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家劉咸炘曾將史學分為四種，即“考證事實”、“論斷是非”、“明史書之義例”、“觀史跡之風勢”，并認為只有“觀史跡之風勢”才能稱為“史識”（劉咸炘：《治史緒論》）。王汎森先生可謂劉氏知音，他曾在自述中說，史學工作者的任務之一，是捕捉“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的流風，而他自己也將“繼續在這條路上摸索”。他在演講中又說“‘風’是一道豐盛的習題，用現代的學術觀念和語匯去深入闡述‘風’的各種復雜的機轉是我們現代人的工作”（王汎森：《“風”——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王氏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常或隱或顯以“風”為題，如《“心即理”說的動搖與明末清初學風之轉變》《錢穆與民國學風》《近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等。若將劉咸炘“風”的史學觀念與王氏近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以下簡稱《毛細管》）一書結合閱讀，必有相互發明之處。

《毛細管》是一部捕捉清代大風勢的著作，書中隨處可見對“風氣”、“空氣”的關注：比如“清初反宋儒的空氣之下，駁宋儒經說的風氣就相當普遍”；在討論清初“講經會”時，認為“講經會”“‘紛然于字句異同之間’正是他們與明代經學風氣大不相同之處”；談到文字獄時，說大小文字獄案猶如龔自珍所說的“萬形而無形”的“風”，形成一種無所不在的心理壓力與滲透力，又說“官方的種種作為形成一個又一個暴風圈”。甚至書名也體現著“風”的特點。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這一觀念來自福柯，同時既是書名亦是書中一長文篇名。或許正因為長文討論政治權力所造成的壓力與文化禁抑之關系，故不少媒體和讀者將之視為本書最核心的主題。這即使不全是誤讀，也是偏離。書名中“權力”一詞不應過于狹窄、具體地理解（福柯所言權力話語原不限于政治權力），有時“風”本身就有一種權力。梁啟超曾說“風氣”便是一時之信仰，“人鮮敢嬰之，亦不樂嬰之”，非是則不見重于社會（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王汎森也曾提到當一種風氣流行時，即使人們覺得不合理，即使許多人心中完全不認同，卻也不敢違反它的勢力，而且不敢公開說什么，“雖有智者，亦逃不出”（王汎森：《“風”——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在一種風潮之下，“逃不出”的魔力，“鮮敢嬰”的壓力，便是一種隱約而更廣泛的“權力”，它像“風”一樣吹掠而過，形成無處不在的影響。這種影響像毛細管作用般，層層滲入，在最微細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間中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力量（第1頁）。政治權力如此，學術權力如此，道德權力亦復如此。

如何才能觀風？劉咸炘認為“事實實而風氣虛”，所以要“即事見風，即實求虛”。如果“政事、人才皆在風中”，甚至“一切皆有風氣”（劉咸炘《治史緒論》），那么也就可以從“一切”中去觀察“風”，所謂從“飛沙、麥浪、波紋里看出了風的姿態”（錢鍾書）。在《毛細管》一書中，大到四書五經的地位升降、講經會的內容變遷、《明夷待訪錄》和《文史通義》的沉浮、顧炎武的形象，小到《笑林廣記》中的笑話或《金瓶梅》中的一句對話，這些大小不一類別各異的人事物無一不是能描繪出風之姿態的飛沙與麥浪。

“風”有變遷升降，沒有一刻靜止。劉咸炘認為“察勢觀風”就是“察風勢之變遷”，具體而言，便是要了解一種風氣“何時兆之，何時成之，因何而起，因何而止，何人開之，何人變之”（劉咸炘《治史緒論》）。通貫來說，也即是“古人之世倏而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為后之世”，這一“旋轉簸蕩而不已”的變遷是為何及如何發生的。

《毛細管》一書即以此為最根本之問題。清代三百年，與“是什么歷史因素造成了今天的我們”關系最切，而其變遷又最繁，每數十年皆有自己的風氣——“什么是人們認為最有價值、最值得去做的？以何者為高、以何者為值得追求？”（19頁）《毛細管》作者將清代大致分為清初、雍乾、道咸三個時期，呈現“思想、學術與心態”如何從明末之世一轉而成清初之世，又轉而成為雍乾之世，雍乾之世又如何一轉而成道咸之世。

明清思想轉型是中國歷史一大變局，出現了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經典考證及回向古代之勢、道德意識之轉化、政治思想的轉換，以及禮治理想之興起等重要趨向，成為清代風氣的一個起點。進入十八世紀之后，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帶來的政治壓力對時代思潮的影響逐漸顯著。此種政治壓力最主要的來源便是“文字獄”，官方的禁制政策造成一種無邊的氛圍，使得士風為之一變，文化領域呈現出“去政治化”的傾向。到了乾隆末年之后，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惡化，思想界也有了新的風向，由“去政治化”回歸經世議題，在此世風之下，之前的人與書也有了新的命運：突出顧炎武經濟面的崇敬在緩緩崛起，雍乾時之禁書大規模“復出”。

