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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梅：《姜義華口述歷史》糾謬六項

廖梅

2016-04-27 18:08

來源：澎湃新聞

《姜義華口述歷史》由姜義華口述、熊月之撰稿，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出版。

姜義華教授和熊月之教授都是資深歷史學者，被年輕一輩尊稱為歷史學家。熊月之教授2000年發表《口述史的價值》一文，被個別學者視為新世紀口述歷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兩位歷史學家的強強聯合，將為口述史領域增添一部力作：口述者將以歷史學家的視野和睿智，反思七十年家國歷程；執筆人在口述文本的整理、注釋和編輯方面推陳出新，于理論和操作規范上同時為學界留下榜樣，將大陸口述史的發展推向新高度。

可是，閱罷全書，一切期待皆成泡影，讓人遺憾萬分。

除了口述者的風發意氣，書中鮮見歷史學家對于個體、群體和國家命運的省思。全書無前言、無注釋、無附錄，只有短短一頁又五行的撰稿人后記。記錄者完稿倉促，既沒有創新，亦未能體現大陸目前口述歷史作品的發展水平，只能說這是一部未經整理的粗糙的口述史料，屬于低水平的口述史成果。

通觀全書，有六大失誤。

第一，主客職責不分，既侵犯了口述者的獨立性，又損害了撰稿人的客觀性。

《后記》中提到，撰稿人進行了“部分史實核對與文獻補充”。由于缺乏注釋說明，現在讀者不知道哪些史實經過核對，哪些是口述者的原始口述，哪些文獻又是撰稿人補充添加的。將口述者和撰稿人的工作混為一談，甚至越俎代庖，不利于口述史的健康發展，更損害了口述史參與雙方的獨立性和客觀性。今天，略有經驗的口述史從業者都會用注釋等手段清晰地劃定各自的文責。

第二，與他人現有記載不符之處，未能并列異說，以供讀者參考研究。

第61頁，“因為我從1959年起一直在做章太炎研究，當時受命注釋章太炎的兩篇文章。”第168頁《姜義華教授學術活動年表》又言：“遵照毛澤東關于注釋章太炎《秦獻記》與《秦政記》的指示，注出初稿，由譚其驤修改審定。”

這一說法，與現存記載有異。

1972年至1975年參與為毛澤東注釋大字本古籍的劉修明等先生，于1993年整理出版《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花山文藝出版社）一書，詳細介紹了注釋往事、注釋篇目及時間。劉修明在前言中清楚回憶，復旦大學歷史系的王守稼、許道勛、董進泉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吳乾兌、劉修明五人被借調參與點校注釋工作。“此外，參預部分注釋工作的，還有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譚其驤、楊寬、鄒逸麟、王文楚先生，中文系的王運熙、顧易生、章培恒先生等人。”同書版權頁“參加本書部分注釋工作的”人員名單，除上面七位，又增添“李霞芬、潘咸芳”兩位。也就是說，參加長期注釋工作的正式借調人員有五人，短期或部分參加的有九人或更多。在十四位有名有姓的參與者中，沒有姜義華的名字。

劉修明又介紹：“一九七三年八月上旬，布置注釋章太炎著的《秦獻記》、《秦政記》二文。太炎二記已有北京注釋的簡注本，我們見到過這個本子，看來是叫我們重注的。八月中旬注釋印制完畢，上送五份。”

這段話有時間有細節，顯然劉修明等人確實有著注釋太炎二記的經歷。

朱永嘉先生《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2012年，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第1、286頁兩度談及參與注釋人員：“在復旦是譚其驤作最后校訂的，王守稼與歷史組的劉修明、許道勛、董進泉、李霞芬、吳乾兌等來往于寫作組與復旦及中華印刷廠之間具體完成這項任務。在復旦參加過這些工作的有譚其驤、陳守實、楊寬、王運熙、章培恒、胡裕樹、顧易生、鄒逸麟、王文楚、徐連達等老師。”

和劉文相比，朱文增加了陳守實、胡裕樹、徐連達三位老師。但在一長串注釋者名單中，依然沒有姜義華的姓名。那么，姜義華為什么說自己注釋了太炎二記呢？是劉修明等人遮蔽了姜義華的功勞，還是姜義華將他人的經歷挪到了自己身上？

