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美國以9·11為契機入侵阿富汗，開始了漫長的反恐戰爭；而戲劇性的是，時逢9·11二十周年，美國在此刻從阿富汗撤軍，留下了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奪政權，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點。

美國左翼知識分子喬姆斯基不遺余力批判美國的全球霸權，自9·11事件以來，寫就多篇文章或訪談反思美國的反恐戰爭，收錄于《9-11: Was There an Alternative?》。

近日，就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和二十年來的反恐戰爭，喬姆斯基再度接受訪談，從布什主義談起，揭露美國的反恐戰爭如何使整個中東四分五裂。本文原載于TRUTHOUT，訪談者C. J. Polychroniou是一位作家、政治學家和記者。

基地組織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9年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之時。20年前的這一周，基地組織劫持了四架飛機，對美國的世貿中心雙塔和五角大樓發動了自殺式襲擊。此后不久，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開始了一場“全球反恐戰爭：先是入侵了阿富汗，一年后推翻了塔利班政府；又宣布由伊拉克、伊朗和朝鮮等國是支持恐怖主義的“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從而為更多的入侵做準備。有趣的是，根據某些情報報告，資助基地組織的沙特阿拉伯王室并未被列入名單，而美國在2003年入侵的是伊拉克，推翻了殘暴的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而薩達姆·侯賽因犯下的大部分罪行都發生在他作為美國盟友的時期，而且掌控世俗政權的他與基地組織和其他宗教激進主義恐怖組織是不共戴天的仇敵。

諾姆·喬姆斯基

正如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一次精彩的采訪中所特別闡述的那樣，20年的反恐戰爭以塔利班重新掌權而告終，其結果在多個方面都是災難性的，而且還揭示了全球帝國行動背后的巨大偽善。

自2001年9·11恐怖襲擊以來，已經過去了將近20年。那次襲擊造成近3000人死亡，是美國本土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襲擊，對全球事務產生了巨大影響，對國內社會也產生了驚人的影響。首先，我想問問您對喬治·布什時期所謂的美國外交政策改革的看法，這是布什政府對本·拉登的崛起和“圣戰”現象的回應。首先，布什主義（Bush Doctrine）有什么新的東西嗎，或者說它只是我們在1990年代的伊拉克、巴拿馬、波斯尼亞和科索沃已經看到的東西的匯編？第二，美國-北約領導的對阿富汗的入侵在國際法中合法嗎？第三，美國是否曾致力于阿富汗的國家建設？

喬姆斯基：華盛頓對2001年9·11事件的第一反應是入侵阿富汗。美國地面部隊的撤離恰好被安排在入侵20周年之際。關于9·11紀念日和地面戰爭結束的評論如潮水般洶涌，這件事非常具有啟發性，而且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揭示了政治階層如何看待事件的發展過程，為研究布什主義的實質性問題提供了有益的背景。這也預示了接下來可能發生的情況。

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最重要的是“決策者”（the decider，布什自稱）的反應。事實上，在美國撤軍進入最后階段時，《華盛頓郵報》曾采訪過喬治·布什。這篇采訪向我們介紹了一位可愛的、有點犯傻的、喜歡和孩子們開玩笑的爺爺，還高度評價了布什在輝煌歲月里為他所了解的偉人們所畫的肖像，對于他在阿富汗的業績和在伊拉克的所做所為，只有一個附帶的評論：“布什也許是以莫須有的借口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但至少他沒有引發把國會山變成戰區的暴動，至少他努力使自己遠離黨內的種族主義者和仇外者，而不是拉取他們的支持。至少他不會說國內的對手是‘邪惡的’。”

前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曾經的布什勁敵、內華達州民主黨人哈里·里德（Harry M. Reid）在一次采訪中也說過，“當你把布什與特朗普相比時，前者看起來就像是總統中的貝比·魯斯（Babe Ruth，美國傳奇棒球運動員）。現在，我懷著一定程度的懷舊之情回顧布什，帶著一些我從未有過的感情。”

