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6日，降將岡村寧次在南京接受美國《時代》雜志記者訪問，被問道：“日本進入滿洲或在塘沽協定后，即行停止豈不更好？”早有類似心思的岡村對此“卓越見解”“不勝驚嘆”。

以“后見之明”，如果不越過山海關，日本實際控制東北的局面很可能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得以維持，更不用說先期攫取的臺灣、澎湖等地。退而言之，如果不在淞滬輕啟戰端，“何梅協定”下華北局面或可繼續維持。再退而言之，如果野心不膨脹至法屬印支、荷屬東印度，也不至于早早將戰火延燒至太平洋。回顧其擴張歷程，有諸多令外人不解之處。

隨著戰敗投降，日本半個世紀所攫取之土地和權益不得不物歸原主或化為烏有，自身亦遭受空前重創，一場空的結局令不少當事者扼腕嘆息，其中包括任職核心機要部門、實際參與侵華決策的高級參謀人員堀場一雄。堀場遺著《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是戰后日本軍界系統總結侵華戰爭的第一本書，道出了諸多鮮為人知的內幕。

堀場一雄（1901-1953）的教育背景軍事色彩鮮明：1914年入陸軍少年學校學習，1922年陸軍士官學校畢業，1930年陸軍大學畢業。陸軍大學畢業后即加入陸軍參謀本部，1937至1939年在陸軍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就職，1939年12月至1941年7月任中國派遣軍司令部參謀。參謀本部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方案和文件中有相當部分出自其手，他自稱：“我的全部精力完全貫注于處理對華戰爭。”

在堀場的敘述中，“霸道”與“道義”（喚醒東亞對抗歐美）的對立、作戰部門和指導部門的分歧、東京中央和現地的矛盾錯綜交織貫穿侵華戰爭的始終，表現在幾個節點上尤為顯著。

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在是否出兵上作戰部門和指導部門有爭論：指導部門認為如果訴諸武力，勢必擴大事態，但日本尚未做好與中國全面戰爭的準備，作出“不擴大戰局”的決定；作戰部門則認為，日本以少量兵力占領京津地區就可迫使蔣介石妥協退讓，因此力主出兵華北。關東軍和朝鮮司令官都積極建議出兵，關東軍準備隨時出動2個旅和飛行隊一部，朝鮮軍準備出動應急動員的1個師。陸軍省和參謀本部中主張行使武力的議論也很盛。

指導當局再三指出“滿洲”的建設和對蘇防御忙不勝忙，中國民族意識也在不斷升騰，絕不可輕易使用武力，但指出萬一形勢發展到需要武力解決時，需采取速決方針。7月10日，戰爭指導方面提出行使武力時的用兵規模，并強調不具備此條件不得出兵：

同時動員15個師；

同時動用軍需動員準備量的一半；

作戰地域限黃河以北，視情況可包括上海方向；

作戰時間約為半年；

戰費為55億。

7月10日，內閣會議上決定以3個師為基干、預算3億元開戰。

有限度用兵的主要理由是陸軍軍備主要用來預備對蘇作戰，不便作他用。此外，參謀部中國課認為大批列車一過山海關，中國方面就會屈服；最大限度，通過保定一次會戰即可解決問題。

堀場稱此舉在戰略上走了逐次使用兵力的邪道，使先天不足的國力開始陷入無底的泥潭，是日本在處理華北事變上第一次犯“輕率地定下無把握之決心”的錯誤。

上海、南京作戰

華北事變后，華中方面形勢出現惡化，日軍編成上海派遣軍，以第3、11兩個師為基干。指導當局認為集中到這個方向的中國軍隊有四五十個師，為達目的，初期至少需派遣以4個師為基干的2個軍。受不擴大局面的思想和海軍動向（海軍想獨自擔任華中作戰）等因素影響，又一次出現了茍安的出兵傾向。

由于中國方面的頑強抵抗，上海作戰出現苦戰局面，未能速決。

在上海作戰時，指導當局為從大局上盡早結束戰爭，極力主張選南京為作戰目標，但不一舉攻占南京，只是屯兵城外，阻止蔣介石撤出南京，并促其下停戰談判決心；同時迅速推進更有把握的廣州方向作戰。