《悠悠長水：譚其驤后傳》第54頁出現了姜義華的名字。朱永嘉希望譚其驤為青年教師和其他人的注釋初稿把關。1973年“8月11日下午，章太炎《秦政記》的注釋稿送到，譚其驤改至次日凌晨2時”，“13日早上姜義華（歷史系教師）來家取走稿子”。“下午3時又開始校改章太炎《秦獻記》，也是到次日凌晨2時”，“5點多周維衍（歷史地理研究室教師）、鄒逸麟來拿走一部分稿子。6點完稿，晚飯后又修改，7點20分由周維衍取走。”

在譚其驤日記中，姜義華的功能為取稿。而且太炎二記取稿人不止一人，除姜義華外，還有周維衍、鄒逸麟。當時，為勝利完成大字本注釋任務，動員了大量教師力量，有人負責行政組織，有人查找資料，有人跑腿，有人做初稿，有人最后把關，有人跑印刷廠。姜義華時為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員，在職責范圍內，也參與注釋的輔助工作，比如提供資料文本、跑腿取件。善意推測，在取送《秦政記》之時，姜義華可能提出了自己的注釋意見。

但取稿、提出個人注釋意見，只能說參與了注釋工作。四十年后，將輔助工作籠統、模糊地描繪為“受命注釋章太炎的兩篇文章”，“遵照毛澤東關于注釋章太炎《秦獻記》與《秦政記》的指示，注出初稿，由譚其驤修改審定”，絕口不提王守稼、劉修明等五位正式借調從事初釋工作的年青教師姓名，不提當時已成建制的工作班子，顯然不符合事實全貌。

譚其驤

為防遺漏，筆者繼續爬梳，在朱永嘉先生回憶中又找到數條姜義華和章太炎相關活動，不過都發生在太炎二記之后。《姜義華口述歷史》未提這些經歷，本文尊重口述者意愿亦保持緘默。也許口述者猶記當年汗水，但現下不便多談，于是就把這份汗水往前挪到校注太炎二記上，以為壯歲的紀念。當口述人的回憶和現有史料發生沖突，甚至口述人過于拔高自己時，口述史的通行作法是在注釋中陳列其他史料和說法，糾正口述人的偏差，向讀者呈現歷史全貌。可惜，《姜義華口述歷史》未能以注糾偏，導致書中史實頻出差錯，降低了整部口述史的史料價值。

再如，119頁，“譚先生（指譚其驤）是在院系調整后從浙江大學來到復旦的”。這句對譚先生履歷的描述，亦與現存傳記不符。該節文字曾以《復旦歷史系的那些名師們》為題刊登在2015年第5期《世紀》，甫一發表，金沖及先生等人立即提出糾正意見：譚其驤先生在上海解放后、1952年院系調整之前已調入復旦；《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對此有過準確記載。口述者遂于第6期《世紀》發布《關于〈復旦歷史系的那些名師們〉的補正》，承認記憶有誤。

第三，對于口述中的明顯錯誤，未能做到質疑糾誤。

第62頁口述者自述1970年代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了《許壽裳日記》：“在北圖，我還找到《許壽裳日記》和嚴復的一些手稿，《許壽裳日記》中有他和魯迅等人在東京聽章太炎講學的記錄。”

事實是，北京圖書館無《許壽裳日記》，口述者不可能在北圖發現這部日記。

參見姜鵬《姜義華先生發現〈許壽裳日記〉了嗎》考證，第一，許氏長子回憶，許氏自民國元年以后才開始撰寫日記。第二，許氏大部分日記在1937年燒毀。第三，現存許氏日記兩種，（1）1928年至1933年日記（缺1929年）保存在魯迅博物館。（2）1940年至1948年日記已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分別在日本（1993年）和大陸（2008年）出版，日記原稿現藏福建閩臺緣博物館。

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學界無人看到過許氏1906年至1908年的日記。那么，姜義華在北圖看到的到底是誰的日記？姜鵬根據北圖藏書和章門弟子情況，推測是朱希祖日記。

這個推測是正確的。姜義華在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中引用了朱希祖1908年3月20日聆聽太炎演講的日記。該書240頁注1寫道：“《朱希祖日記》，北京圖書館藏，共二冊，記錄了他在日本的留學生活。第二冊系一九〇八年日記。一九七四年在一偶然的機會中發現，蒙北京圖書館慨然允許作了摘錄。這里應對北京圖書館特別表示感謝。”