只有在不起眼的地方才能看到一些附帶的暗示：布什時期的美國屠殺了數十萬人，造成了數百萬難民流離失所和大規模破壞，煽動了種族沖突，使整個中東地區四分五裂，還直接導致兩個國家成為了地球上最悲慘的地方。而我們所能一眼看到的，是布什沒有說美國同胞的壞話。這次對布什的采訪抓住了大量有關撤軍評論的本質：最重要的是我們/美國（us）。許多人都對這些行動的成本感到悲嘆不已，根據布朗大學戰爭成本項目的最新估計，美國所付出的成本已經超過了8萬億美元，更不用提在此期間喪生的美國人和動亂、脆弱的美國社會。也許下次我們應該更仔細地提前評估我們的成本，做出更好的選擇。

對塔利班統治下婦女的命運，人們也有合理的悲嘆。這些悲嘆有時無疑是真誠的，但是也自然會產生一些疑問：30年前，當美國熱情扶植的全副武裝的基地組織在喀布爾恐嚇穿著“錯誤”衣服的年輕女性、往她們臉上潑硫酸以及其他虐待行為時，為什么沒有人發出這樣的聲音？最近加入美國談判團隊的主要恐怖分子——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阿富汗前總理，伊斯蘭黨主席）的勢力尤其惡毒。

80年代后期，蘇聯控制的城市在婦女權利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而中央情報局動員的宗教激進勢力則對婦女權利造成了極大威脅。當時一個高度可信的消息來源——拉希爾·巴蘇（Rasil Basu）——報告了這些成就，她是一位杰出的國際女權主義活動家，當時在阿富汗擔任聯合國代表（1987-1988），特別關注婦女權利。巴蘇曾寫道：“事實上，在蘇聯占領期間，婦女權利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文盲率從98%下降到75%，她們在民法和憲法中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這并不是說性別完全平等。不公正的父權關系在工作場所和家庭中仍然普遍存在，婦女依然從事著較低級的工作。但在教育和就業方面取得的進步令人印象深刻。”

巴蘇曾將這些文章投稿給美國的主要期刊，包括女性主義的《女士雜志》（Ms. Magazine），但沒人愿意刊發這些“錯誤”的故事。直到2001年12月3日，她才在《亞洲時代》（Asian Age）上發表了她的報告。

我們可以從另一位專家，1988-1992年英國駐俄大使、后來聯合情報委員會（the 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羅德里克·布雷斯韋特（Rodric Braithwaite）那里了解到更多關于喀布爾的阿富汗人如何看待蘇聯占領，以及隨后發生的事情。他也發表了很多蘇聯阿富汗關系的學術文章。

布雷斯韋特于2008年訪問了喀布爾，并在倫敦《金融時報》上報道了他的發現：“在今天的阿富汗，新的神話正在建立。他們對當前的西方政策而言是不祥的預兆。在最近的一次訪問中，我與阿富汗記者、前‘圣戰’者、專業人士以及為‘聯盟’工作的人士進行了交談，他們都是‘聯盟’試圖和平與重建的天然支持者。他們蔑視（美國強加給阿富汗的）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Hamid Karzai），并將其與第一次阿富汗戰爭期間任命的英國傀儡沙阿·舒賈（Shah Shujah）相提并論。最受歡迎的是穆罕默德·納吉布拉——最后一位共產主義總統，他試圖在伊斯蘭國家體制內調和民族問題，但在1996年被塔利班屠殺；他演講的DVD光盤正在街頭出售。他們說，蘇聯統治時期的情況要好一些：喀布爾是安全的，有婦女就業，蘇聯建造了工廠、道路、學校和醫院，俄羅斯兒童在街上安全地玩耍；蘇聯士兵像真正的戰士一樣在地面上英勇作戰，而不是從空中殺害婦女和兒童；甚至連塔利班也沒有那么壞：他們是好的穆斯林，維持秩序，以自己的方式尊重婦女。這些神話可能并不能反映歷史現實，但它們確實表達了人們對‘聯盟’及其政策的深度幻滅。”

“聯盟”的政策在《紐約時報》記者蒂姆·韋納記錄的中央情報局歷史中公之于眾。其目標是“殺死蘇聯士兵”，中情局駐伊斯蘭堡站站長曾明確這樣表示，“任務不是要解放阿富汗”。

