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魯迅（1881—1936)寫了一篇文章，生動記述他第一次接種牛痘的經歷，當時他兩三歲，是在老家紹興。他是在家里種的痘，而不是在種痘局，這“大約是特別隆重的意思”。他還記得痘官的瞼，“胖而圓，紅紅的，還帶著一副墨晶的大眼鏡”。魯迅印象最深的是痘官說的話，他一點也聽不懂，像是講的“官話”，而他的模樣，“是近于官的”。魯迅的回憶也告訴了我們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他有趣的種痘細節：種痘局很普遍，但只是設在大的市鎮上并有季節性；在人們可以選擇傳統人痘的情況下，牛痘還遠未普及。魯迅對本土傳統的敏感具有代表性，但這里他卻漏掉了中國牛痘接種的一個中心環節。在稱贊上海“可能是中國最文明的地方”，因為那里牛痘接種很流行、也很方便時，他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就牛痘而言，應該將廣州作為參照城市，因為這一種痘技術在19世紀初最早傳入廣州，也是在那里被人們率先廣為接受的。

琴納牛痘接種術（Jennerian vaccination）經由澳門和廣州傳入中國一事，人們多次說起，尤其是中國的歷史學家，有時還細致入微。能見到的最早英文記述之一是馬士（Morse)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該書1926年首次出版。這種說法在由王吉民（K.C.Wong)和伍連德（Wu Lien-teh)合著、1936年出版的《中國醫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中再次提及并有了更為細致的記述。在書中作者描述了1802年前后，東印度公司在華的外科醫生皮爾遜（Alexander Pear?son)是如何在澳門進行牛痘接種的，皮爾遜比攜帶另一批疫苗的西班牙巴爾米斯醫療隊（Balmis Expedition)要早一些年，并且寫了一個關于如何種痘的小冊子，該書由斯當東（George Staunton)翻譯成中文，在廣州十三行一位商人的幫助下，于1805年出版。該書也詳細地描述了在1805一1810年間，由十三行商人在他們廣州的公所（Public Hall)建起一個免費接種牛痘的善局，雇用了中國最早的一位痘師邱熺，他在1817年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王吉民和伍連德以及用中文記述此事的歷史學家，認為在19世紀中，這一技術在廣州的傳播很順利。

在本章中，我們將避開中國引種牛痘具有重大意義這樣的宏大敘事，試圖回答魯迅感興趣的那些問題：痘師是些什么人？在種痘傳播過程中還有哪些人的參與？種痘局是怎樣的機構？社會是知何看待這一新奇且是外來的技術？我們也將對廣州，這一中國最早進行種痘公共實踐的地方進行更細致的考察。換言之，一項新技術順利地在19世紀一座中國城市進行傳播，那么該城市會是怎樣的社會結構？我們也將考察一座大都市正在興起的醫療文化，這座城市不同于北京和上海，它遠離帝制晚期中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然而卻是一座商務和貿易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占有中心位置的城市。

曾經有一種職業叫“痘師”

當時的痘師是些什么人呢？資料顯示在澳門引入種痘之初，當地的廣東人就成了主要的接種員。根據皮爾遜的說法，在巴爾米斯醫療隊由馬尼拉到來之前，“澳門（牛痘接種）極普遍，這是由葡萄牙接種員所做的，我自己也在當地居民以及中國人中種痘……并盡我所能，指導數位中國人（種痘）；他們為許多人接種牛痘，效果很好，就如同我在旁監督一樣”。當時他又是怎樣選擇他的培訓人員呢？“現在，已是痘師的中國人，基本上是那些正被或曾經被英國商館（British Factory)所雇用的人。”第一批痘師“在廣州以及附近農村的地區廣泛地為人種痘”。米憐——倫敦會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助手，也證實，當地的醫生參加皮爾遜的正規課程，后來負責在廣州的種痘善局。受雇或與東印度公司有聯系的中國人也通過別的途徑參與了種痘的引進。例如，翻譯皮爾遜種痘的小冊子，“是在一位受過醫學專業訓練的中國人協助下完成的”。

