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惠，1926年出生，1949年進入上海新聞界，先后在《大報》《亦報》《新民報》《新民晚報》工作。他既編報紙，也寫文章，“秦綠枝”是他常用的筆名，近日他的三卷本散文雜感文集也已出版。他認為，報紙最重要的還是新聞信息量要多，最好又有獨家新聞。

澎湃新聞：舊上海哪段時期的小報最繁榮？

吳承惠：我首先聲明，我談的是印象，因為舊上海時期我還是個資歷很淺的小青年，文化水平也有限，想事情和看問題都是即興的、表面的。我還有個缺點，就是沒有在這方面做過資料搜集的工作，報紙隨看隨丟，都沒有留存。解放前，我是上海市銀行的職員，并不在小報工作，雖然喜歡看小報，也看得不多，偶爾也寫寫文章、投投稿。當時小報很多，水平參差不齊，報攤上擺列出來的小報，看看五花八門，其中雖有辦得比較好一點的，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每家小報的壽命都不長，有的甚至很短。小報雖多，內容往往大同小異，加上客觀形勢的變化，辦小報的人又都不是有錢的大老板，經濟常常出現困難，所以真正能挺立住了辦多少年的小報是很少的。

抗戰勝利前，龔之方先生在上海辦過一份《光化日報》，跟他合作的叫唐云旌（即唐大郎）——詩寫得非常好。龔先生最初是在電影公司做宣傳，又辦報紙，又在戲館（當時在共舞臺）做宣傳，是一個很有經營才能的文化人。解放前的小報一般都是舊的小報文人吟風弄月的地方，而龔先生起用了幾位懂外文的大學生，比如沈毓剛和徐慧棠就被吸收進來編譯海外新聞。因此《光化日報》當時是比較突出的，比較新穎，很受歡迎。當時日本人也管制輿論,而且管得很兇，卻又有縫子可鉆。《光化日報》的頭版有很多從外國報刊編譯過來的新聞報道。當時正在發生太平洋戰爭，到了1944至1945年間，日本敗局已定，輿論也管不住了，從大后方和國外流傳進來了不少消息。比如，那時候上海人還不知道吉普車，《光化日報》首先披露了，引起了讀者的興趣，同時它也帶來了勝利的希望。讀者既感到新奇，又很受鼓舞，所以這份報紙一時很受歡迎。

1945年抗戰勝利后，辦報需要國民黨政府頒發的執照，有的小報拿到了，有的就沒拿到。龔先生也沒拿到，《光化日報》就停辦了，于是他就連夜在家用一張報紙橫折豎折，折出了一種方型周刊，是小報的變種，名字就叫《海風》，變身為期刊，內容還是小報式的，一周出一期，很快風行一時。那時上海還從來沒出現過這樣的報刊，銷路大好。于是，原來的小報從業人員，甚至非從業人員群起而效尤，想趁機撈一票，一時之間，什么《海光》《海星》《海晨》等紛紛在報攤上出現，一下子有了幾十種。有的報攤就亂堆在那里，三鈿不值兩鈿，賣也賣不掉，形成一種災害。于是，《海風》首先自行停辦，當時唐大郎寫了一篇文章叫《始作俑者的罪孽》，表示自責。因為，在1946至1947年間，小報數量雖然不多，但這種方型周刊卻在很短的一個時期內形成畸形發展，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一種亂象。想想《海風》初創的時候，內容還是蠻好的，很多名家化名寫文章，吳祖光就寫過，但后來辦的一些方型周刊內容越來越糟，甚至語涉下流，理應遭到讀者唾棄，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要問舊上海小報最繁榮的時期，我確實說不出來，當時我二十歲不到，抗戰勝利前固然不知道，勝利后的也說不清楚，大概有五六家，或者七八家，辦得比較出名的有三家：《鐵報》《飛報》《羅賓漢》。《鐵報》可能執其中的牛耳，老板在日偽時期是國民黨的地下黨員，后來傾向共產黨。其他還有些印象的，比如《誠報》《辛報》等。當時辦這些報紙的人，現在大多去世了，知道的人不多了。

澎湃新聞：1949年上海解放后，小報情況如何？

吳承惠：解放后，很多小報都主動停掉了，最后批準出版了兩張新的小報，即《大報》和《亦報》，由新聞處主管。之所以還是要辦這兩家小報，我猜想有兩個原因：一是用舊小報的形式教育當時的上海市民；二是維持小報從業人員的生活。而其中，我估計，夏衍同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當時在上海管文化，很博學，也是辦報出身，對舊上海很了解，各方面結交的朋友也多，懂得利用上海的各種文化形式開展宣傳，適應各種人的要求。

