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在北京798藝術區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行了一場題為“今日福柯”的學術對談，北京大學杜小真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吳瓊教授、首都師范大學汪民安教授圍繞著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的思想遺產展開了討論。

杜小真：福柯的樂觀主義是真正的樂觀主義

杜小真

杜小真以“異和權力”為主題，向聽眾分享了她閱讀福柯的一些心得體會。在杜小真看來，福柯最讓人印象深刻也最令人心醉的地方是在于：“變異的福柯”。她援引法國導演弗朗索瓦·蓋雅（Fran?ois Caillat）為紀念福柯逝世三十周年而推出的傳記電影《福柯反對他自己》（Foucault contre lui même）來說明，自1940年代進入巴黎高師求學，直到1984年病逝，福柯呈現的形象可謂千變萬化，他自己的生命活動及其學術著作從來并非固定不變而是變動不居的，他說的話、他做的事情總是在變化，永遠趨向于異。

杜小真指出，福柯對于流動的不斷更新的過程的嗜好，從另一方面來說，就是對于“確信”（certitude）的絕對的否定。福柯常常說自己是“樂觀主義者”，而他的樂觀正是由此而來的。不同于一般人所講的“樂觀”——相信事情會變得越來越好，福柯的樂觀主義是真正的樂觀主義，他意指的是：我可以改變的東西這么多，這些東西是如此脆弱，它們是暫時的而非永恒的，它們更多地取決于復雜的歷史偶然性，而非必然的人類學恒量。

接著，杜小真將福柯早年的《古典時代瘋狂史》與他晚年的《性史》第一卷《求知之志》進行了比較，說明福柯在“權力”問題上的思想變異過程。福柯以各式各樣的不同方式提出這個問題，并且不斷改造自己的觀點，不斷發現權力檢查機制的新形式、新形態，其最為引人入勝的發現是，權力實際上不僅僅是驅逐、排斥、禁止，權力也具有建構的性質，權力在不斷更新的爭論中派生出來。而對“權力的派生運動”的討論，幾乎貫穿了福柯的每部著作，貫穿了他在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

杜小真強調，福柯的思想變異應該放置到法國20世紀新認識論的脈絡之中，并特別提到了出身于自然科學的哲學家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對福柯的影響。杜小真認為，法國的認識論與英美的認識論、德國的認識論是非常不同的，這種不同尤其體現在巴什拉的著作中，體現在他關于“認識論斷裂”的思想，以及關于“認識論的障礙”的思想：在認識的過程中，得出的結論是處處有斷裂、有更新的；認識主體不可能直接地認識一個對象，而必須要通過某種中介。福柯繼承的是這樣一種認識論傳統，他并不是要直接去達到對象，而是通過他的變異給大家一個方法，關于“我是如何去認識”的方法。這也是現代科學的發展（尤其是到了20世紀，對于很多認識對象，人是不能用肉眼直觀，而是要使用間接的科學技術作為中介）對于哲學的一種促進：任何認識都是一個間接的而且是無窮無盡的過程，而對象也是構建出來的。

杜小真進而談到思想與權力的關系問題。在福柯之前，重要的哲學思想的形象都是建構體系和學科，而這依靠的是作為理論路線和對世界的感知都是進行“肯定”的思想。福柯的思想給出的是另外一種形象，在他那里，思想的任務不但是要驅除人們看不見的權力所掩蓋著的肯定的因素（你覺得那沒有壓迫、那不是壓迫，實際上是一種掩蓋著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要保護，保護人的要反抗壓制的權力，保護人的要成為不一致的權力，這是把“否定”引入了自身的權力。

杜小真特別指出，福柯是一位“唯物主義”的思想家，因為他極度關懷著現實，但杜小真又強調，福柯作為唯物主義者，不僅是關注現實，而且是要不斷地否定現實。這也是福柯與通常的政治哲學、政治理論相對立的一種思考，這里也就引出了對于知識分子的任務的思考。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成為“現在”的代言人，而是要不斷構建新的政治對象，不斷地反現實也反自身。

