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美國主流媒體塑造了反恐戰爭

911事件二十周年之際，全球各大媒體都充斥著關于這一改變世界的事件的各類報道。而《雅各賓》卻在日前刊文指出，20年前911事件發生后，正是主流媒體上連篇累牘的新聞報道和好戰人士的專家評論導致了反恐戰爭。

正如時任英國首相的托尼·布萊爾在襲擊發生后的第二天私下策劃了整個“反恐戰爭”，新聞界也立刻設定了未來二十年的外交政策路線，主要是通過將話語權交給各種新保守派的聲音。一群支持戰爭的鷹派在2001年9月12日出現在《紐約時報》上，為的是在公眾心目中鞏固即將導致外交災難的戰略：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對該報表示：“我們必須停止把這想成是警匪追逐了，應該開始將其想成一場戰爭。”數月之后，Cohen將其稱為“第四次世界大戰”，一場旨在擊敗“激進伊斯蘭”的大規模永久意識形態戰爭，而阿富汗只是前線之一。亨利·基辛格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聲稱這些襲擊“堪比珍珠港”并敦促“做出相同回應”。前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官員拉里·約翰遜說，這些戰爭讓人們意識到在阿富汗使用未曾被使用的武器（包括核武器）的必要性。前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則表示：“對付這樣的人們的唯一方法，就是殺死他們中的一些人。”《洛杉磯時報》援引了一名分析師的建議：“防止同類事件在未來發生的唯一方法，就是像恐怖分子做的那樣示范后果。……我們需要一場包括資產大量損失和人員大量傷亡在內的大型巨大武力展示。”一天后，前中央情報局官員、新保守主義分析師魯埃爾·格雷特（Reuel Gerecht）在《紐約時報》上強調，需要在戰爭中使用“集束炸彈乃至凝固汽油彈”而不是旨在限制附帶傷害的“巡航導彈”。全美頂尖的自由派報紙發表了幾乎不加掩飾的無差別屠殺平民的呼吁，這是一項戰爭罪。

無獨有偶，《華盛頓日報》刊登了馬克·哈柏林（Mark Halperin）題為“我們戰勝了希特勒。我們也可以擊敗這個敵人”的專欄文章，指出“我們幾十年來說要報復卻總退縮、寄希望于只要不激怒敵人就可以蒙混過關的做法是綏靖政策，現在必須清楚看到哪怕永遠去安撫，綏靖也是行不通的。”在時任總統小布什和其他新保守主義者對事件的“戰爭”定性基礎上，該報敦促“重新思考我們這個現代暴力世界的一些溫和政治虔誠”和“使用戰時規則”，即“在沒有正當程序或世界法庭的許可的情況下殺死敵人”。《華盛頓郵報》則肯定地表示，美國“必須以決定性勝利戰勝攻擊了這個國家的挑釁者，而不是針對恐怖主義行為的一次性報復或刑事訴訟”。它呼吁“對優先事項和資源的重新分配”，敦促讓任何拒絕在這場“戰爭”中合作的國家面臨“嚴重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后果”。盡管指出“讓政府為其對恐怖主義的支持負責”以一定必須意味著地面軍事戰爭，但“美國不應該因為代價太大或可能造成人員傷亡而退縮。”

《洛杉磯時報》同樣要求美國“不是以一次性的報復行為而是長期的反恐征伐”作為回應，使用的語言帶有激越的種族滅絕色彩，小布什很快會因為這類語言受到應有的批評。基辛格在《洛杉磯時報》撰文向讀者保證恐怖主義者的“動機是對他們視為文明沖突的西方價值觀的仇恨”。喬治·威爾（George Will）在郵報上大量引用曾經和未來的以色列極右翼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說法將其寫成是“一場扭轉西方勝利的戰爭”，將“伊斯蘭激進主義”比作納粹在歐洲擴張的目標，建議“不要在干草堆里找針，而是對干草堆發難——那些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同樣是郵報專欄作者的查爾斯·克勞哈默（Charles Krauthammer）寫道：“這不是犯罪，而是戰爭”，指責美國之所以被攻擊時因為用“發出傳票”和“對沙漠里的空帳篷發幾枚沒用的巡航導彈”來回應宣戰。克勞哈默表示，與其將恐怖分子個人繩之以法，美國“必須將戰爭帶到任何窩藏和保護本·拉登及其同伙的國家，這一次就是阿富汗。類似地，湯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在時報上嘲笑機場將不再進行路邊值機的公告，他發問到，“我國真的理解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嗎？……如果這次襲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的珍珠港事件，它就意味著一場漫長戰爭的到來”，他認為美國必須證明“我們了解這些恐怖分子中的許多人仇恨我們的存在”，呼吁開展“第三次世界大戰曼哈頓計劃”來打擊恐怖分子，“盡管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場主要戰役，卻可能是最后一場僅使用常規武器而不是核武器的戰役。”五年后，克勞哈默和弗里德曼被《金融時報》評選為美國精英中最具影響力的第一和第二評論家。