查《章太炎思想研究》全書，再無感謝北京圖書館之處，亦無提及許壽裳日記之處，倒是引用過許壽裳的《章炳麟》（頁223）。可以肯定，在2015年的口述回憶中，口述者將朱希祖記成了許壽裳，而撰稿人亦沒有核對口述者的其他著述，造成明顯失誤。撰稿人不是章太炎研究專家，不了解章太炎及其弟子情況，可以理解，沒有一位歷史學家能夠掌握所有歷史細節。但是，俗話說“勤能補拙”，撰稿人既然為口述者做口述史，就應該查閱口述者的相關材料，包括口述者的主要著述，這是口述史前期的必須準備。顯然，撰稿人的案頭工作不夠充分、認真。

又如，《姜義華口述歷史》第67頁“搞一套中國文化史叢書，請周谷老擔任主編，下面有四個常務編委，北京兩個，龐樸、包遵信，上海兩個，朱維錚和我。”

這里有兩處明顯失實的錯誤。第一，中國文化史叢書只設編委會常務聯系人，不稱常務編委；第二，中國文化史叢書的編委會常務聯系人印在每本著作的扉頁，從1985年至1992年只有兩人，為龐樸和朱維錚。1994年增加出版社代表巢峰，共三人。1996年陳昕取代巢峰任出版社代表，依然三人。關于中國文化史叢書的編輯出版和編委詳情，還可參見姜鵬《〈中國文化史叢書〉出版的臺前幕后》（2016年3月13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從1985年至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出版26種中國文化史叢書，這套叢書影響很大，各大圖書館都有收藏，很多學人個人也收齊全套，只要在書架上抽出一本叢書，就可以看到正確的編委會名單，舉手之勞，不費吹灰之力。

不知為何，于編委、書、出版社都在的情況下，口述者居然大膽虛構出一個想象的編委會，虛構出一段想象的歷史。而撰稿人居然未加求證，照錄不誤，把這段虛構的歷史放到陽光下與讀者見面。可惜，朝露雖美，遇日則遁。

我們無法理解口述者的心理，可能愈回憶愈興奮，想象與真實混雜，在高亢的情緒中步入幻覺世界。采訪人事先未做好案頭準備，事中未果斷打斷幻覺式回憶，事后未做好文本整理，導致書中類似虛構不勝枚舉。

第四，與口述者本人其他作品說法不一之處，未加校對核查，結果出現記憶混亂，一事兩說。

比如前引口述者1970年代前往北京圖書館發現資料一事，口述者2015年回憶在1975年（第169頁）；但口述者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則言1974年。到底哪個正確呢？口述者對自己親身經歷尚有兩說，涉及他人的回憶又有多少準確性呢？

可能有讀者提出疑議，也許口述者1974年、1975年兩赴北京圖書館，因而兩種說法都對。筆者查閱同為章太炎著作編注組成員朱維錚教授的遺稿，找到否定的佐證。口述者以章太炎著作編注組成員身份赴京查找資料，“原來說要去兩個月，后來我大概去了兩個多星期就回來了”（頁62）。為何提早回滬？原來，1974年下半年，張春橋在《文匯情況》上批示，“不要影響上海和外地的關系”，不準出滬收集資料。口述者應該在張春橋批示之后，被半途召回。此后編注組出滬申請全部被駁，口述者未能再赴北京。因而，口述者在章太炎編注組期間，只去過一次北京，至于到底是1974年還是1975年，已是一筆糊涂賬。

又如，口述者口述在《歷史研究》上以“宋斌”筆名發表《評齊赫文斯基之〈中國近代史〉》（頁59），查1975年第5期《歷史研究》，準確篇名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活標本——評齊赫文斯基主編的〈中國近代史〉》。這樣一文兩名的失誤，撰稿人順手查一下期刊網就可避免。

第五，口述涉侵他人權益，或損害他人名譽時，撰稿人未對口述進行材料補充，包括在注釋中補充其他支持或否定的文獻，做到多角度反映歷史面貌，不給第三方造成無辜傷害。尊重口述者的獨立性，并不是指口述者可以借助口述話語權，獲得貶低或誹謗他人的權力。

涉侵他人權益主要指口述者對他人現有的著述版權提出質疑，意圖收為己有。

59頁“胡繩武在北京，《歷史研究》復刊，他在負責，要寫一篇文章，駁斥蘇聯在邊疆問題上的謬論。有一篇文章是用譚其驤、田汝康的名義發表的，其實是我寫的。但是，那時不能用我的名字發表，所以用了他們兩個的名字發表。”

64頁口述者談及與朱維錚教授合編《章太炎選集》，“書完成后，他（指朱維錚教授）突然提出要將他的名字署在前面，我想我剛剛平反，便說，你是學長，比我高兩年，你就署在前面吧！我這個人，人們都知道，從來不會去爭這個東西。這樣，他的名字就放在了我前面”。