我們透過中文材料可以了解第一批痘師更多的情況。1835年《南海縣志》有著與皮爾遜及馬士相同的記述，并記載了在行商所建善局行醫的痘師的名字：梁輝、邱熺、張堯和譚國。從另一種后來出版的縣志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們來自以下三縣：番禹、香山和南海——這三個縣分別對黃浦、澳門和廣州有管轄權。眾所周知，1842年以前，西方商人與中國的貿易被限定在以上這三個地方。如皮爾遜所說，四位痘師極有可能是被英國商館所雇用或有與之聯系。四人中間，我們對梁輝和邱熺了解的更多一些。梁輝，字國熾，在他的家鄉《番禺縣志》中有記載，是一位行善的富商：“聞西人有種牛痘法，取牛所患痘，剌人臂，數日即痂，無所苦。國熾乃以重金購其法習之。痘漿必由西洋遞傳而至，費不貲。國熾無所吝，歲以其法治之，不吝分文謝。”我們還知道后來他離開善局，返回黃浦老家，很可能是繼續從事牛痘的接種。

邱熺，即西方人所熟悉的A.Hequa或Dr.Longhead，是中國最著名的痘師，因為他是第一部、也是最有影響的關于接種牛痘的中文著作的作者。他的書出版于1817年，在皮爾遜的中文譯本之后。這部《引痘略》，經常與別的種痘著述合在一起，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初多次重印。邱熺是南海人，32歲在澳門受雇于英商時聽說了這個新的技術。因為他從未出天花，“洋醫”給他種痘，接著他“既行之家人戚友，亦無不驗者。于是洋行好善諸公，以予悉此，屬于會館專司其事。歷十數寒暑，凡問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邱熺能夠成為種痘大師，擁有權威，不僅是因為他有著作出版，而且在于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他為政治精英提供服務，更在培養本地和外省的徒弟之外，培養自己的子侄及其徒弟成為在全國有著聲望的邱氏“世業”的繼承人。

在第一批廣州接種牛痘的痘師出現后，種痘很快在廣州地區傳播開來，越來越多的當地行醫者加入到了這一活動。皮爾遜，這位英國外科醫生似乎一開始就有一種策略，后來證明是成功的：“它對于種痘的傳播及延續，絕對有益。對于從事此業，對于在廣州及附近農村進行廣泛接種，以及對于在指定地點種痘的那些中國人來說，種痘成了聲望和報酬的來源。”半個世紀后，在廣州行醫的美國長老會的傳教醫生嘉約翰（John Kerr, 1824-1901）記述到：“現在很多人全身心投入這一事業，對保存疫苗持有興趣，因此不存在曾經有過的疫苗失傳的危險。一些人從種痘中大發其財，那些最早投身其間者，在他們的同鄉中間，被視作生命的賜福者，聲名鵲起，令人艷羨。”在英國醫療人員的默許下，第—批痘師很快抓住了以傳入這項歐洲技術帶來的致富和邀譽的機會，而英國醫療人員只是希望吸引更多的當地行醫者，以維持住這種技藝和牛痘苗不致中斷，尤其是當他們的活動被局限在澳門和廣州的時候。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痘師在廣州接受新教傳教醫生的培訓。嘉約翰在1866年寫道：“（廣州）醫院也鼓勵學生進行種痘活動。”在1868年的報告中，他告訴讀者，兩位來醫院尋求鮮活痘苗的當地痘師“在診所接受學習”。對19世紀某一時間的廣州痘師數目進行估算，是件困難的事，盡管有海關醫報說，1870年“在廣州有五六十位職業的痘師，現在該城市約有半數的兒童已經接種了牛痘”。