文章作者指出，這種用支持戰爭的“專家”填滿專欄的做法是一種選擇。有足夠多的具有預見性的聲音預言了即將到來的災難：菲利斯·貝奈斯（Phyllis Benes）警告說這不是一場能夠通過軍事手段取勝的“戰爭”；勞埃德·杜馬斯（Loyed Dumas）指出“我們投入導彈防御、B-2轟炸機和F-22戰斗機的錢無助于阻止或預防此類可怕的襲擊”；斯蒂芬·祖內斯（Stephen Zunes）則警告說軍事回應會制造“暴力報復的螺旋”，殺死“和在紐約被殺死的人們一樣無辜的平民”，導致“幸存者執意復仇”。然而除非人們閱讀獨立媒體或檢索全國性大報的犄角旮旯，他們不會看到這類觀點。

這些早期報道會后來的阿富汗戰爭報道設定了模板。白宮消息成為了非官方社論，媒體在強調塔利班政府的殘忍的同時，將注意力集中在其治下婦女的從屬地位上。當這是一場戰爭的觀念深入人心之后，頭條新聞很快體現出共識：“第一步：干掉塔利班”；“幫助阿富汗建立民族團結政府”；“追擊塔利班，重建阿富汗。”而反塔利班的北方聯盟則被媒體以充滿同情的口吻報道。讀者沒有被告知，北方聯盟的軍閥們有著和塔利班一樣的殘暴、厭女和腐敗記錄。中情局分析師、克林頓前顧問肯尼斯·波拉克（Kenneth Pollack）在《華爾街日報》上寫道，“也許我們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驟就是為北方聯盟提供大量武器、訓練和其他支持。”其他重要步驟則是采取“直接軍事行動”和“嘗試殺死（本·拉登）的人”。新聞經常宣揚塔利班拒絕交出本·拉登，而不給出具體情境：塔利班要求先見到他有罪的證據，而美國官員拒絕提供；美國官員在塔利班做出妥協的情況下對不出兵的條件一再加碼；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及其領導人反對美國入侵，等等。

而右翼評論員如布魯斯·赫申森（Bruce Herschensohn）堅持為小布什政府辯護，他解釋稱，這個國家并不是在與恐怖分子個人交戰，而是在與整個恐怖主義戰斗，因此證明本·拉登有罪是無關緊要的。少數強調這場戰爭將造成的平民傷亡、美國外交政策對恐怖主義的煽動以及軍事解決方案的徒勞以及其他試圖對抗支持戰爭敘事的例外報道則被隱藏在只有最熱切的讀者才能發現的版面之中。

與此同時，右翼為左翼和反戰觀點被邊緣化而沾沾自喜，嘲笑關于人類平等、寬容和團結的“政治正確”虔誠已經被拋棄了。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在《華爾街日報》的一則專欄文章中寫道：“在一次暴行中，本·拉登可能完成了一代保守派作家都沒能做到的事情：讓主流自由派看到強大的后現代左翼的不合邏輯與虛無縹緲。”他聲稱，“對于后現代、后殖民左翼而言這是一個痛苦的時刻，他們可能真的遇到了一個無法辯稱在道德上優于西方的敵人”。當這篇文章在10月4日付梓時，已經出現了大量關于種族主義者襲擊阿拉伯人、穆斯林和錫克教徒的報道。

沉醉于從上層滲透下來的復仇幻想和美國權力的宏大愿景之中，媒體表達了一種扭曲的想法，這種想法很快將美國從阿富汗帶到了伊拉克的災難之中。克勞哈默寫道：“阿富汗只是第一階段，合乎邏輯的第二階段時敘利亞，第三階段時伊拉克和伊朗，這顯然是最困難和最危險的。”在一則引用了內塔尼亞胡的建議的專欄中，布雷特·斯蒂文斯（Bret Stephens）列出的名單中包括阿富汗、敘利亞、利比亞、巴勒斯坦政府和阿爾及利亞。但這些名單都可以了遺漏了沙特阿拉伯，它幾十年來一直用賣石油賺來的錢討好美國精英（其中就包括布什家族）及其媒體。然而即使在記者和其他調查人員發現沙特政府是襲擊的共謀之前，就已經有了很多危險信號：19名襲擊者中15名是沙特人，沙特政府對傳播恐怖分子信奉的極端保守版本的教義負有責任；盡管美國對其施壓，沙特統治者仍拒絕了蘇丹提出的接受被捕和被驅逐的本·拉登的提議。

