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輪臺詔》是田余慶先生于1984年發表于《歷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由此文引發的漢武帝晚年政策轉折問題是當前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熱點。繼2014年底辛德勇教授在《清華大學學報》撰長文后，相繼有李浩《“司馬光重構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說獻疑——與辛德勇先生商榷》（載《中南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劉大木《漢武帝形象的三個制造者》（載《新京報》2016年3月5日）、胡文輝《制造司馬光》（載2016年3月13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等幾篇文章進一步展開爭論。近期《清華大學學報》又刊載了南京大學歷史系成祖明《內部秩序與外部戰略：論<輪臺詔>與漢帝國政策的轉向——謹以此文紀念田余慶先生》，及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楊勇的《再論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種政治史與思想史的聯合考察》，兩篇文章篇幅都長達兩萬余字。至此關于漢武帝晚年政策轉折問題的討論可謂達到小高潮。

綜觀這些爭論，往往各持一方，如劉大木文贊同辛說，李浩、胡文輝、成祖明文則贊同田說。相比上述諸文的鮮明立場，楊勇的論文雖贊同辛說，但對田說也未完全否定。在其文章中，楊勇對《輪臺詔》頒行及武帝去世后的歷史，尤其鹽鐵會議及霍光主政時代特別進行了考察。漢武帝晚年的政治態勢如何，是否有“守文”的轉向？武帝以后，“守文”的政治轉向又是如何實現的？近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就此相關問題采訪了鄭州大學歷史學院青年教師楊勇。

澎湃新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通常被視為儒學成為封建正統統治思想的一個標志。但在您看來，漢武帝并不是一個尊儒的皇帝。儒學在武帝朝的地位實際是怎樣的？

楊勇：我們對武帝朝政治思想常有誤解，認為武帝是尊儒的皇帝，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實際上并非如此簡單。武帝在位初期雖有興儒之意，也做了一些工作，就是班固所謂“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但這很快就成了一紙空文。

儒家信奉的是“修文德以來之”的和平路線，“不與民爭利”的富民論及以禮樂教化代替嚴刑峻法的觀念。而武帝對外發動民族戰爭，對內實行興利政策和酷吏政治，這些政策與儒家思想完全背道而馳。盡管公孫弘、兒寬等儒者也曾在武帝朝位列公卿，但正如金春峰指出，武帝一個接一個的政策“改變了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也改變了思想發展的軌道”，儒學在武帝時代“黯然失色，被歷史掃進了無權的角落”。武帝朝出仕的儒生只有在公孫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那樣的扭曲中才能生存。這種狀況直到武帝一朝結束也沒有看到什么變化。

澎湃新聞：在您的論述中，所謂“守文”的政治轉向，即意味著它應該符合儒家的政治理念？

楊勇：對。對“守文”的考釋是我論文中的一個重點。田先生《論輪臺詔》一文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根據《資治通鑒》載武帝對衛青“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于太子者乎”一語，認為武帝通過《輪臺詔》完成了向“守文”的轉變：“過去漢武帝把轉向‘守文’的任務寄托給太子，現在卻不得不由自己來實現了”，“‘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漢武帝終于在現實面前轉向‘守文’”。但是翻檢《史》、《漢》等書，并未有衛太子“守文”之說，也沒有武帝晚年轉而“守文”之說。漢武帝是否在晚年通過《輪臺詔》轉向“守文”，《輪臺詔》與“守文”是否有關系，是關涉漢代政治思想史的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考辨。

我主要是從儒學史的角度討論這個問題。眾所周知，“文”是儒家的概念，孔門四科即有“文學”，而漢代人?！拔膶W儒者”并用，二者含義近乎等同，《漢書?儒林傳》言“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因此“守文”，即堅守儒家文教、文德之意?！稘h書?董仲舒傳》載武帝即位舉賢良，其制詔中有“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涂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的話。在武帝看來，“守文”之君當以先王為法，也就是先秦儒家“祖述堯舜”、“法先王之道”、“節威反文”之意。從這個定義出發，如果說漢武帝由“尚武”轉而“守文”，那么，武帝朝政治指導思想應當存在向儒家政治的轉變。但事實并非如此。

澎湃新聞：田余慶先生在《論輪臺詔》中認為漢武帝通過《輪臺詔》“改弦易轍”，完成了統治政策的轉變。辛德勇教授則認為《輪臺詔》并未轉折，只是西域、匈奴問題上的局部收縮。在這一點上，您是贊同辛教授的觀點。

楊勇：對。我的研究是以對武帝朝主要統治政策內容及線索的概括為基礎的。《鹽鐵論?刺復》篇文學指出武帝政治主要包括三個前后相繼的范疇：先是對外拓邊，所謂“奮擊之士”興；其后因軍費開支浩大造成財政危機，遂積極開拓鹽鐵國營、均輸平準等興利事業，“興利之臣”起；上述兩項活動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民生艱難犯罪大增，于是酷吏上臺，以嚴刑峻法擊斷懲治，所謂“憯急之臣”進。這個過程正如徐復觀總結：“因黷武的關系，便逐漸實施戰時經濟政策。因實施戰時經濟政策，便不能不使用殘酷的刑法，三者互相因緣?！蔽涞垡源巳邽楹诵臉嫿似浣y治政策。因此論及武帝政策的轉變就應當分別從這三個角度予以具體考察。