這位中情局站長對里根總統頒布的命令的理解，與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近乎一致。1979年，布熱津斯基與卡特總統決定支持激進的“圣戰”分子，以吸引蘇聯人進入阿富汗；在成千上萬的阿富汗人被殺害，大部分國家遭到破壞之后，他對結果感到高興：“在世界歷史上，什么更重要？是塔利班還是蘇聯帝國的崩潰？一些被煽動的穆斯林還是中歐的解放和冷戰的結束？”

消息靈通的觀察者很早就認識到，蘇聯急于撤出阿富汗。歷史學家大衛·吉布斯（David Gibbs）對俄羅斯檔案的研究消除了對這個問題的任何懷疑。但對華盛頓來說，更有用的做法是發表一份煽動人心的聲明，宣稱蘇聯的擴張主義目標令人恐懼，迫使美國在防御方面大幅擴大自己在該地區的控制權，必要時采取暴力手段（卡特主義是布什主義的前身）。

俄羅斯的撤軍讓納吉布拉（Najibullah）領導下的政府相對受歡迎，他們的軍隊能夠自主地維持幾年的運轉。而美國支持的宗教激進主義者接管政權后實施了極端的恐怖統治，這也使得塔利班入侵時受到了廣泛歡迎，也建立了自己的嚴酷政權。他們與華盛頓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直到9·11事件發生。

回到現在，隨著塔利班重新掌權，我們確實應該關注婦女和其他人的命運。對于那些真心希望設計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的人來說，一點歷史記憶也無傷大雅。

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評論人士警告說，塔利班已經承諾不庇護恐怖分子，但是我們怎么能相信他們呢？甚至他們的發言人扎比胡拉·穆賈希德（Zabihullah Mujahid）還令人氣憤地聲稱，“沒有證據”證明奧薩馬·本·拉登對9·11襲擊負責。

對這一令人震驚的說法的普遍嘲弄存在一個問題。穆賈希德實際上所說的既準確又非常值得一聽。用他的話說，“當奧薩馬·本·拉登成為美國人的心腹大患時，他是在阿富汗，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他參與了9·11事件”。

讓我們檢查一下事實是否如此。2002年6月，也就是“9·11”事件發生八個月之后，聯邦調查局局長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向全國新聞界作了最廣泛的報告，介紹了可能是歷史上最密集的調查的結果。用他的話來說，“調查人員認為9·11襲擊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想法來自阿富汗的基地組織領導人”，——盡管策劃和資助顯然可以追溯到德國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我們認為，此次襲擊的策劃者是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高層”。

直到2002年6月才被推測出來的事情，在美國入侵的8個月前是不可能為人所知的。穆賈希德的粗暴評論是準確的。這種嘲笑是健忘癥的另一個例子。

記住穆賈希德的準確聲明，以及穆勒對其的確認，我們就可以朝著理解布什主義的方向邁進。

在這樣做的同時，我們可能會聽到阿富汗人的聲音。其中最受尊敬的是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他是阿富汗反塔利班抵抗運動的領導人，也是美國支持的“圣戰”者抵抗蘇聯入侵的前領導人。美國入侵幾周后，他接受了亞洲學者阿納托·列文（Anatol Lieven）的采訪。哈克強烈譴責美國的入侵，他認識到這會殺死許多阿富汗人，并從內部破壞推翻塔利班的努力。他表示：“美國正試圖展示自己的實力，贏得一場勝利，并威懾全世界的每一個人。他們不在乎阿富汗人的苦難，也不在乎我們會失去多少人。”

哈克并不是唯一持這種觀點的人。2001年10月，1000名部落長老舉行會議，一致要求停止轟炸，他們說明了，轟炸的目標是“無辜的人民”。他們敦促要采取除了屠殺和破壞之外的其他手段來推翻塔利班政權。

阿富汗主要婦女權利組織阿富汗婦女革命協會（RAWA）于2001年10月11日發表聲明，強烈反對美國“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這將使無辜平民流血。該宣言呼吁要“通過阿富汗民族起義”而不是通過外國侵略者的血腥襲擊，去“根除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禍害”。