《大報》的主持人是馮亦代和陳蝶衣?？箲饎倮?，從大后方重慶來上海的馮亦代和姚蘇鳳（民國時期曾在上海辦過《辛報》）合辦過一份《世界晨報》，由一位姓錢的資本家出資?！妒澜绯繄蟆穭撧k之初頗有雄心，想辦一份與上海的小報有所區別的小型報，寫稿的都是思想進步的文藝家，左派色彩比較濃。馮先生雖是黨外人士，但思想進步，為共產黨做了不少事，與左派文人關系很好，人稱“馮二哥”。夏衍當時也在該報頭版上開設了一個言論專欄，叫《蚯蚓眼》，都是一段一段的匕首式文字，三言兩語、一針見血，很受注意。詩人袁水拍好像幫忙編過副刊，他又化名馬凡陀寫諷刺詩，就叫《馬凡陀的山歌》。編輯有袁鷹（原名田鐘洛，當時負責新聞版）等?？上吆凸?，脫離上海當時的現實，吸引不到更多的讀者，銷路一直往下跌，最后只好停刊。陳蝶衣當年是《鐵報》的總編輯，也編過雜志，《萬象》最早就是他編的。后來馮亦代去北京工作，《大報》的工作就由負責接收上海廣播事業的黨員李之華（也叫李一，以前搞影評，也是劇作家，在《世界晨報》當過采訪主任）來協助陳蝶衣，主要的任務是負責與新聞處聯系、溝通，上情下達，下情上報，具體編輯業務是不過問的?！兑鄨蟆穭t由龔之方和唐大郎主持。

澎湃新聞：那在小報的具體管理方面有什么政策嗎？

吳承惠：大概是有的，但我不知道。宣傳口徑以《解放日報》為榜樣，重要報道送到《解放日報》去審。那時我們辦報都守住兩條底線：一是歌頌新社會，二是痛恨舊社會。而在發行方面，解放后剛開始還是由發行商自行解決，后來才收歸郵局管理，當時報紙發行集中在望平街（今山東中路），《大報》由一位姓田的負責發行，《亦報》由一位姓武的負責，他們原來就是小本經營的發行商。當時發行得好的，也就兩萬多份。

澎湃新聞：現在回過頭看，《亦報》好像比《大報》辦得好，能請您談談《亦報》的具體情況嗎？

吳承惠：《大報》是1949年7月創刊的，《亦報》稍微晚一些。兩份報紙在內容安排上差不多，頭版是上海本地新聞，重要的新聞由《解放日報》來發，輪不到小報來搶先發；第四版是影劇和體育，《亦報》第四版的上半部分是體育，下半部分是影??；翻開的二、三版是副刊。這跟當年的小報是一樣的。

二、三版的副刊，《亦報》比《大報》好，這得益于它的作者群很強大，有周作人、張愛玲、張慧劍（筆名余蒼，《新民報》“三張一趙”之一）、陶亢德（曾和林語堂一起辦《宇宙風》）、金性堯、許姬傳（梅蘭芳的秘書，《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記錄者之一）、柳絮（原名張廉如，在商會工作）、馮鳳三（即馮蘅，后來去了香港）、潘勤孟（教師）、沈葦窗（后來也去香港辦《大成雜志》，本人是學中醫的）等。以前的小報文人分兩種，一種是自身有職業的，也喜歡在報紙上寫文章，寫出名了，在很多報紙上就有他的專欄；另一種就是專門為小報寫文章，以此為職業，比如馮鳳三既寫小品，也寫洋場小說，就很有名。周作人、許姬傳等也給《大報》寫，但總體上還是《亦報》好看。

頭一年，兩張報紙的銷路都很好，廣告也很多，創刊一周年的時候，兩張報紙在電臺上做了三天的特別節目，很有聲勢，邀請上海的京劇、越劇、滬劇、評彈、滑稽界的名角到電臺上來演唱，聽眾要聽什么人唱什么戲，可打電話來點播，同時訂一份報紙。后來報紙就不景氣了，《大報》首先讓人感到了頹勢。因為報紙最重要的還是新聞信息，最好能采訪到獨家新聞。副刊雖然有優勢，像周作人、張慧劍等作者都赫赫有名，懂行的人要看，但一般讀者興趣不大。其次，廣告少了，內部管理也不健全。《大報》的行政人員，就是一個經理、一個會計，發行和廣告都是有人承包的，他們不算報社的正式員工，也不拿固定工資。到后來，客觀形勢越來越顯示出這兩家小報的內容大同小異，兩張再辦下去就嫌多了，于是《大報》和《亦報》就商量合并，新聞處也有這個意思。當時看趨勢是《大報》并到《亦報》去，因為大家普遍覺得《亦報》的質量好一點，內部管理也好一些。我當時是代表《大報》參加談判的，但一直談不成功，這里既有人事安排上的復雜原因，還因為《大報》負了債，《亦報》的經營狀況好一些，但也沒有錢來幫忙還債。如此僵持了一段時期，《大報》為表示決心，先主動停刊，債務好像是新聞處幫忙處理了一些。這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政府在必要的時候還是要施以援手的。后來就并入了《亦報》，那是1952年的事情。