然而從《輪臺詔》及整個武帝晚年政治態勢看，看不到有對興利政策和酷吏政治的調整。唯一具體涉及到的僅僅只是外事上的收縮，而是否真的完全停止攻滅匈奴的打算，似乎也還值得商量。總之，缺少了經濟、司法這些重大內政的調整，認為《輪臺詔》實行了政策轉折似乎不妥。

其實，應該看到，到了武帝晚期，長期內興聚斂、嚴刑峻法、外事四夷的格局下，國家已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就是司馬光所說的“亡秦之跡”。這種危局下，進行政策調整的必要性已是不待而言呼之欲出。但這種必要性的緊迫，與統治者有沒有意識到從而進行了調整，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又在多大程度上進行了調整是兩回事情。歷史的主體與客體并非完全一致。田先生及幾位贊同田說的學者，他們很大程度上把這二者混同在了一起，以對轉折必要性的詳細論述，代替了對漢武帝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進行了轉折的論析。

不可否認，《輪臺詔》中說“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這表明武帝已對各項政策極度勞民傷財有一定認識，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政策轉折。這種姿態對后來霍光的政治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就這一點上說，田先生可謂獨具慧眼。但是終武帝之世，并沒有能夠在經濟、司法領域改革那些導致民眾疾苦的根本性政策，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資治通鑒》載征和四年武帝“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的話，以及司馬光對武帝“晚而改過”的評價，似都不符合歷史事實而有夸大之嫌。

澎湃新聞：辛教授的研究中考辨田先生所用材料多取《資治通鑒》而不可信。但也有學者對此意見不同，您怎么看？

楊勇：辛教授對田文所引《資治通鑒》史料的分析，以深厚的文獻學功底追蹤探究相當深入，已成定論。胡文輝、成祖明等學者認為即使田文所引《資治通鑒》材料為偽，仍然不能改變漢武帝進行政策轉折的事實，根據《史記》、《漢書》等史料仍然可以維持這一說法（他們的論據主要來自《漢書?西域傳》“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圣之所悔哉”一段）。我的觀點恰恰相反。

我認為，即使撇開《資治通鑒》所引材料，單從《史記》、《漢書》、《鹽鐵論》等史料，就前述的三大范疇和對“守文”的定義，《輪臺詔》中看不到已進行政策轉折，政治指導思想沒有轉向“守文”的傾向，因此田氏“守文”之說似不準確。

澎湃新聞：相較于《輪臺詔》，您認為鹽鐵會議在武帝政治轉折中具有標志性的意義。而且，您對鹽鐵會議及整個霍光時代的考察占據了論文的大半篇幅，這是以往研究者較少關注的。

楊勇：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田余慶先生、李浩、胡文輝、成祖明幾位同仁的視角主要都放在漢武帝朝，主要著眼于從所考察歷史事件發生之前的歷史時間段來討論問題，對《輪臺詔》之后的歷史尤其漢武帝去世以后的歷史進程只是一筆帶過（胡文輝《制造司馬光》一文甚至連一筆帶過也無）。

我想這種視角是局限的，其結果就是對一些重大歷史事實視而不見，嚴重影響了判斷。我們對歷史事件的考察，應該從當時及前、后歷史時段全面著眼。因此，我對《輪臺詔》頒行及武帝去世后尤其霍光主政時代的相關歷史考述較細。

澎湃新聞：那么，武帝以后的政治態勢是怎樣的？

楊勇：《輪臺詔》頒行及武帝去世后，尤其霍光主政時代的相關歷史，可分三點來談。

第一，從漢武帝去世前的人事安排來看，武帝對其主要統治政策尚有繼續之意。拜桑弘羊為御史大夫，此為重點。御史大夫為“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在外朝其位僅次于丞相。而此時丞相田千秋恰為不任事之人。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以御史大夫為丞相在漢代是不成文的制度。這樣雖然尚有霍光統領內朝，但桑弘羊實際上是當時外朝的最高領袖（鹽鐵會議上他一人舌戰群儒，田反而是“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即為證據），大有取田而代之之勢。

桑弘羊此人，權力欲望極強，就政治思想來講，積極反儒；就具體主張來講，積極支持攻伐匈奴、維持興利政策及嚴刑峻法之治。武帝去世前提升這樣一個人統領外朝，決非一時疏忽或者無他深意，而是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安排，除了希望其繼續維持各項政治方略外很難找到更好的解釋。

第二，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召開的鹽鐵會議，來自基層的儒生賢良、文學六十余人與桑弘羊及其屬員對武帝政治得失展開激烈辯論。會議重點了討論對外征伐、興利之事、酷吏專斷三個問題的利弊，桑弘羊主繼續不廢，賢良、文學則力呼廢除之。相比《輪臺詔》空泛地強調撫民，鹽鐵會議已經在全面思考統治政策得失，二者的深度、廣度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所以，這次會議才可以說在武帝政治轉折中具有標志性的意義。