杜小真最后談到了權力和解放的問題。她提出，福柯獨特的論述，實際上是打開了一條求知之路，也就是說，你追求知識，在認識領域是要克服障礙的，或者說，是要經過反抗權力的過程的。而求知之路實際上就是要在沖破認識論障礙的過程中解放你自己。福柯曾經說過，權力無處不在，壓迫無所不在，這種分析顛覆了傳統的關于權力的看法。福柯提出的特別有意義的一點是，權力在每個人身上實際上都是個體的、特殊的，所以，真正的有效的反抗是反抗這樣的微觀權力，或者說，像福柯那樣在自我變異的意義上“反對自己”，也只有這樣的反抗成功，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杜小真特別提到，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受到福柯的影響，寫出《作為他者的自我》（Soi-meme comme un autre），按照他的觀點，一個人應把自我當作他者來看待，認識自我并呵護自我，將其當作藝術品來珍愛。杜小真將這種態度與解放聯系在一起，她提出，真正的解放正是個體的解放，是解放你自己，是要從你已經習以為常的壓迫中解放出來，這也是最艱難、最根本的解放，這樣的解放不但需要勇氣，而且要依靠理性。而這種解放的可能條件，歸根結底是要尊重“異”。也就是說，每個人和每個人都不一樣，每個人的過去和現在也是不一樣的；尊重個體就是尊重個體的相異，真正的自由就是反抗任何壓制個體差異的權力，追求從這些權力中解放出來的自由。

吳瓊：福柯在中國依然是“被流放的思想”

吳瓊

吳瓊將20世紀的人文哲學（區別于分析哲學）劃分為三種大的類型。一種是英雄主義的，從胡塞爾到海德格爾，都帶有濃重的英雄主義氣質，他們要解決哲學的、理論的、思維的關鍵問題，要用哲學來給我們的思想世界提供堅實的基礎和全新的方向，有一種英雄主義的擔當。一種是市場主義的，這指的是其話語形態、討論問題的姿勢，帶有濃濃的迎合公眾和社會趣味的性質，在吳瓊看來，“美國人制造的學術泡沫”——后現代主義就是一種”媚俗的哲學”，而在巴黎剛獲解放的當口就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宣告戳中每個人的心窩、令全巴黎為之潸然淚下的薩特，在20世紀60年代巴黎高師的特定情境下給自己整了一套看似艱澀卻并不必需的“理論盔甲”、“用討好自己的方式來討好公眾”的拉康，也具有市場主義的性質。

還有一種是先知主義的，這種哲學把我們的整個生命、整個生活徹底地連根拔起、拋向天空，吳瓊認為，在20世紀只有尼采和福柯的哲學擁有這樣的力量，具有這樣的效果：我們在福柯的凝視下都會產生一種失重感——你不知道你會落在什么地方。在吳瓊看來，福柯進入中國的時間其實也不算短，但直到今天，福柯在中國還是沒有生根發芽，依然是一個“被流放的思想”。這種被流放性有點詭異，因為，我們今天還處在福柯所揭示的社會，我們還生活在福柯所要顛覆的那種生活狀態，但我們從未讓福柯的思想真正變成我們思想的一部分，我們對這種思想的認知、領會依然還是十分淺顯的。

吳瓊提出，我們不能只把福柯當作閱讀的對象，我們要想想：福柯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吳瓊認為，那是一種面對自我的生活的立場，是一道看待我們的世界的目光。他提供給我們一道審視“主體性”——這個近代思想、哲學、知識所創造出來的，至今還在統治我們的腦袋的“偉大的怪胎”——的目光，一道進入現代性的目光，他對醫院、監獄那樣一種現代性建制的批評，他的現代性批判所走出來的路線，具有同是在進行現代性批判的列奧·施特勞斯所無法達到的深刻的透視性。

福柯還提供給我們一種進入世界內部的技術。重要的并不是“什么叫權力？”這樣的概念辨析，而是當權力作為進入我們世界的一種技術學的東西的時候，到底可以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啟示。正因如此，在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福柯的思想能夠產生那樣巨大的影響，在眾多領域、學科中開啟范式變革、方法論的變革。