種痘業的豐厚利潤曾吸引越來越多的冒牌兒醫生

接下來我們感興趣的是，這么多人出于什么原因對接種牛痘有興趣。一個明顯的答案是，這是一項有利可圖的營生。我們已經看到皮爾遜和嘉約翰所觀察到的廣州地區早期的痘師是如何的名利雙收。對于接種價格問題，有一條有趣的線索，來自倫敦會的著名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他在1850年與當地的一位醫生的對話中了解到：“他認為在（廣州）附近幾乎所有的兒童都已種痘；并知道當地數位進行種痘的醫生，向每位接種者收取50錢至1銀圓。”廣東醫生黃寬(1829—1878,他的英文名是Wong Foon)，是第一位在英國拿到醫學學位的中國人，他在海關擔任醫官，也在1878年報告說：“當痘醫被住家召來種痘時，他通常帶一個（已接種并且已出痘的）孩子以便進行疫苗接種，通常收取50錢或1銀圓，而對于提供痘漿的小孩則給予25錢。窮人種痘則收10錢或25錢。”19世紀中葉，在廣州醫院一位當地的高級醫療助手月薪20銀圓，而一條銀導管的價錢或一位教會醫院病人的埋葬費用是1.5銀圓，與上面所說進行比較，應該說在家里種痘，像魯迅經歷的那樣，絕對是很昂貴的，即便是“窮人”所付的費用也十分高。盡管私人種疸才收取這些費用，慈善種痘機構不是這樣，但這仍然揭示出享有盛譽的痘師可以享有髙收入的生計。而且，對于廣州貧窮兒童“免費”或“酬報性”的種痘，如同上面的報告所揭示的，事實上是保存鮮活牛痘苗的必經程序。換言之，“免費”或“酬報性”的種痘實際上是價格不菲的私人接種手術的部分成本。

我們知道，即便是在西歐，牛痘苗也很稀有；得到了一頭病變程度正好處于痘漿能直接接種到人身上的出痘中的牛，頗為不易。歐洲直到19世紀末還一直采用手臂到手臂的接種方法，即牛痘苗直接通過新近被接種的人傳至一個新病人的手臂。手臂到手臂間的輸入存在疫苗失去活性的可能，以及傳播傳染病的危險。但要知道，在整個19世紀疫苗的生產在歐洲沒有任何官方的監控，而疫苗質量的管理在1925年才得以建立。供應高品質、安全的牛痘苗一直是中同實施種痘所面臨的主要困難，尤其是在溫暖氣候不利于疫苗的保存的廣州。因此，痘師或接種點就不得不持續不斷地通過接種中的孩子進行手臂到手臂接種，以便整年都能有新鮮疫苗的供應。這是19世紀富庶的廣州人要建立疫苗站和雇用有聲望的痘師進行手術的一個主要原因。嘉約翰在1865年的報告中寫道：“在一個有錢的當地人資助下，東郊開辦一個疫苗站，已聘用（廣州教會）醫院的—個學生實施接種手術。一個以前也曾在醫院學習的年輕人，被雇用在順德縣治所在地大量接種牛痘。一個富人組織支援他的活動。”

這些居住在廣州的有錢人顯然并不都是天真的慈善家。由他們資助的叫做“種痘館”的私人診所，多數為家族世業，到20世紀初還在運作。19世紀60年代初，其中一家種痘館正是由傳奇人物、當地第一代痘師邱熺的兒子——邱昶所經營的。I860年，嘉約翰拜訪了邱昶的辦公場所，邱昶向他展示了種痘的宣傳材料，嘉約翰將其譯成了英文。在傳單中，邱向他未來的主顧保證：“木人所用乃直接得自外洋商人采購之漿苗，施種前有精于瘋病診斷之人檢査小兒，可避免所有危險。凡愿本人前往接種者請前來十二甫西首。”根據黃寬1878年的記載，邱家每年有一百兩的保存疫苗的補貼，這筆錢可能來自行商。在慈善接種點，給予窮人的孩子免費種痘是私人痘師得到疫苗的主要途徑，但我們不知道在慈善接種點和私人行醫者之間有無經費或其他方面確切的交易。

1861年在廣州西面肇慶布道的美國浸信會傳教士紀好弼(R.H.Graves)也注意到，“中國醫生被迫雇用窮人的孩子去進行牛痘的接種”，因為富裕家庭“對于讓人將自己孩子的痘皰戳破以取出痘漿甚是忌諱”。黃寬在一份1878年的報告中解釋說：“中國的母親們反對從她們的孩子手臂取出痘漿，她們認為這樣會有傷元氣。”這—想法在中國傳播極廣。上海的《申報》1874年有篇文章認為，孩子們在種痘后多不回診，怕痘師取出痘漿；父母更寧愿自己把小兒的膿皰抓破，讓痘漿在皮膚上流淌，以避免痘漿被痘師取出轉種，因為他們相信小兒會因此失去元氣。這種態度解釋了為什么為了保證有連續不斷的牛痘苗供應，必須對窮人的孩子進行免費的及酬報性的種痘，這種優惠是為了持續取得新鮮痘漿所付出的代價。一些打著慈善家旗號的私人痘師，實際上是精明的商人，從種痘和牛痘苗生產中獲利。19世紀70代初的北京有疫苗荒，“僅一個在天津和山西太原府有（痘館）分號的當地痘師……可以保證供應”。這些種痘館解釋了為何私人種痘的價格如此昂貴。

