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退休廳官范敬超放棄組織安排的省政府參事室主任職務，獨自回到家鄉井研縣繁榮村，埋頭8年，合作社成員從最初的5人壯大到1600多人，種植柑橘過萬畝，投產果園每畝平均收益1萬元左右，為產業覆蓋區農民人均增加5000元以上純收入。

一直以來，類似高官辭歸故里的創業故事并不缺乏。在政治掛帥的年代，主要側重點是彰顯他們的革命本色；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主要是表彰他們帶領群眾共同致富。范敬超的故事，除了帶領群眾共同致富的大關節，也是在為療救農村的凋敝開藥方，不僅全國人大代表呼吁的“鄉賢”回來了，而且外出打工的年輕人也回來了。

這個故事容易使人聯想，假如離開農村的鄉賢都重新回鄉創業，今天的農村凋敝不說徹底解決，至少能夠得到很大緩解。

但這么多年來，一直沒有出現鄉賢排隊回鄉的動人場面，大部分的鄉賢能躲多遠就躲多遠，類似范敬超這樣的案例，只有個案意義。實際上，下鄉種柑橘的還有一個能人褚時健，反過來想，假如褚時健不出事，他會想著下鄉種柑橘？下鄉創業帶動一方這種事情，很有新聞價值，但偏偏缺乏政治、經濟與社會學意義。

就個案來說，新聞報道中范敬超的所作所為值得稱許，但這一個案很難普遍化。在講究和信奉官大一級壓死人的社會，一個廳官（哪怕退了休）在一縣之內，不僅職級蓋過縣委書記和縣長，官位最高，而且很可能在官場的人脈也遠超書記縣長。在不成文的權力格局中，他懂得遵紀守法還好說，如果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帶，攫取不合理乃至非法利益，制約他的成本有多大？

此外，幾乎全世界的農村產業結構都非常單一，且平均利潤很低，農業依靠財政補貼過活，幾乎是全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通例，這注定了農業投資的高風險、低回報。不以利潤利益為驅動的創業，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新聞報道的是范進超成功的個案，但誰去關注過那些農村創業失敗，血本無歸的例子？

城市化帶來農村人口減少、土地拋荒和村莊消失，不過后果卻未見得如此悲觀，比如土地流轉和整理的阻力相應減小，更便于機械化耕作等等，凋敝之中是否蘊含商機？以及，鄉村社會是否會迎來重構的機會？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話題。一個廳官的下鄉創業，顯然無法承載和解答如此重大的議題。

農村的重整，資本一定是重要的參與者。一個身份特殊的廳官下鄉創業，一定意義上，攜帶的是一種特殊的資本，而這恰恰不是普通資本所能具備的，因而缺乏復制價值，他承擔不了相應的普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