而在今天重新回來面對福柯，重要的是如何讓福柯嵌入到我們的思維的內部。吳瓊指出，所謂“福柯反對福柯”，實際上是一種內在性的自我質詢，不是說用一個晚期福柯反對另一個早期福柯，而是要我們學會自我本身的裂變。而福柯對現代性的批判也始終在采取這樣一種姿態。比如，他在對監獄建制的討論中所涉及的現代性的敞視主義的社會，我們的理解是我們每個人都處在權力的監視之下，我們通常想到的權力就只是政治權力，但對于福柯來說，根本的還不是五環上的攝像頭，根本的是現代性這樣一套視覺的建制系統讓我們每個人學會了自己監視自己，這才是“現代性的恐怖主義”。社會的治理、生命的治理的本質就在于，讓我們把一種外在的規則內化為自我監視的律令，而這種把外在性內化的非我化的過程，就形成了現代性的主體。

吳瓊最后談到，有人可能會對福柯的力量感到不適，當他把我們無情拔起、拋向天空的時候，卻不管我們會落在什么地方。但為什么我們需要一個先知主義的哲學家用他的手把你托起？你該怎么辦，是你自己的問題。而在你的頭落向巖石的瞬間，上帝之手是不會伸出來的。吳瓊表示，閱讀福柯帶給他的感受就是這種暈眩感，然后在暈眩當中嘗試辨別一些方向。

汪民安：他始終在“向權力說不”

汪民安

汪民安向聽眾分享了他之所以喜歡福柯的三點原因。第一點原因是，福柯在哲學史上的位置非常重要。歐洲近現代哲學的幾個關鍵人物：笛卡爾的核心主題是“人是什么”，一個普遍意義上的、一般意義上的、共通的人的本質是什么；康德也是討論“人是什么”，但他討論的是具體的特殊的人是什么，此時此刻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是什么；而福柯討論的并不是“人是什么”，而是歷史是怎么一步一步地把我們造就成此時此刻的人，西方文明是如何一步一步把古希臘的人變成基督教的人再變成近代的人繼而變成今天的人。

福柯是怎么討論這個問題的呢？汪民安指出，雖然福柯的主題看上去千奇百怪、五花八門——是一位“戴面具的哲學家”，但他晚年的時候有一個說法，他聲稱自己的總主題是討論主體是怎么形成的。按照福柯的譜系學，有三種方式在塑造主體：其一，排斥的方式，我要成為我這樣的人、獲得我的主體性，我就要把和我不一樣的人排斥出去，以表示我是正常的人，比如，理性的人要把瘋子關起來，守法的人要把犯人關起來；其二，知識、學科的方式，福柯最難的一本書——《詞與物》的主題就是，現代的“人”的形象、我們對于“人”的各種想象和知識，是通過各種各樣的人文學科一步一步地構造出來的，古希臘、中世紀并沒有這樣的概念，是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隨著生物學、經濟學、語言學等學科的不斷發展，才創造出現代意義上的人道主義的“人”的概念，主體的概念是被這樣的學科塑造出來的；其三，還有自己塑造自己的方式，福柯在這里講的是古希臘人把自己當成對象、客體來訓練、修煉，既有外在的權力來把自己塑造成一個主體，也可以通過刻苦的修身、反復繁重的自我訓練來把自己塑造為一個主體。福柯考察了西方文明史上這幾種塑造主體的方式從古至今是如何變化的，從而共同塑造出今天的主體形象。這種人的譜系學和考古學，是福柯非常具有獨創性的一個主題。

第二點原因是，福柯的寫作方式富有魅力，可謂前無古人。福柯在某種意義上既是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但在他之前，沒有人像他這樣寫瘋子的歷史、性的歷史、監獄的歷史；他的這些著作和傳統的哲學著作也不一樣，歐洲傳統的思辨哲學的概念辨析與演繹會把一般的讀者擋在門外，但福柯的著作卻充滿文學性，具有感染力、敘事性、戲劇感，因而讀者是很容易進去的。而且，福柯每寫一本書，用的都是不一樣的語言風格和篇章結構，他會根據書的具體內容來運用不同的語感和節奏。在汪民安看來，福柯的每一本書都堪稱藝術品，他的這種獨一無二的寫作風格在以前的學院里是會受到排斥的，如今的學院雖然接納福柯，但永遠也無法模仿福柯。