種痘業的豐厚利潤吸引越來越多的冒牌兒醫生。邱昶在1852年抱怨道：“近來我的名字被人無恥地假冒。”在廣州的嘉約翰以及在肇慶診所的紀好弼注意到，19世紀60年代初，當地的行醫者使用的牛痘苗并不總是健康的，在種痘后天花發作的病例很常見。對庸醫為獲得更大的收益使用變質或是無效的牛痘苗，甚至以人痘取代牛痘的埋怨，在廣州的種痘書籍和新聞報道中常見，這些作法不只在廣州，更遍布全國。19世紀整個中國包括臺灣的一個普遍趨勢是，當種痘流行且有利可圖時，江湖郎中們紛紛登場。世紀之交，廣州的情況已非常糟糕，以致著名歷史學家、廣東人陳垣（1880-1971)呼吁痘師應考取執照。

19世紀如何保存和接種疫苗？

那么當時中國本土痘師是如何促進他們的營生呢？我認為，他們成功的關鍵在于采取了源于傳統的新策略。他們的策略包括兩部分：精心打造一種部分是建立在傳統醫學基礎上的、新的、中西結合的技法和用詞；提升種痘作為一種行業的社會聲望。有關種痘的書籍在這里起著關鍵作用。

邱熺重新將傳統醫學與牛痘法結合成書，著成《引痘略》。

邱熺有影響的《引痘略》是種痘本土化的一個范例，它將中醫的語言和概念融入新的技術之中，最近，張嘉鳳對此進行了詳細論述。皮爾遜教授邱熺19世紀初人們所知道的、基本的技法，包括各種持刀的方式，在植入牛痘苗之前切開手臂、觀察膿皰以及轉種牛痘苗的方法。以這些知識為基礎，邱熺使用了針灸用語，將手臂上的切口定名為穴位；借用傳統的排出胎毒的概念釋義膿皰；通過提供傳統的術后復原的藥方等等，將牛痘的操作“本土化”了。在附有小兒手臂穴位圖的《引痘略》中，傳統醫學語言的精致運用完美地掩蓋了兩個重要的、與傳統醫療主流做法的不同之處：通過流血的切口所進行的植入方式以及動物成分不是經由口而進入人體。另外，由于廣州麻風病很流行，邱熺在書中還特別增加了一條，反對為患麻風病的孩子進行接種，以防止傳染。種痘這項皮爾遜及其譯著原本意在向中國社會推銷的特異非凡的域外技術，就這樣在中國本土的情境中，被精細地包裝在一種人們熟悉的語言之中。

關于做切口，邱熺在早期就有所創造。他不僅運用了穴位的概念，而且還采用了兩支手臂各做兩個切口的做法。女孩首先應在右臂上種痘而男孩則在左臂。這樣有別于皮爾遜只做一個切口，且不分手臂的方法。后來的痘師承襲了邱熺的想法，做4到6個切口。一些人甚至建議對于年紀大的孩子做8到10個切口，以便“更徹底地”將體內胎毒泄出。

在邱熺著作的基礎上，其他的痘師著書立說，把傳統醫學概念和新思想融合于此技藝里。基于19世紀初疫苗生產和保存技術上存在的困難，這種融合是必要的。當時疫苗生產和保存漫無標準，甚至歐洲也是如此，這個客觀情況給予中國接種者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發揮空間。皮爾遜在一開始，就或多或少覺察到了諸如假牛痘苗、疫苗使用以及接種方法等存在的種種問題。這一時期牛痘苗的供應是由十三行商人資助的種痘善局予以保證。善局用小禮物和金錢作為窮人孩子種痘與提供痘漿的補償，以便整年的痘苗供應不絕。皮爾遜于1832年離開了中國，而該善局在1842年前后遇到了財政危機。在嘉約翰于1859年在廣州醫院（Canton Hospital)開辦接種科室以提供更為安全的進口牛痘苗的前后，本土的痘師即發展出了他們自己生產和保存牛痘苗的種種方法。