不言而喻的是，這些推動了愚蠢的破壞性進程的人不但沒有承受職業后果，反而平步青云。幾個人除了殺戮和毀滅無法衡量國家之偉大的心理-政治情結最終給國家造成了數萬億美元和數千生命的代價，使得世界上一個本就動蕩的地區變得更不穩定。讓美國和世界陷入永無止境的動蕩之后，這些人都仍然作為受人尊敬的聲音在媒體階梯上不斷攀登。

所有關于“戰爭”的共識都是在911事件發生后的最初幾周建立起來的。可以想象，華盛頓本可以采取執法手段來阻止恐怖主義，利用襲擊發生后全世界對美國的同情和善意確保恐怖主義者被繩之以法，本可以重新思考被恐怖分子反復引用的促使他們決心攻擊美國的破壞性的外交政策。但公眾被告知這些只是膽怯的和平主義者的胡言亂語，更理智的是先推翻一些政府然后對整個星球宣戰。

減少生育能否遏制氣候危機

通過減少人口來幫助減緩氣候變化的觀點不乏吸引力，安娜·薩斯曼（Anna Louie Sussman）近日刊登在《紐約書評》上的“構想未來（conceiving the future，conceiving一詞亦有孕育之意）”一文介紹了三種與人口問題相關的著作，指出這一主張掩蓋了一些令人不快但卻顯而易見的真相。

1969年，在埃利希夫婦（Paul and Anne Ehrlich）在著作中預測“人口炸彈”將使人類走上普遍饑荒和政治動蕩后的一年，20歲的斯蒂芬妮·米爾斯（Stephanie Mills）在米爾斯學院的畢業典禮上發表了題為“未來是一場殘酷騙局”的告別演說。米爾斯是一名將節育環當耳環佩戴的女權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她和同時代的很多女性都認為她們的角色可以而且應該遠超母職的范疇。并且，她將自己放棄生育的決定呈現為為地球穩定所做出的犧牲，而不是一種個人自由的表達。她聲稱：“最為人性的事情就是不生孩子，這一事實讓我難過。”

52年來，地球上新出生的人口約為四十億，米爾斯和埃里希夫婦預言的災難并未發生（至少不是以他們擔心的方式），但我們面臨著氣候危機。今天的很多環保主義者仍然和米爾斯一樣把個人生殖選擇和我們能否持續在地球上生活聯系起來。據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環境研究副教授Matthew Schneider-Mayerson估算，至少有1250萬美國人放棄生育的決定與擔憂未來孩子在燃燒的星球上的生存狀況以及“生育的碳足跡”有部分關聯，其中一些人自稱為“生育罷工者（BirthStrikers）”和“為綠色不生育者”（GINKs，即Green inclination，no kids）。

《變暖：在世界的盡頭成年》（Warmth: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Our world）一書的作者Daniel Sherrell是2018年幫助在紐約州通過一項關鍵性氣候正義法案的一名組織者，這本書是他寫給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書信體回憶錄，寫作的部分目的是為了為他想要將一個孩子帶到這個受到氣候變化困擾的世界的欲望正名。Sherell最終意識到自己要孩子的決定是先于和潛在于任何有意識的思考而形成的，和很多“生育罷工者”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做出選擇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種特權：“將其視為一項決定忽視了歷史上眾多從未選擇生育的人們。生育自由被男性奪取的女性。需要孩子作為勞動力否則就會挨餓的家庭。”

在《在貧瘠的土地上：氣候變化時代的人口控制與婦女權利》（On Infertile Ground： Population Control and Women’s Rights in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一書中，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性與性別研究副教授Jade Sasser展示了環保活動家和科學家們如何利用氣候變化的緊迫性在全球南方呼吁以減少人口數量作為減緩全球變暖的一種努力。通過在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政府雇員、志愿者、活動家和捐贈者中長達兩年的田野調查，Sasser記錄了一種復蘇的馬爾薩斯主義，她稱之為用“賦權”、“人權”和“生殖正義”等帶有進步色彩的詞匯裝點的“人口主義”（populationism）。她寫道，人口主義者從來不會直白地表示為了拯救飽受蹂躪的地球而支持全面人口控制，而是暗示人們可以既堅持馬爾薩斯及其追隨者關于地球容納人類生命的能力存在自然限度的核心主張，同時又支持人權和將國際發展解決方案作為減緩人口增長的正確戰略。