如果我們承認《輪臺詔》已經對政治走向進行了大幅度調整，那么雙方為什么還要這樣激烈地爭論這些政策的存廢和走向呢？田先生雖然也注意到鹽鐵會議是“包括了鹽鐵問題在內的擴及全部國是問題的大辯論”，卻過分強調《輪臺詔》的作用而忽視了這一會議對武帝政治的撥亂反正之功。李浩、胡文輝、成祖明等人對此次會議也沒有引起足夠關注。

此外，會上賢良、文學以儒家思想為據，提出“夫為君者法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的根本主張，多次呼吁要回歸“文德”之治，提出“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芍^重新開啟了政治指導思想向“守文”的轉化。從這一點上講，鹽鐵會議之于“守文”的意義也是《輪臺詔》無法相比的。

第三，依據武帝朝政治三大范疇，以及對“守文”的定義。我對霍光主政時代進行了細致梳理，發現不僅武帝晚年沒有改變政治路向，霍光主政時代也是繼承了武帝舊政，而沒有根本變化。

以鹽鐵國營、均輸平準為主的興利事業經過鹽鐵會議也沒有廢除，這說明霍光對經濟政策沒有做根本改變。匈奴、西域問題上則繼承《輪臺詔》精神有所收縮，以防御為主，但逐漸又回歸主戰政策。本始二年（公元前72）漢遣五將軍率十六萬余騎兵與烏孫配合大擊匈奴一役，雖是應烏孫要求發兵，但聯系到武帝以來漢匈關系的演變，就能從更高層面理解這次出兵是漢匈關系發展、主戰一派思想復歸的必然結果。司法方面，昭帝初年確實也進行了一些調整，但燕王旦謀反后霍光秉持“持刑罰嚴”的精神，司法“苛暴”的狀況始終沒有得到改變。以至宣帝初路溫舒上書，仍大呼“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這些都是霍光繼承武帝舊政的表現。

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輪臺詔》的功績，霍光秉持《輪臺詔》的撫民精神，較重視社會經濟的調整，恤農措施較多，百姓安居，社會穩定，此段時間“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然而總的來講，霍光時代基本上還是一個籠罩在武帝政治陰影下的時代。對武帝舊政的大規模改革及根本統治思想的轉換在宣帝親政后才陸續展開，至元帝時達到高潮。

澎湃新聞： 武帝以后，“守文”的政治轉向為何遲遲沒有實現？

楊勇：這要談到霍光對于“守文”的態度。鹽鐵會議標志著儒家思想從民間復興并開始走向政治舞臺，賢良、文學提出了政治由“尚武”向“守文”轉化的問題。但霍光本人不認同儒學，正如霍山所言“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霍光）常仇之”。儒生作為一個政治團體在霍光時代基本被排斥在外，如后來用世的蕭望之、魏相等名儒即不被霍光所用，鹽鐵會議賢良、文學此段時間在政治上也沒有得到施展。這種狀況也就決定了霍光時代也不可能達成這個轉化。

也是因為這個緣故，霍光去世后，曾參加過鹽鐵會議的儒生魏相為相，一手策劃了誅滅霍氏一事，就是儒生夾渣了個人恩怨及政治訴求對霍光政治的總反攻。由此而下，儒生紛紛參政，漢代政治向“守文”轉化已經沒有什么實質性障礙，得以在元、成時期成功完成。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這場學術爭論？

楊勇：學術爭論是學術研究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大家各抒己見取長補短，理只會越辯越明。

一方面，田先生《論輪臺詔》一文的價值不能抹殺，他提出了漢武帝政策轉折這個重大歷史課題，看到了《輪臺詔》在此過程中的作用。不可否認，《輪臺詔》確實開啟了武帝政策轉折的大幕，這一點觀察霍光時代諸撫民舉措即可更清楚看到。甚至可以講其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各種調整都由此開始。但另一方面，對它的評價也不宜過高，因武帝當時的種種局限，這封詔書只是開啟了有限的轉折，許多重要的、根本性的政策轉折《輪臺詔》中并未涉及，因此它沒有達到轉折的高潮，更遠遠沒有完成。

這并不奇怪，歷史的發展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充滿了曲折、反復、停步甚至倒退的漫長進程，正如錢穆先生所言“歷史之變以漸不以驟”。切不可采取簡單的是或非來解答，而應在具體、歷史考察的基礎上綜合判斷。這是我研究這一問題后得出的基本結論。

此外再談一點相關文獻學、史料學方面的問題。對漢武帝晚年政策轉折這個問題來講，《鹽鐵論》的價值應該得到重視。這本成書于漢宣帝時期的著作完整、詳細地記錄了鹽鐵會議這場大百科全書式論辯的實況，是我們了解漢武帝晚年、漢昭帝初年政治最重要的史料。其史料價值甚至比《漢書》還要高，因為《漢書》畢竟是東漢人的作品，已經隔了一個時代。然而在這場爭論中恰恰大家對此書最為忽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我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鹽鐵論》，數年來一直反復研讀此書，在漢武帝晚年政策轉折問題上能有一點心得，或許與此有關。希望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們能多重視《鹽鐵論》一類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