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對“老三篇”之一《為人民服務》中的一段話耳熟能詳：“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這段話講的是對兩種人之死的評價。

由于這段話相當有名，人們對司馬遷的話也作如是解。檢索百度，有包含這句話出處的司馬遷《報任安書》白話譯文，其云：

人本來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還重，有的人卻比鴻毛還輕，這是因為他們生存所追求的東西不同啊！

這樣的譯文與上述《為人民服務》的解釋并無差別，這似乎是人們對這句話的一般認識。

為何要提起這個話題，其實是我在閱讀文獻時看到了對司馬遷這句話的另一種理解。元人張養浩在其《風憲忠告》第十《全節》中寫道：

太史公謂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非其義則不死，所以重于泰山也。如其義，則一切無所顧，所謂輕于鴻毛也。

張養浩解釋說，在不值得為一種大義去死時，則不應當輕易赴死，要把死這件事看得重，要像泰山那樣重。而符合大義去死時，則義無反顧，把死看得如鴻毛一樣輕。

這段話的意思，很明顯不是講對兩種人死后的評價，而是講同一種人對待死的態度，并由此引申出來死的價值。

那么，哪一種理解符合司馬遷的原意呢？我們需要看一下司馬遷的原話了。原文如下：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在我看來，解碼這句話語意的關鍵，是在人們不大引用、或者說忽略的后面那幾個字：“用之所趨異也。”司馬遷在這里是說，人皆不免一死，有的死要看得重于泰山，有的死看得輕于鴻毛。其不同是在“用”，在于赴死的意義，就是說，因死的目的而異。這里的“或”，不能像上面的譯文那樣解釋為“有的人”，而是承主語“死”而來，是講“有的死”，即講兩種赴死的意義。

其實，這句話的表達，并不是司馬遷的獨創，他也是援引前人的說法。《文選》在收錄的《報任安書》這句話之下，有記李善注：

《燕丹子》：荊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于太山，有輕于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

追求原典，可以明了司馬遷的語意。看來，這句話原本不是講對兩種人死后的評價，而是講一種人對赴死的價值判斷。義士的志節有時重死，把死看得重于泰山，有時輕死，把死看得輕于鴻毛，只是看死得有沒有意義，值不值得去死。這是荊軻在敘述自己的生死觀。《燕丹子》記錄的荊軻這番話，正是司馬遷那句話的源頭。荊軻說的“用之所在”與司馬遷說的“用之所趨”基本意思相同。

我們如果結合司馬遷在遭受宮刑、生不如死的狀況下寫《報任安書》的背景，考察司馬遷在信中的自述，更可以清楚他的泰山鴻毛輕重說。

司馬遷說的“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正是認為自己的生命重于泰山，不能輕生。因為他有他的使命在，“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之所以暗暗地忍受，茍活偷生，關在糞土般污穢的監獄里而不肯去死，就因為抱恨自己心中還有未實現的理想，如果在屈辱中死去，我的文章才華就不能流傳于后世了。

對于自己未實現的理想，司馬遷在信的最后明確點出：“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這是司馬遷忍辱忍死也要寫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的最大精神支撐。為此他視自己的生命重于泰山。泰山鴻毛輕重說，實際上是司馬遷的一種自況自勵。

對司馬遷的話，今人的理解是對兩種人死后的評價，而前人講的則是一種人對赴死價值的認識。

追究原典，從《燕丹子》到司馬遷，到張養浩，前人的理解沒有差異，吾從前人。古為今用，借語發揮另當別論，僅追究文本原意，我以為今人對司馬遷這句話的理解有偏差。

珍視生命，重于泰山；慷慨赴死，輕于鴻毛。

【附記】本文為近日讀書所得。瑞來孤陋，寫成之后，得知老友吉林大學王同策教授早在1984年已撰文指出此一問題（《“重于泰山”“輕于鴻毛”究何所指?》,載《史學集刊》1984年第2期）。欣慰與同策先生所見略同，可謂百慮一致，殊途同歸。因文章視角、表達各有所異，故亦敝帚自珍，聊附驥尾，以饗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