根據支持者包括環保主義者比爾·麥基本（Bill McKibben）和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這一觀點，只要人口持續增長，可再生能源或地理工程學等技術性解決方法就不足以扭轉災難性的氣候變化。Sasser注意到，三名生物倫理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該文認為人口工程是“一種有助于緩解氣候變化威脅的實用且符合道德的手段。”環保組織也把人口與氣候變化之間的聯系作為培訓年輕活動家的核心內容，年輕人被其中的簡潔邏輯所吸引：為生育控制提供更多經費可確保女性獲得避孕手段，而地球上更少的人口意味著更少的碳足跡和對環境的更少破壞。

Sasser指出，直到最近，以地球只能維持一定數量的特定物種為前提的人口控制都是被廣泛接受的目標。現代人口科學誕生于獵物管理，尤其是自然保護主義者Aldo Leopold對亞利桑那州凱巴布鹿群數量的分析，該種群在1920年底急劇增長而后驟然崩潰。Leopold等人擴展了馬爾薩斯人類數量將超過他們能夠養活的能力這一主張，將其擴張為一種更復雜的生態相關性概念用以解釋動物、植物和人類相互作用的方式。

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幾十年間，人口思想的生態面向，和通訊技術的進步、全球貿易的加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破壞共同推動了這樣一種理念的興起：所有人類，無論國籍，共享著這個被農業生物學家Edward East稱為“這個小小的水陸星球（this little terraqueous globe）”。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支持者出于不同的理由支持旨在控制人口規模和人口“庫存”質量的措施。自由經濟學家凱恩斯強調人口穩定是和平與繁榮的必要條件，Margaret Sanger為了讓女性擺脫貧困而為節育而戰，種族主義優生主義者Prescott F.Hall聲稱允許東歐和南歐的移民進入美國將“使所有經濟和社會水平較高的階層絕育”，反殖民優生主義者Radhakamal Mukerjee則擔憂不做干預將使“低等社會階層”成為印度新增人口的主力。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新資金來源和新動機的支持下，人口控制措施有所增加。美國建立了人口學研究機構（如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研究辦公室），并通過援助機構和政府貸款計劃資助國外的避孕研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包括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負責人在內的捐助機構向孟加拉政府施壓，要求其加強絕育運動，采用的經濟激勵措施包括金錢、沙粒、頭巾和食品救濟卡。在收獲季節前饑餓最為嚴重的時期，絕育率急劇上升。同一時期，數百項生育控制調查在世界各地展開，用以衡量（在歷史學家Michelle Murphy的解讀中則是創造）避孕需求，自由主義經濟學家Julian Simon將其描述為“必定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全球市場調查工作”。在這一背景下，全球范圍內的更多政府都擁抱了推崇小家庭的經濟發展模式。

1994年在開羅舉行的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上，來自全球南方的女權主義者們闡述了一種新的、以性與生殖權利和女性賦權為中心的人口與發展的關系。這一將生育選擇作為人權的轉變帶來了支持生育控制的海外援助的顯著減少，從1990年代中期高峰時的每年9.75億美元下降到了6億。當“人口過剩”危機的緊迫性在開羅大會后消散，注意力和資助方面的優先性轉向了全球艾滋病的預防和治療，從那時起，在人口部門工作的很多人一直致力于重新恢復人口議題在全球衛生領域的資助優先性。

然后就是總是被科學家和環保倡導者用緊迫、危機和末日等語匯討論的氣候變化。2017年，世界科學家聯盟發布了該機構歷史上第二份關于全球變暖的“人類警告”，重申了穩定人口的呼吁：“我們正在將我們的未來置于危險境地……通過不把人口的持續快速增長作為很多生態乃至社會威脅的首要動因。”過去很長時間里被當作禁忌的人口控制正在擺脫禁忌，一些人主張，氣候變化危機就像半個世紀前的饑荒威脅一樣，要求人們這么做。隨著政府從生育控制中退出，私人基金會和捐助者取而代之。Sasser對這些基金會支持的將人口數量與氣候變化聯系起來的新的科學模型表示懷疑：“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基于實證的模型成功計算或預測了人類數量這一單獨變量對全球環境的影響。”但這并沒能阻止一些活動家致力于尋求這種聯系。