一切公之于眾的時候，都視為無關緊要，都被遺忘了。當我們入侵和占領阿富汗時，我們不關心阿富汗人的意見。

反塔利班阿富汗抵抗組織的觀點與布什總統及其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立場相去不遠。盡管華盛頓拒絕提供證據（事實上，華盛頓沒有提供證據），但兩人都否決了塔利班將本·拉登送往國外受審的提議。最后，他們拒絕了塔利班投降的提議。正如總統所說：“當我說不談判時，我的意思就是沒有談判。”拉姆斯菲爾德補充說：“我們不談判投降問題。”——例如，我們要展示我們的力量，威懾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當時的帝國主義聲明是，那些庇護恐怖分子的人和恐怖分子本身一樣有罪。這個令人震驚的大膽宣言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很明顯，這次襲擊中沒有人呼吁轟炸華盛頓。即使把世界級的高層恐怖分子放在一邊，美國也依舊是庇護零散的恐怖分子的避風港，還唆使他們炸毀古巴的民用飛機，殺害了許多人，而這只是美國對古巴的長期恐怖主義戰爭的一部分。

撇開那件丑聞不談，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句話是不能說出口的秘密：美國沒有對塔利班提出指控。沒有指控，無論是在9·11之前或者在其之后。在9·11之前，華盛頓和塔利班關系相當好。9·11之后，美國提出了引渡要求（甚至連提供必要證據的虛假理由都沒有），當塔利班同意后，華盛頓方面又拒絕了這一要求：“我們不談判投降問題。”這次入侵不僅違反了國際法——華盛頓對此的擔憂就和反塔利班的阿富汗抵抗運動一樣微不足道——而且也沒有任何可信的借口。

這是純粹的罪行。

此外，現在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布什-切尼-拉姆斯菲爾德三人政治對阿富汗和基地組織興趣不大。他們著眼于比阿富汗更大的游戲。伊拉克將是第一步，然后是整個中東地區。我不會在這里回顧這些記錄。這在斯科特·霍頓（Scott Horton）的書《傻瓜的瑣事》（Fool's Errand）中有詳盡的記載。

這就是布什主義。統治這個地區，統治這個世界，展示我們的力量，這樣世界就會知道“我們說什么就是什么”，就像布什說的那樣。

這不是什么新的美國原則。在帝國主義歷史中也很容易找到先例。只要想想我們在世界控制方面的前任英國，它是戰爭罪行的大師，其財富和權力來自海盜、奴隸制和世界上最大的販毒集團。

在最后的分析中，“無論發生什么，我們有馬克西姆機槍，而他們沒有”。希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對西方文明的解釋是這樣說的。阿卜杜勒·哈克對帝國主義思想的洞察也差不多如此。

沒有什么比撤軍模式更能清楚地揭示統治者的價值觀。阿富汗人幾乎不在美國的考慮范圍之內。帝國主義的“決策者”不會費力去問，在這個絕大多數是支持塔利班的農業區域的農業社會里，人們想要什么，也許人們對塔利班的勉強支持只是無奈之舉。

以前是普什圖運動的“新塔利班”顯然擁有更廣泛的基礎。以前的敵人——邪惡的軍閥阿布都·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和伊斯梅爾汗（Ismail Khan）的迅速垮臺，使得其他民族納入塔利班網絡，戲劇性地暴露了這一點。還有一些阿富汗和平部隊不應該被草率地解散。如果阿富汗人民可以選擇，他們想要什么？如果在急劇撤退之前給他們一定的時間，他們會達到當地的居住條件嗎？無論可能出現什么情況，他們似乎都沒有考慮到。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對阿富汗人的蔑視并不出人意料。在2020年2月與塔利班的單方面撤軍協議中，他甚至沒有費心與阿富汗官方政府磋商。更糟糕的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專家科里·舍克（Kori Schake）報道，特朗普迫使阿富汗政府釋放了5000名塔利班戰士，并放松了經濟制裁。他同意塔利班可以繼續對我們支持的政府，對無辜的人民以及那些幫助我們保護美國人民安全的人實施暴力。塔利班只需要說，他們將停止攻擊美軍或聯軍部隊，不允許基地組織和其他恐怖組織利用阿富汗領土威脅美國的安全，并隨后與阿富汗政府進行談判。