作戰當局不以為然，外加深陷上海，直到11月24日才把戰線延伸至無錫、湖州一線，12月1日才下令攻占南京。而在11月6日，國民政府已決定將外交、財政、內政各部及金融機關向漢口、長沙、重慶等地轉移。

對于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動的策略，指導當局和作戰當局又發生了激烈爭論。作戰當局追求擴張戰果，一線部隊爭先恐后攻占了南京。堀場說“作戰之獨斷專行和輕舉妄動之弊已達到極點”，與蔣介石直接談判的機會由此喪失。

堀場寫道：“南京陷落后，我國民都手持旗幟、燈籠歡歡喜喜地列隊慶祝，唯獨戰爭指導當局悶悶不樂。”

在南京陷落前，軍務課和中國課就力主否認蔣介石政府，扶植新政權，強硬派甚至指責統帥部軟弱。

堀場說：“欲望依戰果增長，任其這樣發展下去，結束戰爭是沒有希望的。”指導當局指出，伴隨不承認現政權而來的是長期戰爭，至少要準備再打四五年，繼續增加兵力和戰費，從國際形勢和國家力量上講，都是不適當的。

漢口作戰

根據1938年初擬定的長期戰爭方案，該年度的迫切任務是節約戰力消耗，整頓國力、戰力及日本國內態勢，應以廣州作為進攻之極限。出于切斷香港-廣州這條中國最重要軍需運輸線的考慮，指導部門主張廣州之戰應在漢口作戰之前。因武漢作戰勢必導致一大決戰，需要在戰力充分準備后，于1939年實施為宜。

作戰當局決意在1938年秋天發動漢口作戰，認為廣州作戰放在1939年年初實施，原因在于登陸船只不足，以及便于對蘇備戰。

堀場稱，當時華北方面軍和華中派遣軍無不希望攻克漢口，他向作戰課長申述作戰時機尚早，得到的答復是：軍隊駐扎在外無所事事，只能招致士氣的沉滯，而漢口作戰已成定論。

作戰當局的意見再次占了上風，華中派遣軍8月中旬即推進至九江附近。

指導當局于1938年7月31日擬訂了秋季作戰指導大綱，表示應盡量縮短漢口作戰和廣州作戰的時間間隔，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給中國方面以盡可能大的打擊。并指出，迫使蔣介石轉變立場、結束對華戰爭的主動權不在中方，而在日方，應以漢口作戰為第一次解決問題的契機，廣州作戰為第二次契機。

“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堀場認為，近衛內閣1938年1月“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否認國民政府，扶植新政權）斷送了和談之可能，對結束戰爭造成了極大的禍害。

為盡早結束對華戰爭，指導當局后來費盡心思歷時幾近一年對此加以修正，以緩和緊張局面。指導部門再次強調，興百萬之師的目的在于“建立國防圈和發展日滿華合作”，而絕非蔣介石之首級。指導部門稱，戰爭若繼續下去，就需要把當前戰局至少保持十年，期間極有可能發生日蘇戰爭。此外，若像1938年那樣，再過一年將會耗光全部國內準備資金，使國力更加疲憊不堪。既然沒必要、也不可能建立第二個“滿洲國”，所以應當盡快結束對華戰爭。

攻占漢口之后，日本國民欣喜若狂，皇宮前祝賀行列晝夜不斷。堀場說：“歡呼萬歲之聲，使得戰爭指導當局更感到哀愁，這戰爭將趨向何方，實在令人擔憂。”

攻占漢口廣州之后，在指導當局要求下，日本政府于11月3日發表的聲明中表示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往的指導方針，更換人事，改途易轍，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亦不拒絕。”

堀場說，這兩個聲明同出一個近衛內閣，足以看出政府“無主見、不負責任”。

更不負責任的是，1939年1月4日，為了“將來的政治生命”，近衛內閣辭職。指導當局強烈批評這種置百萬大軍于曠野而自己溜之大吉的行為是“無節操、不負責任之極”。

強硬派掌權

1939年9月以來，德國在歐洲戰場上風頭正健。受此影響，在討論與重慶的談判方案過程中，堀場代表指導部門表示長期駐兵的思想有害無益，宜在兩年內撤兵，且不應在南京駐兵，但作戰部長強烈堅持南京必須駐兵。堀場說，當時會場上“殺氣騰騰、寂靜無聲”。