通過減少人口來遏制氣候變化的主張掩蓋了以下幾個真相：一是人們的消費水平大相徑庭，盡管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尤其是精英階層生活水平的提高會使消費增加，然而在2017年，美國公民的人均碳足跡為16.16噸，而馬達加斯加的普通公民為0.15噸；此外，世界上消費最高的地區同時也是生育率降至或是低于更替率的地方，然而政策制定者不僅沒有為這種趨勢歡欣鼓舞，反而出于對勞動力萎縮、養老金體系資金不足的擔憂，有時候是呼應羅斯福一百年前提出的“種族自殺”警告的激烈民族主義，迫切希望扭轉這一趨勢。這些自相矛盾的顧慮表明了一種陰暗的觀念：“有些人不該出生，這樣的話未來的其他人可以活得更豐富。”

今天的生育干預措施不涉及武力和脅迫，而是根植于一套關于選擇、自主權和責任感的思想之中。Sasser對這種“性管理（sexual stewardship）”的概念提出了批評，因為它創造出了一種刻板印象，即全球南方的女性作為其國家的性別歧視和自身生理的受害者，節育帶來了“賦權”，讓她們得以追求教育和工作。也就是說，阻止生態危機的責任完全在于女性及其子宮，男性則幾乎不被列入。Sasser還觀察到，在一些資源匱乏的社區，以提供生育控制為主要目的的環保組織有時無法滿足當地的健康需求。而談論女性賦權的理想主義者和他們聲稱要幫助的女性之間存在巨大鴻溝，對于很多海外的女性而言，孩子可能意味著快樂、文化延續、鞏固女性在婚姻和社區中地位的資本乃至于未來的希望。

Sasser在書中對人口主義者對“生殖正義（reproductive justice）”一詞的誤用提出了尖銳批評。這個概念是由有色人種女權主義者提出的，她們將其定義為“維護個人身體自主、生育或不生育以及在安全可持續的社區中撫養孩子的人權”，有色人種女性的這項權利在歷史上被剝奪了。用這一詞匯描述和正當化阻止生活在某種風景地貌附近的女性生育，事實上是將焦點從對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的主要力量上轉移到了個人身上。例如在馬達加斯加西海岸，當地大家庭對環境造成的威脅顯然及不上全球海鮮市場的需求。

即便全世界所有人都能享有充分的生殖自由權，行使這種權利的能力正在受到氣候變化和有害化學品的威脅。在《倒計時：我們的現代世界如何威脅精子數量、改變男性和女性的生殖發育以及危及人類的未來》（Count Down：How Our Modern World is Threatening Sperm Counts, Altering Male and Female Reproductive capacities）一書記錄了人類和動物的生殖能力因內分泌干擾化學物質（endocrine-disrupting chemicals，縮寫作EDCs）而下降。該書主要作者Shanna Swan是美國西奈山伊坎醫學院環境醫學與公共衛生教授，對環境毒性與人類生殖的聯系進行了長達30年的研究。她因為2017年的一項元研究上了新聞頭條，這項研究顯示，1973年至2011年之間，北美、歐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精子數量下降了50%。Swan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如果我們繼續像現在這樣使用化學品（如塑化、不粘、防火材料等），人類將變得幾乎無法生育。有批評者者指出，男性不育是一種復雜的生理和社會現象，無法從精子數量這個單一指標來理解，警告稱選擇將“西方”男性和“其他”國家男性進行比較，是將“西方”的男性身體和環境標記為模范的、自然的以及正處于危險之中的。這種取向很可能被男權活動家用于推動將西方女權主義等同于去勢的陰謀論，或被種族民族主義者用于推動聲稱西方國家的白人公民將被生育能力超強的有色人種移民替代的“大置換”理論。但Swan對精子數量的關注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即強調了男性在生殖這項通常被視為女性事務的工作中的角色。

正如有色人種更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這些人群也更容易暴露在有毒化學品中而遭受不孕癥。另外，盡管書中討論了美國需要更嚴格的化學品監管法規并把歐盟作為模范，但本質上還是以一系列提高生育能力的健康技巧（不吸煙和避免二手煙，家中不使用合成地毯，避免肥胖等等）代理了有效集體行動的建議。然而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永遠不可能僅僅通過個人行為的改變來解決，而是需要人們齊心協力將目標對準政府和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