清末牛痘書內痕師畫像。傳統種人痘痘師社會地位不高，19世紀牛痘書將痘師繪成懦醫形象。

當善局能保證持續提供新鮮的牛痘疫苗時，不論是皮爾遜還是邱熺，都不贊成手臂到手臂接種以外的其他方法，但后來那些得不到這種牛痘苗的痘師有時就臨時準備他們自己的疫苗。一位痘師在I860年初聲稱，已發明了一種新的方法：經由鼻孔接種人的天花結痂的小水牛會在其乳房附近生成膿皰，可供提取痘漿用于接種。我們不知道這一方法是否有效，是受已在歐洲出現的“還原接種法”（Retrovaccintion)原理的啟發，還是僅僅是一種幻想，但這很好地說明了痘師兼醫書作者是如何通過將傳統和新的技藝相結合，發展他們自己的獨門技術的。同樣地，在19世紀后期，一些接種點聲稱曾購買從當地的牛身上提取的牛痘苗，這意味著一些地方已經成功地在牛身上制造出了牛痘。

在牛痘苗保存問題上，皮爾遜和邱熺提到了19世紀初已有的基本技術：將干燥的牛痘苗置于象牙簪、鵝羽管中，再用蜂蜜或蠟密封。根據皮爾遜的記載，這種情況下牛痘苗的有效期長達兩個月。邱熺進一步推廣在使用前將干痘苗與人奶混合的方法。19世紀下半葉，由于嘉約翰等人的努力，本地的痘師似乎也了解在甘油和玻璃管中保存疫苗的知識，并有時進一步改進甚至是創造他們自己的方法。有的將玻璃管埋在地下以保持牛痘苗活性；有的將痘苗密封在兩片玻璃之間或是使用竹管或瓷管；還有的用干燥的桂圓干包住痘苗存放在銀、銅或明角匣內，或是使用一個用蠟密封的水晶盒。其中一些作法很明顯地來自傳統人痘苗的保存方式。可以說，痘師兼醫書作者有多少，保存痘苗和保持疫苗活性的方法就有多少，這一種情況與歐洲差不多。

對于接種所引起的疾病傳染問題，邱熺和其他廣東痘師格外關注麻風病。據說，廣東的一位極受歡迎的痘師，能夠嫻熟地診斷出麻風病，在19世紀70年代因這項專長而聲名大噪。后來，其他省的痘師擔心的是梅毒傳染，他們認為麻風病基本上是廣東風土問題。有人干脆建議，生病的孩子不應該接種牛痘以免將他們的疾病傳染給他人。對于手臂到手臂種痘引發梅毒傳染的擔心與日俱增，19世紀初的歐洲也是如此。我們不知道這一想法是由西方人引入中國，還是中國的行醫者自行得出的，因為在中國帝制晚期的病源學里，梅毒與麻風病屬類似的疾病。中國痘師各種技術操作層面的做法以及對理論的關注，既表現出了強烈的本土傳統色彩，又同時顯示出當時西方醫學知識技術廣泛傳播的這個耐人尋味的可能性。

西方傳教醫生早已注意到一些19世紀60年代中國式種痘的獨特性，以欣賞的眼光進行了描述。對于邱熺之子所用的方法，嘉約翰寫道：“他的接種方法是在手臂上做四五個橫向切口，痘苗直接由一個人的手臂輸人另一個人的手臂。這種手術方式所留的水泡既不圓也不規則，但處處顯示出這種種痘是切實有效的。”德貞（John Dudgeon)也在19世紀70年代表現出他對于中國所用方法的欽佩：“（由天花而引發的）死亡率在已接種牛痘者中間實在微不足道。中國人已經非常接受種痘。這項技術也產生了它極好的效果。中國人將傳統的理論與這項技術結合起來，盡管因此種痘被置于一種神秘的氛圍之中，但并不減手術傲人成就。他們極講究痘苗、孩子的身體條件、節氣等。巨大的成功是對他們苦心孤詣的回報。整個問題充滿趣味，這里甚至有一些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源于西方的種痘技藝何以被傳統中國接納？