第三點原因是，福柯是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富有人格魅力的人。汪民安特別強調，福柯是一個充滿勇氣的人，他在逝世前所開設的最后一次講座的題目就是“說真話的勇氣”。“說真話”這三個字說起來很簡單，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是非常困難的。福柯意義上的“說真話”有這么幾個特點：一是坦率；二是，說話者相信自己所說的；三是，說話者覺得自己有責任要說，并且主動地去說；四是，說真話是向比自己強大、強勢的人說真話；五是，說真話是要說讓強者不高興的話，要指出強者的弱點，要有強烈的批判性。正因如此，福柯提出，說真話是需要巨大的勇氣的，對于古人來說，說真話甚至時時刻刻都要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冒著獻出自己生命的危險。汪民安贊賞道，福柯終其一生都在說真話，他始終在“向權力說不”。他不僅是“向權力說真話”的富有擔當的知識分子，而且還是真正的行動者，他曾多次為了工人的利益、學生的利益，勇敢地對抗強權。這是福柯非常有魅力的一個地方。

在交流互動環節，吳瓊進一步解釋了福柯所帶來的暈眩感。他承認，對于生活在日常世界的我們來說，可能同一性是一種更具有安慰效果的哲學理念，因而我們對同一性的思想會更能產生親近感。但他強調先知主義的“連根拔起”所具有的重要性，那并不一定是解構，而是我們作為一個獨異者從世界中抽離出來，將要去往哪里我們并不知道，“結果會怎樣”是每個人接下來要各自面對的事情，但這種抽離是我們接下來要去做什么的出發點。福柯所追求的效果是，如果我們要思考極致的問題——生命、死亡，我們可能就需要從一個空無的地方開始，以此作為起點。

杜小真將薩特與福柯作了對比，在她看來，薩特雖然也很有勇氣，但他依然是一位追求統一、肯定的哲學家，而福柯的震撼性就在于，他將“異”的思想推到極致。杜小真還以《紅樓夢》作喻，談了福柯與傳統哲學家的不同。《紅樓夢》這部作品本身實際上處處都是“俗”的東西，但最終在整體上卻給人一種“大雅”的感覺，杜小真表示，福柯也給她帶來這樣的感覺。福柯談的是學院派最不喜歡的那些東西，但這些東西是確實存在的，生活在邊緣境遇的人們是真切地遭受壓迫的，而福柯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以一種平等而非居高臨下的態度給予這些受壓迫者真正的同情。杜小真認為，哲學只有關注這樣的問題，關注這些“異”，關注身處邊緣之人，才是真正的大用，才是真正的雅，才是真正的超越性。

汪民安回應了“福柯的著作對于現實社會的弱勢群體有何意義”的問題。他介紹道，福柯的《規訓與懲罰》的巨大影響曾經讓法國監獄的人權狀況獲得明顯的改善，而且，福柯在寫作時有意識地讓它成為一本犯人也能夠讀懂的書。福柯的著作還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同性戀運動以及少數族裔的民權運動，而美國的同性戀運動及其“酷兒理論”（queer theory）又對中國今天的同性戀運動發揮了重要的影響。福柯強調特殊性、獨異性的珍貴，如果你要合情發揮你的獨異性，那么，福柯提出的問題就很具有針對性。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福柯能解決一切問題，那是不可能的。汪民安還談到，福柯和馬克思在很多方面是有相近之處的，馬克思為無產階級說話，福柯則是為另外一個意義上的無產者說話，他們都為受到排斥的人說話；他們的差別在于，福柯更多地強調文化方面的受壓制，而馬克思則更多地強調經濟方面的受壓制，但實際上，這二者是有互補關系的。

汪民安最后提到，福柯晚年的一個核心觀點是，我們要把自己變成一件藝術品，我們的生活本身就可以作為藝術品來加以塑造。福柯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依然持有一種歷史的視野，他認為，自17世紀以來，我們所說的現代時期，歐洲文明主要是采取排斥和學科的方式來塑造主體，但在西方文明的歷史上，有幾個時期或時刻，曾經出現過自己塑造自己的方式：古希臘時期、文藝復興時期，以及啟蒙時期的特定時刻，比如本雅明所研究的浪蕩子，波德萊爾、王爾德等藝術家，就曾狂熱地發明自己，但他們在西方現代歷史上僅僅是如曇花一現般短暫地閃耀了一下。在今天這個權力無處不在的時代，要抵抗權力、拒絕權力，把自己塑造成藝術品，是很困難的；但基于他對福柯的理解和闡釋，汪民安試圖強調，我們至少能夠保持一種態度、意愿、氣質，而這種時時刻刻抵抗權力的態度是植根于我們每個人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