像往常一樣，重要的是我們/美國（us），這次特朗普在撤軍協議上的簽名殘忍地放大了這一點。阿富汗人的命運與我們毫無關系。

特朗普選擇撤軍時間選在了夏季戰斗季節的到來之前，這降低了人們做好某種準備的希望。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稍微改進了撤軍條款，但不足以防止預期中的潰敗。然后，可以預見的是越來越無恥的共和黨領導層的反應。他們前腳剛從網頁上撤下對特朗普“與塔利班歷史性和平協議”的溢美之詞，后腳就譴責拜登、呼吁彈劾他——因為他試圖實施改進版的特朗普對阿富汗人民的可恥背叛。與此同時，阿富汗人再次被晾在一邊。

回到最初的問題，布什主義可能比通常的做法制定得更為粗糙，但它并不是什么新東西。這次入侵違反了國際法（以及美國憲法第六條），但是布什的法律團隊認為，這種多愁善感是“古怪的”和“過時的”，這除了是無恥的挑釁以外，還開辟了一些新的領域。至于“國家建設”，衡量這一目標的一個方法是，問一問花費的數萬億美元中有多少流向了阿富汗人民，有多少流向了美國軍事系統及其雇傭兵（“承包商”），還有喀布爾的腐敗泥沼和美國當權時建立的軍閥。

在采訪開始時，我提到了2001年9月11日，而不僅僅是9·11。這是有原因的。我們所說的9·11是第二次9·11。以任何合理的標準來衡量，第一次9·11事件的破壞性和殘酷性都要大得多：1973年9月11日。為什么？我們可以考慮一下人均當量這一正確的衡量標準。假設在2001年9月11日，有3萬人被殺害，50萬人遭受殘酷的折磨，政府被推翻，殘暴的獨裁統治得以建立。那比我們所說的9·11還要糟糕。

但這種事情確實發生了。美國政府、私人資本、美國主要控制的國際金融機構，或“自由意志主義”的領軍人物都沒有對此表示遺憾，相反，它得到了贊揚和大力支持。像亨利·基辛格這樣的肇事者受到了高度的尊敬。我想本拉登在“圣戰”分子中也是受到稱贊的。

所有人都應該認識到，我指的是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政變。

另一個可能激發人們反思的話題是“永遠的戰爭”（Forever Wars）的概念，這一概念最終隨著從阿富汗的撤軍而告一段落。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永遠的戰爭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對于美國來說，他們始于1783年。隨著來自英國的束縛被解除，這個新國家可以自由入侵“印第安國家”，用屠殺、恐怖、種族清洗、違反條約的運動攻擊土著民族——所有這些都是大規模的，同時占領了一半的墨西哥，然后擴展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正如歷史學家沃爾特·希克森（Walter Hixson）所說，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永遠的戰爭可以追溯到1492年。

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與那些擁有馬克沁機槍的人及其后代的相比，歷史是不一樣的。

2003年3月，美國對伊拉克發動了一場戰爭，作為新保守主義者重建中東和消除對美國的利益和“完整性”構成威脅的領導人這一愿景的一部分。我們知道薩達姆·侯賽因政權與9·11恐怖襲擊無關，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隨后對美國沒有任何威脅，為什么布什入侵伊拉克，造成數十萬伊拉克人死亡，可能花費超過3萬億美元？

喬姆斯基：9·11為入侵伊拉克提供了機會，而伊拉克與阿富汗不同，是一個真正的戰利品：一個位于世界主要產油區中心的主要石油國家。當世貿中心雙塔還在燃燒的時候，拉姆斯菲爾德告訴他的工作人員，現在是時候“大規模掃蕩一切，不管是否有關”，包括伊拉克。目標很快變得更加廣闊。布什和他的同伙很清楚地表明，本·拉登只是個小角色，沒有什么意義（詳見霍頓的著作）。