這一風勢變遷看似清晰，但實際上其起落非常復雜，常常不按因果律，或只能如梁啟超所說是“互緣”。

清代學術一大重要特點便是乾嘉考據的勃興，被梁啟超稱為“清代學術之正派”。《毛細管》全書極少正面論及，但作者又處處關照著考據學風的起落，可以說這是一個未正面出場的主角。對于此學風“因何而起”，以往研究或持“理學反動說”（梁啟超、胡適），或持“每轉益進說”（錢穆），或持“內在理路說”（余英時），但王汎森似乎有意不以“辛亥革命以后的觀點”去回看歷史，而是從一個個當時人的生命歷程中去捕捉風勢的變遷。他看到清初以來逐漸形成四股力量的齊旋，一股是晚明以來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生活邏輯、城市化、商業化，逸樂、流動，以及日漸復雜化的生活形態；一股是道德正統主義的力量；一股是經典考證回向古代的勢力；一股是因為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帶來的政治壓力（第1頁）。這四股力量有內有外，有正有反，相互之間有“不斷的連帶關系”，交織在一起，共同作用于生活于其間的時人，四股力量“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這種關系狀態之下，“前波后波，銜接動蕩”，呈現出清代學術思想的一種“動相”（梁啟超《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風起于青蘋之末，“最初往往是少數人,慢慢地變成強勢，而它又觸及一般人內心中潛在的想望或恐慌，于是一根火柴點燃了一個火藥桶”,直至飄忽淜滂，激飏熛怒。如果不能以因果律來看風起風落，那風勢的這一過程就變得無比重要。劉宗周的思想原先被認為是心學走上絕路的象征，但實際上，劉宗周本人便有一個一步一步走向強調讀書的重要性之過程。這一本只是一二人所思考的模糊想法，經過其弟子陳確、黃宗羲、張履祥等人的發展（變異）與宣傳，逐漸變為一個區域性小群體的思潮；再到萬斯同所主導的講會，心性方面的問題逐步被拋棄，而禮樂兵農成為后來人最重要的關懷，與劉宗周最初的思慮早已大異其趣。從這一過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幾十年間，同一學派在延續的同時，內部所重視、所探討的主題已經有了革命性的變化。并且萬斯同透過甬上與在北京的講經會，對新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巨大的影響，小群體的思潮播為全國性的風氣。

因為重視具體的過程，所以作者能看到思想轉型中存在的某些連續面相：原本被認為相反的“講經會”與晚明文人社集有息息相關的一面，“道問學”與“尊德性”在“省過會”中也可以互不排斥且密切關聯。作者通過對風勢過程的呈現，無需再回答“風勢的起因到底是什么”這類社會科學式的問題，歷史的偶然與必然，正與反，內與外，一切均在過程之中，紛繁復雜而又鮮活、具體。

劉咸炘將風分為時風與土風，“二者互為因果”（劉咸炘：《治史緒論》）。《毛細管》在重視風的起落之外，同時強調“風”的源與流，“源也者，吹之者也，有所為而然者也；流也者，受吹者也，不知其然而然者也”（劉咸炘《流風》）。這便涉及土風問題。從“源”而言，以往的研究多注意改變清代風氣的大人物或制定政策的政府一邊，但作者注意到，一些思潮由地方人士、小讀書人發動，進而帶動了國家的思想、學術的新動向，清初的講經會便是如此。從“流”來說，《毛細管》以更多篇幅討論風氣的傳布與擴散——思想家如何運用其思想資源說服群眾，或政策的落實與受眾的反應。

學問風向的改變，可能并不單純源自學問本身，與社會、政治息息相關。而 “風”一旦形成，就會吹向各地，其影響又無處不在，作用于個人及社會的各個層面。這一點在《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和《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兩文中表現最為明顯。清初道德意識風氣的漣漪投放到日常生活中，便開始影響日常生活的實踐。它改變士人的生活狀態，讀什么書，怎么讀書，都有連帶改變，如明末清初讀書人開始大量抄書，便是因為原先心學風氣籠罩太久，許多舊書并未印行，極不易得，等到“紛然于字句異同之間”的讀書風氣興起，讀書人廣搜宋元經注，抄書團體眾多。以此看歷史，“思想史”與“生活史”便有了聯結，思想也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同樣的，“文字獄”由政府主導，一般人多看到時主之操縱，但作者重點并不放在中央的政策與作為，而是放在這一政策或風氣的“受眾”，從“上有政策”轉到了“下有對策”，關心在“風”吹掠的當頭及以后，人們如何秘密地調整自己、壓抑自己。這個過程中充滿著無所不在的消極性的創造力。

從思想、政策的源與流兩方面來觀察歷史，考察其毛細管作用的滲透過程，呈現思想（政策）深入到各處，甚至在無名的文人心中自行運作的實況，這無疑為歷史研究開啟了一片廣大的研究天地，可以激活眾多思想史、政治史甚至制度史的舊題。

陳寅恪曾認為大師巨子的著作除了能“開拓學術之區宇，前修所未逮”之外，還要“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不僅能講述我們未曾知道的歷史知識，更重要的是，它能改變我們看歷史的眼光和思考問題的方式。毫無疑問，王汎森的《毛細管》一書足以當之，它不僅改變了我們對清代的認識，使清代歷史的層次更加豐富，同時也是一種曾被忽略的“風”的史學觀念的實踐。

（本文原載3月27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標題為《捕捉清代大風勢》。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