本土痘師對于發展他們自己的技術是嚴肅認真的，而他們在地方和全國樹立種痘聲譽的努力亦毫不遜色。為達此目的，他們采取了幾個策略：一個是建構一個首先來自歐洲，繼而發揚自“粵東”的正統；另一個是爭取官僚或是地方名流的背書，而這些人過去只推崇主流名醫；第三個策略就是將種痘作為家族的世業，在知名的大師或先人的光環下茁壯成長，這些先人通常是著名痘書的作者。簡言之，他們采納了精英醫者提升社會地位的傳統作法，盡管在過去，以手藝為主的“醫匠”并不曾享有類似的名望。在某種程度上，在19世紀廣州特別的政治和文化氛圍之下，種痘這門技藝由于源自歐洲，大大提升了其魅力。

邱熺對于牛痘術在歐洲發展的歷史記述，確定了這種技藝源于西方以及它的正統地位。在他著作的、影響深遠的《引痘略》中，他毫不諱言在洋痘技術上，他“得之最先”，這也使邱熺在整個19世紀成為種痘術的絕對權威。邱熺、邱昶父子精心培植著對皮爾遜的崇拜，而這無疑地提升了邱氏家族的權威。在邱熺去世10年后的I860年，嘉約翰拜訪了邱昶的居所兼辦公場所，并報道說：“邱先生在他的辦公室中掛有皮爾遜醫生的一幅畫像，是奇納利（Chinnery)所繪原作的鐫刻版，畫像旁邊是皮爾遜對種痘的中文介紹。邱先生也有介紹種痘簡明歷史的文宣，以作散發之用，文宣完全承認這種技藝源于外國，實令人欣慰。”以后在廣東之外出版的種痘書籍，為了證明其術卓越不凡，不僅強調了手術的歐洲起源，而且也強調了“粵東”的起源。到了19世紀40年代，邱氏以外其他的廣東痘師開始在全國享有名氣。其中一位被人頌稱為“劉神醫”的痘師，顯然已培養出了一批廣東省外的徒弟從而遠近知名。一位來自湖南的徒弟在他的教學基礎之上著書立說，并將種痘稱為“粵東之法”。另一位廣東痘師黃沛如，他的一位來自安徽的徒弟，于1886年出版了一部著名痘書。而士大夫曾望顏（卓如）是廣東名人，本身也是痘師，因為于1826年在北京的南海會館建立了種痘局而蜚聲全國。

得到地位顯赫的官僚士大夫的認可也是讓種痘成為享有聲望的醫療手術的關鍵因素。最著名的例子是于1817—1826年間任兩廣總督的阮元(1764—1849)，他是最早讓家中小孩種痘的大官僚之一。在邱熺的請求下，他寫了一首短詩稱贊種痘的好處“阿芙蓉毒流中國，力禁猶愁禁未全；若將此丹傳各省，稍將兒壽補人年。”嘉約翰曾將它譯成英文。清代的種痘文獻以及現代中國史學家常征引此詩。因此，在早期這項技藝就承載著豐富的政治意義，其含有的價值肯定不因其“蠻夷”的起源而稍減。邱熺也向別的廣州地方名流乞求詩詞與翰墨，這些人或是從種痘中獲益或是因此成為他的好友，大多數人都與阮元所建的、著名的學海堂有關系。一些版本的《引痘略》正文之前均附有這些詩詞。其他的種痘論著印也時有當地官員或其他顯赫人物所寫的序言。帝制中國的主流醫學著作不乏由高官做序，但像19世紀種痘書籍那樣有如此大量的顯要官僚土大夫所作的題詠，還是相當罕見。

名流們認可種痘，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親眼目睹了其效果。通過實踐，邱熺和最早的一批痘師小心地培育著他們與廣州權勢們包括商人、學者和官僚等的關系。邱熺記載說，1816年他曾為鹽運使曾燠(1760—1831)以及廣東學政傅棠的幼兒種痘。邱熺與十三行商人和官僚的關系由其子繼承1847年，廣東商人潘仕成（1804—1873,1832年中進士），當時任職刑部，邀邱熺來京種牛痘，費用由他支付。邱熺派其子邱昶前往，邱昶在京十多個月，進行種痘和傳授技藝。十三行行商1842年失去了他們的貿易特權后，廣東的痘師是否能夠與大官僚保持同樣的特殊關系并不清楚。而中國其他地方的痘師在尋求官僚的支持方面依然表現積極，經常成功地被邀為精英們的孩子種痘。19世紀下半葉種痘文獻中由中高級官員書寫的序言顯示出了這一趨勢。