1939年9月，日軍組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強硬派陸續掌權。堀場稱，人事更迭，外加興亞院（日本內閣設立的專業負責處理侵華事宜的機構）和政府煽動國內輿論加強了侵略思想，事變以來為指導當局所堅持的道義思想、日滿華善鄰結合的思想，漸次失去基礎。新掌權者不僅對戰爭的本質及國力認識不足，而且不能掌握不斷變化的形勢，盲目主張強硬。因受歐洲戰局迷惑而招致作戰方針擴大，破壞了原定集中力量以解決對華戰爭的決策。

堀場認為持久作戰方略的要諦在于以建設新國家的方式壓倒重慶，是必須同時對建設與戰爭進行統一指導的艱難事業。然而，由于國內經濟的需要，東京方面急切需要利用中國，甚至是殺雞取卵式極盡榨取，完全忽略建設。這種傾向隨著興亞院的成立愈發嚴重，興亞院方面的看法是“多撈一把以補償國家的犧牲”。堀場不由感嘆：興亞院的建立是處理戰爭問題上的失策。

1940年4月26日，在汪精衛政府“還都慶典”上，日方代表祝詞中反復提及睦鄰道義。這在堀場看來很是諷刺：在形勢有利時橫溢著強權思想，不利時就搬出道義戰爭道義解決說辭。他認為這是事變不能解決的根本原因。

堀場所抱負的持久作戰方略失去了實施的余地，于1941年7月“懷著日華將來之憂”靜靜地離開了中國。

反省

堀場說，國策越過山海關，引起了對華戰爭；國策越過鎮南關，引起了太平洋戰爭。如果進軍限度上有嚴肅的節制，如果中央有駕馭大局的睿智和堅強的指導力，如果國民感情、政治勢力及軍內當事者都有“自覺謹慎的遵守從大局著眼的道義的高尚風度”，或許局面大為不同。

對華戰爭中，領導上沒有統一的最高大權，機構分立助長了各部局的多頭主張，常常陷入錯綜復雜的爭論。實際上，獨斷專行的快速作戰往往先于遲緩遷延的政務協商，政略與戰略嚴重脫節。這一點在陸海軍的對立上尤為顯著，陸軍的北方論和海軍的南進論始終對立，兩軍無限制地從各自立場出發提出單獨要求，使國家承受了沉重的雙重負擔。兩軍種在用兵問題上，往往不是聯合而是分離的。岡村寧次也提到陸海軍就曾因占領青島問題發生過“丑惡爭執”，他認為陸海軍的對立競爭是日本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戰爭指導的實際方向，在多數情況下為軍方和政府中的多數派意見所左右，他們又常常是處于輿論的影響之下。堀場認為，執政者不問動機如何，照顧民意是常則，但無形的民意是一種無限的壓力，實際上左右著他們的心理。如廣田外相等有意接受蔣介石的和談條件，但估計不能滿足國內的期待，只好作罷；興亞院為迎合民意，專心致力于獲取權益，罔顧大局。

在堀場看來，由于國民理性的集中表現就是現實主義，直接期待他們的先見睿智是不現實的（岡村寧次、石原莞爾等也稱日本戰敗主要原因之一是國民道義之低落），因此國家必須選拔具有睿智、果斷、負責任等品德的偉才，將之置于重要地位并給以支持，而最高負責人亦應懂得國家附托之重，負責到底。

對于日本近世以來為歐美文化所滲透而疏遠于東洋道義，只以本國利害為轉移，最終貽誤大局，堀場表示“痛恨難忍”。他認為，與偏重物質的時弊相反，只有喚起精神文化的復興，從大局著眼于道義，才能實現崇高的國家理想。“與道義共存，與道義俱亡”，堀場說國家的重大反省應首先從這里出發。

只是，不管是站在中國，還是第三者的立場，這場戰爭無論如何也稱不上“道義”，不道義的戰爭自然無法“道義解決”。

1939年9月，日本已深陷對華戰爭泥潭，岡村寧次在日記中寫道：“（日本當局）全盤貫穿著對現今中國要求國家統一的覺醒判斷錯誤——迄今未改變以過去的舊中國為對手的作法。”

基本判斷致命失誤，這個前提下一錯再錯勢在必行，再真誠的道義亦難于事有補。或許這也是悲劇的一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