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海市公安局有關規定，工作日7時至10時、16時至19時，上海內環高架禁止懸掛外省市號牌小客車通行。

浙江牌照車主王某因兩次在限行時間內，駕車駛入內環高架路段，收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處罰告知書。但是，王某不服處罰，一紙訴狀將上海市公安局和國家公安部告上法庭，訴請撤銷上海市公安局的告知書和公安部的行政復議決定，并請求法院判令上海市公安局對他的申請政府信息公開重新作出答復，還要求對上海市公安局《關于印發<本市道路禁止通行、限制通行規定>的通知》和《上海市公安局關于調整本市部分高架道路（城市快速路）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是否符合立法法的規定進行審查。

3月17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從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獲悉，該院近日對該案做出一審判決，駁回王某的訴訟請求。

原告：要求上海交警提供外牌限行的法律依據

現年60多歲的王某系浙江湖州籍人，是擁有當地車輛浙E牌照的車主。因二次在限行時間內駕車駛入上海市內環高架路段，王某車輛被高架電子警察拍照攝錄在案，認定其駛入高架的行為屬于違反禁令，需要受到處罰。

2015年4月下旬，王某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后于2015年5月上旬收到上海市公安局告知書的處罰決定。他又通過浙江湖州交警網上查到，他的車輛先后二次跟隨其他上海牌照小轎車于非滬牌限行時段內，在上海內環高架路上通行，該通行行為被認定違反了上海高架道路禁令。

王某認為，他沒有查詢到法律法規和上海市地方性法規禁止非上海牌照小轎車駛入上海內環高架道路的通行規定，要求獲取上海交警對“上午7時至9時30分、下午4時至6時30分的時間段內，非上海牌照車輛駛入上海內環高架道路屬違反禁令標志給予行政處罰”的法律依據，還要求上海交警隊對“同時間段駛入上述路段的上海牌照車輛不認定違反禁令標志，不給予行政處罰的區別認定、區別處罰”的法律依據。

因王某不服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告知書，再向國家公安部提出了行政復議，國家公安部在2015年8月也作出了行政復議決定，維持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政府信息告知。

王某在起訴書中稱，上海市公安局單方面僅以通知、通告形式規定區別認定、區別處罰上海市牌照和非上海市牌照小轎車駛入上海市內環高架等道路規定，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做法。為此，他按上海市公安局《告知書》中的告知，根據該信息的方式和途徑作了查詢，沒有獲取涉案信息，故認定上海市公安局告知方式錯誤，不能將公安部門的“通告”當成法律；而國家公安部在行政復議中的事實認定同樣缺乏法律依據。

法院：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審理中，王某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沒有將機動車作出本市和外省市的區分，認定法無規定禁止則為允許。而公安部在行政復議中適用法律錯誤，沒有針對上海市公安局的“通知”、“通告”是否是法律的合法性審查，請求法院判令支持他的訴請。

法庭上，上海市公安局和國家公安部派員出庭應訴，均辯稱上海市公安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開告知和行政復議決定，認定事實清楚，答復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請求駁回王某的訴訟請求。

法院認為，上海市公安局具有受理和處理向提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人予以公開的法定職責，該局在收到王某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后，在規定的答復期限內向王某作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答復，程序合法。向王某提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關于印發<本市道路禁止通行、限制通行規定>的通知》和《上海市公安局關于調整本市部分高架道路（城市快速路）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認定事實清楚。符合《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屬政府信息公開范圍，已在上海市公安局門戶網站（www.police.sh.cn）信息專欄予以公開，給予王某的答復適用法律正確。而國家公安部在收到王某的行政復議申請后，依法予以受理并于法定期限作出被訴行政復議決定，程序同樣合法，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應該在受理申請的60日內作出行政復議決定。

針對王某訴請要在本案中對《關于印發<本市道路禁止通行、限制通行規定>的通知》和《上海市公安局關于調整本市部分高架道路（城市快速路）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因該兩份文件是上海市公安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開告知內容，并非是作出告知行政行為的依據，不屬本案的審查范疇。遂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規定，判決駁回了王某訴訟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