被確定其合法性的種痘術，加上達官顯貴們的認可，遂成為受人尊敬的行業。許多牛痘師在地方甚至全國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與默默無聞的傳統人痘師大異其趣。廣州的第一批痘師不但被地方志、醫書記載，且有人賦詩予以頌揚。后來，出自他省的痘師也在當地甚至是在全國闖出名堂，尤其是那些與廣東的痘師有關系之人。王惇甫1865年的一份記述極其生動：“予少時游幕粵東，時阮太傅文達公督兩廣，重修省志，獲見志書雜錄中《牛痘新書》一篇，心甚奇之。后謁南海邱浩川先生，并讀其《引痘略》鈔本，尤欣慕焉……丁亥春，就幕楚南，聞善化楊煦生夫子心毅精此，予信之深、求之切。執贄受業時，同游門下者，休寧程茂遠、漢陽傅達尊、歙縣汪征遠，及湖南本省諸君共十三人，歷四寒暑。”同樣地，來自湖南茶陵的譚服思，1822年游歷粵東并學會了種痘。后來他收了三位徒弟：楊煦（可能與楊煦生為同一個人）、王月川和鄧復亨。他們把種痘技術帶回了家鄉。到了19世紀60年代中期，邱熺被尊奉為嶺南的第一位大師，譚服思和他的徒弟楊煦是湖南和江西的大師，曾望顏和查吉人是北京和江南地區的大師，而黃春甫（可能和上面提到的王惇甫是同一人）則是上海地區的執牛耳者。

知名的痘師經常被邀請在他們家鄉以外的地區種痘。我們已經引用了邱昶的例子，他于19世紀40年代在北京種痘。70年代，寧波種痘局也邀請了一位來自鄞縣的名痘師陳季桐。80年代湖南西部洪江的育嬰堂邀請了一位來自該省北部城市武陵的有名痘師，為當地的孩子種痘。著名的痘師游歷全國，或個人行醫，或在局種痘，19世紀有大量的類似記載。因此，魯迅聽不懂為他種痘的“痘官”的說話，并不奇怪，因為這人可能來自外鄉，或許甚至是區域性或全國的知名人物。換言之，到了19世紀后半期，通過省內或是跨省痘師的行醫網絡，地區甚至全國的種痘市場正在發展。

成名的痘師有時會建立家族世業。來自四川的張崇樹，是廣東某知縣的兄弟，并且是邱熺的徒弟。張給他師傅的著作寫了續編，書籍由邱熺的子侄及徒弟所編校。后來他將種痘引入四川，種痘成了他的家族世業。最引人注目的種痘家族世業不是別人正是邱熺的。邱熺是《引痘略》1817年初版的唯一作者。但當它經修訂并于1847年出版時，他眾多的子、孫、曾孫都成了編者。此時種痘已成為邱家的世業，而且得到“官府的表揚，并賜予某種銜頭”。廣州的傳教醫生在1876年寫道：“在十二甫的老宅中，種痘營生依舊由他的兒子操持著。”許多19世紀下半葉的種痘出版物顯示，種痘是由眾多家庭或是師徒構成的種痘館所經營著。

很明顯，19世紀廣州種痘的成功普及，本土的痘師起到了關鍵作用。皮爾遜認為由廣東商人資助的善局對于牛痘苗的保存至關重要，同時，種痘成功極關鍵的因素是“有中國痘師作為行動者，他們為首的是邱熺。他非常夠資格執行種痘事業，他判斷精準、才思敏捷且持之以恒”。邱熺和第一批痘師所使用的成功清除傳統人痘接種者和藥鋪阻礙的關鍵策略是，在第一時間獲得地方知名的官僚、商人和士大夫有效的、公開的認可。廣泛宣揚這些達官顯貴們對牛痘接種的賞識，是—種強有力的公開的信號，那就是，要封殺所有對于牛痘的可能的反對意見。

（本文節選自《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梁其姿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澎湃新聞獲出版社授權刊發。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