布什的法律團隊認定，明確禁止先發制人/預防性戰爭的《聯合國憲章》實際上授權了這些戰爭——正式確立了長期以來現實生效的原則。發動戰爭的官方理由是“唯一的問題”：侯賽因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當我們發現這只是個虛假借口的時候，宣戰的理由立即轉變為“促進民主”，這是一個透明的童話故事，而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熱情地接受了它——盡管民意調查顯示，有些人對此表示反對，其中包括99%的伊拉克人。

現在，有些人因為從一開始就反對伊拉克戰爭而受到贊揚，尤其是奧巴馬，他批評伊拉克戰爭是一個戰略錯誤。也許我的記憶是錯誤的，但我不記得有人曾贊美過納粹的將軍，即使他們認為希特勒的巴巴羅薩行動是一個戰略錯誤。紐倫堡法庭作出了不同的判決。但從定義上來說，美國并沒有犯罪，只是犯了錯誤。

在2010年末和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之后，北約決定將利比亞的穆阿邁爾·卡扎菲趕下臺，顯然是因為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政權更迭議程。但是，與伊拉克的情況一樣，與一個早已不再是“流氓國家”的所謂“流氓國家”領導人打交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喬姆斯基：對利比亞的干涉是由法國發起的，部分原因是對一些法國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姿態的回應，部分原因是，我認為（我們沒有太多的證據），是法國維持其在法語非洲帝國主義角色的努力的一部分。英國也加入了進來。然后奧巴馬和希拉里·克林頓也加入了進來，正如一些白宮官員所說的那樣，“從背后領導”（leading from behind”）。當卡扎菲的軍隊正在向班加西集結時，人們大聲疾呼，說種族滅絕迫在眉睫，這導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設立禁飛區，并呼吁進行談判。在我看來，這是合理的；至少有合理的擔憂。非洲聯盟提議停火，并與班加西叛軍就改革進行談判。卡扎菲接受了，反對派拒絕了。

當時，法國、英國和美國的三國聯盟決定違反他們提出的安理會決議，他們實際上成為了反對派的空軍。這使得反對派武裝能夠向地面推進，最終抓獲并殘忍地謀殺了卡扎菲。希拉里·克林頓覺得這很有趣，她對媒體開玩笑說：“我們來了，我們看見了，他死了。”

這個國家隨后陷入一片混亂，殺戮和其他暴行急劇升級。它還導致“圣戰”分子和武器流向非洲其他地區，在那里引發重大災難。干涉擴展到俄羅斯和土耳其，以及支持交戰集團的阿拉伯獨裁政權。整個事件對利比亞和西非大部分地區來說都是一場災難。不知道希拉里·克林頓是不是認為這也很有趣。

利比亞是主要的石油生產國。很難質疑這是各種干預措施中的一個因素，但由于缺乏內部記錄，一切都無法確證。

在阿富汗的潰敗毫無疑問地表明了美國在反恐戰爭和政權更迭行動中的戰略失敗。然而，還有比這些事實更令人不安的事情，即在每次干預之后，美國都留下“黑洞”，甚至背叛那些為美國打擊恐怖主義的人。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首先，你認為失敗的反恐戰爭會給未來的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帶來新的教訓嗎？其次，這種失敗是否揭示了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霸權地位？

喬姆斯基：失敗在旁觀者的眼中。讓我們首先回顧一下，小布什并沒有宣布全球反恐戰爭。他重新聲明了這一點。是里根和他的國務卿喬治·舒爾茨上任后宣布的全球反恐戰爭，這是一場摧毀“恐怖主義的邪惡災禍”的運動，特別是國家支持的國際恐怖主義，這是一場“由邪惡的文明反對者為了在現代回歸野蠻而傳播的瘟疫”。

全球反恐戰爭很快演變成一場由華盛頓指揮或支持的大規模恐怖主義戰爭，集中在中美洲，但也延伸到中東、非洲和亞洲。全球反恐戰爭甚至導致國際法院（World Court）做出判決，譴責里根政府“非法使用武力”——也就是國際恐怖主義——并責令美國為其罪行支付巨額賠款。

