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寓居滬上的瞿蛻園潦倒困頓，只能鬻文為生。據他后來說，“到55年，我的轉折點才真正開始”，因為經過徹底審查，公安部門對其“歷史問題”做出了“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裁定；與此同時，他執筆的《左傳選譯》和《古史選譯》由春明出版社出版，盡管只是普及性讀物，好歹也算是1949年后正式問世的個人著作。然而，“這一年我所獲得的稿酬仍然非常微薄，不能維持生活，因為那時私營出版社所出的書銷路極受限制”（《解放十年中我的生活》，載政協上海市徐匯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徐匯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日常生計仍不免捉襟見肘。

田吉的《瞿宣穎年譜》（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鉤沉索隱，對譜主在這段時間的經歷考訂翔實，惟個別細節尚可略作增補。例如為了盡快獲取稿酬，瞿蛻園曾在1956年3月15日給陸澹安寫過兩封信，委托他出面代為斡旋。在第一封信中，詳細陳述了事情原委：“潘兄之《南北朝文》及拙撰《楚詞今讀》，均先后于上年九、十月交稿，孔公并面告將拙著趕在年底出版。嗣后校樣亦已看過數次，其為已經排印，均無可疑，所缺者至多不過裝訂而已。此兩書完全為春明行將出版之書，新機構當然無庸過問，應付之款亦當然由春明負責。此項手續，諒已由春明與新機構聯系辦妥。其所以遲遲未能出書，自系承印工廠任務繁忙之故。作者企望已久，何不即將此戔戔二百元付訖？既于出版社絲毫無損，而作者得救燃眉。未審公能據此代為一商否？”（載陸康編《澹安藏札》，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11年，文字及標點據書中所附影印件略有更正）

信中提到的“潘兄”即潘伯鷹，“孔公”則是曾任春明出版社總經理兼總編輯的孔另境。早就允諾出版的書稿，在數次看完校樣后居然再無下文。瞿氏這么焦慮，固然是因囊中羞澀所致，而更重要的則是正逢出版機構調整，令他深憂新舊交替后，先前的約定是否會突生變數。春明原本是私營機構，在1956年的公私合營改造中被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孔另境也轉任該社編輯部副主任。經營性質和主事人員都已發生重大變化，難怪瞿氏如此憂心忡忡。

他在信中還特別強調：“春明已付印之書，除此二種外尚有二種，其未付印者，則當然須歸新機構處理矣。”所謂“已付印之書”“尚有二種”，當指剛出版不久的《左傳選譯》和《古史選譯》；而“未付印者”，應該是當時已經著筆或計劃編撰的《史記故事選》《漢書故事選》《后漢書故事選》等。這些書稿想必都和春明有過合約，然而時移勢易之際，又有誰說得準將來的狀況？好在這些書稿最終都如其所愿地“歸新機構處理”，幾年后得以陸續出版?？肾氖显诋敃r又怎能預料及此，信中的措辭明顯流露出些許忐忑。

瞿蛻園之所以和陸澹安商請此事，當是因其與孔另境交誼頗深的緣故。孔氏早年編纂過《中國小說史料》，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準備增訂再版。限于時間和精力，除了通過趙景深約請章苔深、胡忌協助核查資料外，他“又托陸澹安、金性堯兩位先生再校閱一遍”（《中國小說史料》趙景深跋），最終由古典文學出版社于1957年5月推出修訂本。從時間上推算，瞿氏寫信的時候，陸氏應該正在幫忙校閱，順便過問一下自屬舉手之勞。孰料就在寄出這封信后不久，瞿蛻園當天又給陸澹安寫了一封信，滿懷歉意地說：“晨間甫上一箋，旋得伯鷹兄電告，已在書店發見《南北朝文》及《楚詞今讀》兩書陳列出售，然則業已出版，前說與事實不符?！保ㄝd《澹安藏札》）書既已上架銷售，自然毋庸過慮。但瞿氏仍然懇求道：“請姑待數日，倘仍不將稿費算清，還求鼎力一催。種種費神，已與伯鷹兄談及，同聲感謝不置。”若非衣食實在難以為繼，這位被視作“中國學術界自王海寧、梁新會之后，夠稱得上‘大師’的”，與陳寅恪堪稱“一時瑜亮，銖兩悉稱”的文史大家（周劭《瞿兌之與陳寅恪》，載《一管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恐怕絕不會如此不顧矜持。

可這事也怪不得當時已自身難保的孔另境。由于春明的原出資方突然潛逃，他不得不出任資方代理人。據其好友范泉說，“兼任資方代理不過半年，三反五反運動開始，另境被職工不斷批斗”（《雪壓喬林同一色——回憶我和另境相處二十年的往事》，載《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四期）。親歷此事的春明編輯金性堯則在多年后負疚地說：“另境兄一直是個自由職業者，從不開店設鋪，所以工商聯的任何活動，也都不去參加。當時的私營出版社是沒有黨組織的，只由幾位青年黨員組成的公會。由于歷史的原因，凡是資方代理人就是資本家，因而對資方代理人難免戴著有色眼鏡?！保ā稇浛琢砭承帧罚d《閉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孔氏之妻金韻琴也追憶道：“他是出版界聞名的‘大炮’，改不了率真的性格，一次運動過后隔了些時又故態復萌，屢遭批判。1957年險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保ā读砭惩砭场?，孔海珠編《庸園新集：孔另境自述散文》代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在舉步維艱、動輒得咎的境況下，即便他想要依照約定早日結清稿費，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瞿蛻園在當時撰寫過不少文史普及讀物，盡管目的在于謀稻粱，態度卻相當嚴謹細致，毫不敷衍塞責。以《楚辭今讀》為例，他在《導言》中批評說：“明以來講《楚辭》的著作原不少，但多數帶些高頭講章的習氣，只在文章義法上反復推敲，適見其陋。縱然發現一兩處新穎的見解，也只是鑿空立論，不足為據。就連講樸學的戴震那部《屈原賦注》，也覺得人云亦云，無甚精彩。”足見標準甚嚴，眼界極高。隨后又提到：“編者個人略略有些想提出商榷的問題，特別在《離騷》和《天問》兩部分，固然不敢說是心得，更不敢認為成熟的見解。現在姑且將平日讀書的札記，附錄一些在譯文之后，一并敬請讀者指教?！敝t抑之中透出幾分不甘寂寞的傲氣。書中也確實不乏獨到之見，如《天問》開篇“馮翼惟象”一句，瞿氏注云：“王逸、洪興祖皆以為無形象可尋之意。鄙意《詩·卷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T翼與孝德對文，蓋古人習用之語。若依鄭玄說，以祭祀釋之，義亦較長。蓋謂天無實體，但想象而奉事之。王闿運說：馮翼即幾杖，謂老人。意謂古代先民所傳，不過出于想象。亦似得其解。屈原于《天問》一篇，開宗明義，即以傳說為不可信，以下遂逐條駁詰。詁訓若明，庶幾窺見古人微意?！贝髡鸬摹肚x注》已經注意到此處與《詩經·卷阿》“有馮有翼”有關，卻仍將之釋為“氣化充滿盛作，然后有形與物”。瞿氏無疑參考過戴說，又結合經籍訓詁及全篇旨趣進一步推求其中微意，所言頗值參酌。類似的按斷在書中還有不少，在在彰顯出深湛的學養和獨到的見解。而正因如此，他晚年所經歷的辛酸坎坷，才更令人感慨唏噓。

（本文原載2016年3月18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題為《瞿蛻園“謀稻粱”》，現題為編者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