愈，又來寇邊。而中國經了三四十年的征戰，國力已稍疲憊，屢次出師報復，屢次失利。……禍不單行，是年武帝又遭家庭的慘變，太子冤死。次年，有人請求在西域輪臺國添設一個屯田區，武帝在心灰意冷之余，便以一道懺悔的詔書結束他一生的開拓事業，……又二年，武帝死。（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197頁）

張先生使用了“心灰意冷”、“懺悔”、“結束”等詞，可見他認為武帝晚年是有一個轉變的。

唐長孺先生在《秦漢史講義·武帝事業的結束》一節中首先介紹內憂外患的局面——內有人民起義，對外則戰事累次失利，雪上加霜的是宮內發生了巫蠱之禍。在這節的末段，唐先生總結道：

人民起義給武帝一個教訓。前八九年(征和四年)，他對群臣說道：“我從即位以來，所作所為，狂妄無理，使得天下困苦，現在后悔莫及。”因此他遣散了方士。這一年，有人建議在輪臺（今新疆輪臺縣附近）設立屯田，他下了一紙詔書說明他不愿意再煩擾天下(這是有名的輪臺之詔)。從此以后，他不再出兵。（《唐長孺文集·講義三種》中華書局2011年版，87頁）

看來，唐先生也是認為武帝晚年有了轉變。

漢武帝雕像

由白壽彝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出版于改革開放后，在涉及武帝晚期時，歷數弊政導致的社會動蕩，于是：

面對連年征伐造成海內虛耗、社會動蕩的局面，武帝晚年頒布了著名的輪臺詔，“悔征伐之事”，承認自己的政策過失。……“輪臺詔”標志著武帝末年政策的轉折點，改正自己的過失，停止連續三十二年的大事征伐。從此不復出軍，強調“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轉變到重視生產、減輕民眾負擔、恢復民力上來，因而出現了社會安定的轉機。（《中國通史·第四卷·中古時代·秦漢時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34-336頁）

在這段論述中，“轉折點”一詞已經很好地概括了作者的態度。

綜合以上三種論述可以發現，大家都注意到了武帝晚年停止對外的軍事行動，轉向對內的發展。田余慶先生的專題論文更加詳細地說明了武帝晚年的這個轉變。

田余慶：《論輪臺詔》，《歷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漢武帝在反擊匈奴的過程中開邊興利，但也因此耗費了大量民力，使得民怨沸騰，所以田先生指出：

政策的轉折出現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也就是漢武帝死前二年。這一年，漢武帝所頒布的輪臺“哀痛之詔”，是中國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較成功的嘗試，它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導致了所謂“昭宣中興”，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近百年之久。

那為什么要到這一年才出現轉折呢？由于史料不足，田先生推測道：“一個原因是，漢武帝對開邊之事心里無數，不知道該在什么地方適可而止；另一個原因是，漢武帝與衛太子的矛盾制約著轉變政策這件事情。”田先生認為，漢武帝一邊要開疆拓土，一邊又擔心秦亡的歷史教訓，所以選擇了“吾當其勞，以逸遺妝”的道路，希望由“生性寬厚”的衛太子繼位后來改變政策。與此同時，在武帝和太子身邊逐漸聚集了兩撥政見不同的大臣。但經過巫蠱事件，衛太子一系被清除；隨后更為吊詭的是“巫蠱事件中以迫害衛太子得功封侯的全部五人，他們在漢武帝統治的最后三兩年內，又全部被殺或被逼自殺”。

田先生隨后分析了西漢進軍西域的軍事步驟——先是軍隊向西占領據點，然后是在據點的后方修筑亭障，在據點的前方向更西的區域擴大聲威。據此，田先生點明了“輪臺詔”的軍事背景：

征和四年輪臺詔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請求于渠犁、輪臺設置屯田以外，還請求把鹽水亭障再向西方的烏孫延伸。按照上述漢軍西進程序，這意味著將要在更西的某個地方實現第三階段、第三步驟的戰爭。這就是輪臺詔頒布以前西域軍事形勢的背景。正是針對這種形勢，漢武帝下輪臺詔，才清除了這場戰爭發生的可能性。

最后，田先生總結道：“論輪臺之詔既竟，覺得古代史籍敘述漢武帝改弦易轍原委，比較翔實嚴謹的要算《資治通鑒》。”因為《史記》“記事不及輪臺之詔”，《漢書》則“忽視了漢武帝改弦易轍這一重大歷史向題”，而出自劉攽之手的《通鑒·漢紀》“集中寫了衛太子始末，武帝與衛太子關系以及武帝告誡后世等內容。他的目的，顯然是突出‘亡秦之跡’可鑒，突出改變統治政策的必要，并把它與衛太子的升降生死結合在一起”。司馬光“理解劉攽的思想”，“非常欣賞漢武帝‘晚而改過，顧托得人’”。

不過，學界關于武帝晚年的討論并沒有就此打住，以下是三篇相關的論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這一問題。