兩報合并后，陳蝶衣沒有去《亦報》，也沒有安排別的工作，后來就去了香港。陳蝶衣是個文人，不會算計，也不懂得管理，他只會編報、寫文章，也適應不了新社會對報紙的改革要求，只好遠走他鄉了。

1952年合并后，上海新聞界就開始思想改造了，參加的全是民營報紙——《亦報》《大公報》《新民報》《文匯報》等。整風后，《亦報》部分人員并入了《新民報》，《新民報》從此變成了公私合營；《大公報》計劃遷至天津；《文匯報》計劃改成教師報。

澎湃新聞：哪些小報編輯給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吳承惠：《亦報》的龔之方先生本來也可以進《新民報》，不過后來去了北京的《新觀察》；唐大郎后來在《新民晚報》做編委，兼副刊組組長，他在從前的上海小報界號稱“江南第一支筆”，朋友們都喜歡他，又感到他為人落拓不羈。夏衍很了解他，為促使他進步，特地安排他去北京的華北革命大學，學習了一年后再回來。他詩寫得好，好多文藝界的名人都愿意跟他做朋友。此外，陳亮是《大報》新聞版編輯，后來在《新民報》做本地新聞。沈毓剛原是《亦報》副總編輯，后來是《新民報》編委、新聞編輯組長，負責頭版。吳崇文是文藝版的編輯。馮小秀自然負責體育版。胡澄清還是編副刊。胡平和我是記者。還有董天野、樂小英負責美術工作。還有一些人我想不起來了。

澎湃新聞：您多年從事小報或小型報的工作，能談談嗎？

吳承惠：我很慚愧，我高中也沒有畢業就出來學生意、做事了，學歷不高。生性喜歡文藝、看報、看書，進行自學，后來開始投稿。在《世界晨報》時期，我和一位姓吳的朋友包了一部分版面談股票行情，他負責寫稿，我就去報社編輯排版，不算正式員工，像是合同工，也給一個記者的名義，同時也去采訪其他新聞?！妒澜绯繄蟆蜂N路一直不好，內容也不斷改革更新，但總是與上海當時的現實格格不入。副刊編輯換過好幾個人，最后請剛由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的李君維編過一段時期，好像出現了新的內容，但大家的評價也不怎么樣；后來他請假，隨父親去南京出差，就由我代編了三四天。后來《世界晨報》接洽了一個新投資者，但資金沒到位，姚蘇鳳先生一怒之下索性就把報紙停掉了，去了《東南日報》擔任副刊“大都會”的主編。馮亦代先生原在中原公司當高級職員，也在《聯合晚報》編副刊，他對我們幾個小青年還是非常關心的，正是在他的介紹下，我得以向《新民報》《聯合晚報》投稿，認識了不少文化人。馮先生還經常約我們一些人聚會、喝咖啡，有李君維、董樂山、何為等。1947年，經我父親朋友的介紹，我進了上海市銀行當職員，在提籃橋分行，待遇不錯，一年要多拿幾個月的工資，逢年過節還有獎金，我的生活開始好起來，西裝都是那時候做起來的，也有錢請朋友喝咖啡了。

解放后，上海市銀行被接收，同事大多已被分配，我留在分行負責清理工作，感覺非常無趣，也有點惶惶然。忽有一天我遇見了翻譯家董樂山，他告訴我，解放后的上海新出版了一張小報，叫《大報》，是陳蝶衣辦的，他被吸收當記者，可他沒有興趣，因為他原是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的，現在想去北京新華社。于是，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我當然愿意。他就去跟陳蝶衣一說，陳聽說我原來是馮亦代的人，一口就答應了。于是我就這樣正式進入了上海新聞界。進《大報》以后，因為報紙需要多登社會新聞，所以我天天不是跑浙江北路的人民法院（俗稱新衙門），就是跑幾個公安局。一年后，美國電影被禁止放映，民族戲曲趁勢興起，于是我的采訪重點轉向了戲曲界，從此看了不少戲，認識了不少名演員，也寫了一些可以保存的東西，如《蓋叫天演劇五十年》等。

事情總在不斷地起變化，大概到了1956年，《新民報》在趙超構先生的主持下進行改版，我又去跑社會新聞，其中有一篇《她在轉變中》，寫周佛海的小老婆在婦女教養所接受改造，激起了反響，被指責為大逆不道的黃色新聞，噩運似乎從此開始，直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這以后二十年多年的遭遇，讓我明白了很多事情，現在不說也罷?！拔母铩焙螅缎旅裢韴蟆酚?982年復刊，我被調回來參加編副刊。但我積習難改，止不住又開始寫東西，其中“秦綠枝”這個筆名用得比較多，還出了幾本書，這也沒有什么好夸耀的。倒是退休以后，這二十多年來，日子過得很是安閑，可以說是水波不興，這是我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日子。回首前塵，恍如一夢，什么銀行職員、小報記者、下鄉勞動、進廠做工，苦也罷，甜也罷，統統不在話下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