美國當然對這一切置之不理，并加大了“非法使用武力”的力度。《紐約時報》的編輯解釋說，這樣做很合適——國際法院是一個“敵對論壇”，它譴責無可指責的美國這一事實證明了這一點。而在幾年前，在一起針對伊朗的案件中，國際法院還是正直地站在了美國一方。

然后，美國否決了安理會呼吁所有國家遵守國際法的決議，沒有提及任何國家，盡管其意圖很清楚。我不確定是否有報道。但是，我們莊嚴宣布，庇護恐怖分子的國家同恐怖分子本身一樣有罪。因此，入侵阿富汗是“正確的”和“公正的”，盡管對我們來說考慮不周，代價太高——又一次，“對我們來說”。

這一切是一場失敗嗎？對美帝國主義的目標來說？在某些情況下，是的。里根是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最后一個支持者，但卻無法維持下去。但總體而言，它還是擴大了華盛頓的帝國影響力。

布什重啟全球反恐戰爭的努力沒有取得類似的成功。當美國入侵阿富汗時，極端宗教激進主義恐怖主義的基地大部分都局限在阿富汗的一個角落。而現在它遍布全世界。對中亞和中東大部分地區的破壞并沒有增強美國的實力。

我認為它對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沒有很大影響，這種霸權地位依然勢不可擋。在軍事方面，美國獨樹一幟。美國的軍費開支令其競爭對手黯然失色——美國2020年軍費為7780億美元，而俄羅斯為620億美元。美國軍方在技術上也要先進得多。美國的安全是無與倫比的。這些所謂的威脅都發生在敵人的邊境，而美國在世界各地的800個軍事基地（中國只有一個：吉布提）配置了圍殲敵人的核導彈。

權力也有經濟方面的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實力的巔峰時期，美國擁有全球大約40%的財富，這種優勢不可避免地下降了。但正如政治經濟學家肖恩·斯塔爾斯（Sean Starrs）所觀察到的，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世界里，國民賬戶并不是衡量經濟實力的唯一標準。他的研究表明，美國的跨國公司控制著全球財富的50%，在幾乎所有領域都是第一（有時是第二）。

另一個維度是“軟實力”。在這方面，早在特朗普搞砸美國聲譽之前，美國就已經嚴重衰落了。即使在克林頓執政時期，主要的政治學者也認識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把美國視為世界上“最主要的流氓國家”和“對他們社會最大的單一外部威脅”（分別引用塞繆爾·P·亨廷頓和羅伯特·杰維斯的話）。在奧巴馬執政期間，國際民意調查顯示，美國被認為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甚至沒有競爭者能與之相提并論。

如果美國領導人愿意的話，他們可以繼續破壞這個國家，但是它巨大的權力和無與倫比的優勢使得這個任務變得艱巨，即使對特朗普這個破壞狂來說也是如此。

回顧9·11恐怖襲擊，也可以看出反恐戰爭對美國國內社會產生了諸多影響。你能評論一下反恐戰爭對美國民主和人權的影響嗎？

喬姆斯基：在這方面，這一主題已經得到充分的討論，因此沒有必要發表太多評論。《紐約時報·每周評論》上剛剛刊登了另一個例子，一位勇敢的聯邦調查局特工的雄辯證詞，他對自己在反恐戰爭中“摧毀（穆斯林）人民”的任務大失所望，決定泄露揭露罪行的文件，最后進了監獄。這種命運只屬于那些揭露國家罪行的人，而不是那些受人尊敬的行兇者，比如傻瓜爺爺喬治·布什。

當然，也有對公民自由和人權的嚴重侵犯，在某些情況下是完全無法形容的，比如在關塔那摩，囚犯在多年沒有受到指控之后仍然遭受嚴酷折磨，或者因為酷刑如此可怕以至于法官拒絕讓他們接受審判。現在已經承認了，“最壞中的最壞（的囚犯）”（正如他們所說的）大部分是無辜的旁觀者。

在美國國內，一個擁有絕對非法權力的監視國家的框架已經建立。和往常一樣，受害者是最脆弱的，但是其他人也許可以反思一下馬丁·尼莫拉牧師（Martin Niem?ller）在納粹統治下著名的呼吁：

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

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當他們抓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

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

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

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最后當他們來抓我時，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