漢武帝與匈奴戰爭示意圖

辛德勇：《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辛德勇先生在該文摘要中回顧了“論臺詔”的學術史：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在1930年代出版的《東洋史統》中依據《資治通鑒》的記載提出，漢武帝晚年發布的“輪臺詔”，旨在罪己悔過，體現了其治國路線的轉變，正是依賴這一轉變，使得已經動蕩的西漢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國學者唐長孺在《秦漢史講義》中述及相關問題，亦持有同樣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慶發表《論輪臺詔》一文，更系統地論述說，漢武帝劉徹在其去世前兩年，大幅度轉變政治取向，由橫征暴斂，窮兵黷武，轉向所謂“守文”，從而“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導致了所謂‘昭宣中興’，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近百年之久”。這一重大論斷，引起中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贊譽，產生了相當普遍的社會影響。

但辛先生認為“上述論斷不能成立”，原因在于：（1）見于《漢書·西域傳》記載的所謂“輪臺詔”，只是一種調整對外作戰策略的權宜之計，而不是從根本上轉變漢廷的政治路線；（2）市村瓚次郎、唐長孺和田余慶諸人認為漢武帝晚年的治國路線出現了重大轉變，主要依據的史料是《資治通鑒》，而《通鑒》相關記載不見于《史記》、《漢書》等漢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劉宋王儉著的小說《漢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據；（3）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采錄《漢武故事》，是刻意構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漢武帝形象；（4）進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儉在《漢武故事》所塑造的漢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對宋文帝劉義隆與太子劉劭之間政治斗爭的感情傾向，有意而為；（5）《漢武故事》中的漢武帝形象，雖屬藝術創作，但在西漢的歷史上自有原型可尋。

在辛先生看來，輪臺詔不宜過度解讀，“輪臺詔所針對的內容，只是有關西域輪臺地區軍事部署的局部性問題，是因貳師將軍李廣利西征受挫所做的策略性調整 ，而不是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針”。那么漢朝的“守文”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辛教授指出：

事實上，不僅是前面第一節談到的漢昭帝前期，整個昭帝以至宣帝兩朝，盡管在某些具體施政措施上，曾經略有調整，但從總的方針路線上來說，都在一直堅定地執行武帝以來的內外國策，即“以霸王道雜之”的所謂“漢家制度”。……直到后來元帝繼位以后，才從根本上改變了這樣的指導思想，純用儒家理念治國，從而真正轉向所謂“守文”之路。

李浩：《“司馬光重構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說獻疑——與辛德勇先生商榷》，《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李浩不認同辛德勇教授的觀點，他反駁道：

一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轉向體現在悔過、勸農、休兵等一系列見諸《鹽鐵論》《漢書》的實際行動里，《通鑒》敘事與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構現象；二是遍檢《通鑒》全書，敘事絕不采《漢武故事》，溫公僅將其作為史料異文和批判對象列入《考異》，原書俱在，不容置疑；三是歷史闡釋不等于歷史重構，《通鑒》之敘事、議論僅是對公認史實不同視角的歷史觀察，司馬光沒有也不可能重構歷史；四是《漢武故事》作者、年代迄無定論，辛文以劉宋比附西漢系懸擬之辭。

不同于辛德勇先生將昭帝、宣帝視為武帝擴張政策的擁護者，李浩認為昭帝是跟隨了武帝晚年的政策調整：

漢武帝晚年改轍易途之舉已見上文，考之《漢書》，昭帝朝沿續了武帝晚年的戰略轉向。始元元年(前86)春二月，昭帝親耕于“鉤盾弄田”以勸農，……霍光雖然不喜歡儒生，但在反撥武帝朝過于有為的政治、輕徭薄賦上與儒家士大夫仍有共識，異于代表武帝中年政治傾向、堅持擴張主義的桑弘羊。隨著桑弘羊、上官桀元鳳元年(前80)被誅，霍光更得以貫徹武帝遺志。

楊勇：《再論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種政治史與思想史的聯合考察》，《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講師楊勇提出要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要“從武帝朝政治態勢及思想背景出發，并具體結合武帝之后霍光主政時期的政治格局及嬗變，主要在漢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框架內再進行正面探討”，那么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內容是什么呢？楊勇概括為：

漢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內容是對外持續的大規模征伐、對內實行各種興利政策以及嚴刑峻法的酷吏政治，三者前后相續、迭為因果，構成了武帝政治三位一體的有機整體。因此論及武帝晚年政策轉折必須以這三者為主要考察對象。

所以：

由此具體分析我們即可知“輪臺詔”并沒有達到武帝經濟、司法等政治要素的轉折。田文雖然也注意到了“開邊、興利、改制、用法”是武帝“事業發展的高峰”，但其轉折之說恰恰只注意到了開邊一項，而對興利、用法兩者較為忽視。以對外政策的變化來統論武帝的整個“政策轉折”，筆者認為這是田文最大的可商榷之處。

那么楊勇認為漢朝從什么時候開始轉向“守文”了呢：

武帝去世六年后的鹽鐵會議才真正開啟了政策轉折及“守文”的有力呼吁。而從進一步對武帝朝后的霍光主政時代諸項內外政治方針轉換的詳細考察中更可以看到對武帝統治方略的調整是一個緩慢、復雜的過程。我們既不可否認《輪臺詔》有重民生的調整傾向，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政策轉折，但也要看到其遠未完成這一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