75頁“‘文革’結束以后”，“以我自己的名義最初發表的三篇文章，都是關于五四運動的。”“三篇都是我寫的，《解放日報》的那篇，用的是李華興和我兩個人的名義，其實那文章真的是我寫的，李華興加了幾句話吧。”

譚、田、朱、李四位教授都已故去，無法回應口述者。

譚其驤教授（1911-1992）是歷史地理領域的泰斗，長期主持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田汝康教授（1916-2006）是社會學、人類學、中外交流史、新文化史專家，兩位都是口述者的師長級人物，絕非素餐尸位之流。譚、田論文題為《“新土地的開發者”，還是入侵中國的強盜？》，雖為中蘇論戰而作，但其關于東北邊疆的許多學術觀點，如明代已在庫頁島、烏第河流域設立衛所、古肅慎的居住地等等，今天仍為學者廣泛引用。口述者與譚其驤教授的聯系，據自述，1962年底調回資料室后，“一度被安排到歷史地理研究室，謄抄各人所寫的‘校記’”，“譚先生所寫的校記，文字之精煉，考證之精準，抄寫中學到很多”（頁118）。史學是積累的學科，讀者很難想象，在多年深耕的領域，兩位大師需要一位年輕的資料謄抄員捉刀撰文。以他們的學問和自尊，又如何愿做小輩傀儡？如果口述者不能以本名發表論文，完全可以用筆名發表，口述者自述次年即在《歷史研究》上以筆名發文，可見用筆名發表是可行的。善意推測，口述者可能為這篇論文的寫作提供過資料，甚至提過建議，進而謄抄全文，但是“謄抄”與“寫作”有著天壤之別。

朱維錚教授在《章太炎選集》的選目、編輯、注釋、撰寫題解等方面貢獻良多，朱姜爭議之處，最后都按照朱維錚教授的意見定稿，口述者至今談及選集篇目時錯誤連連，若說選集主要由口述者編定難以服人。可參看姜鵬《〈姜義華口述歷史〉質正（下）：〈章太炎選集〉的校注與署名》（《澎湃·私家歷史》2015年12月17日）。

李華興教授多次與口述者合作撰文，除口述者提到的1979年5月2日《解放日報》的文章，知網上還有兩篇合作論文，分別發表在《復旦學報》1979年第5期和1981年第1期，第一作者皆為李華興，后一篇口述者使用筆名“劉翚”。即1979年至1981年口述者與李華興兩人的三次合著，均由李華興署名在前，這似乎已成為兩人合作的固定模式。

如果口述者對三十多年前的署名不滿，可在發表文章時與署名者協商，或于署名者健在時提出修正。現在，四位教授都已去世，口述者要想確認自己才是真正作者或第一編者，必須拿出更多證據，否則任何生人都可以利用言說便利，隨意侵奪逝者的署名權。

口述中還有一處談及著述權問題，涉及其他三位已故學者，亦無任何旁證。口述者的信口開河嚴重損害了前輩學者的名譽。

49頁“周予同的《中國歷史文選》，各篇著作的那個題解提示的那些觀點，可以說全部是守老（指陳守實教授）中國史學史課堂上的東西。朱維錚做周予同的助教，在協助編歷史文選時，就把這一部分移去給周予老了，周予老原來是沒有這些理論概括的。”

這一說法如果屬實，不啻揭出一樁驚天大案。概括而言，口述者提出三項指責：1，周予同的《中國歷史文選》抄襲陳守實的觀點。2，周予同的《中國歷史文選》實際編選者為朱維錚，周予同攮奪學生成果。3，周予同學術水平較低，既無理論高度，又不了解同事的研究，更辨不出學生的抄襲。

周予同先生（1896-1981）是比譚其驤先生更年長的老一輩學者，火燒趙家樓的參與者，著名歷史學家、經學史家。1949年以后，他首次在大陸大學開設經學史課程，是中國經學史學科的奠基人。這樣一位德高望重、溫潤和藹的學者大概永遠都想不到，去世三十多年之后，竟然禍從天降，被年輕四十余歲的后生扣上一頂抄襲的黑鍋。

周予同先生到底有沒有抄襲陳守實先生？希望口述者拿出更多材料，言必有據，考而后信，而不是如潑皮小孩扔下一顆炸彈就撒腿跑開。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非專業的口述者不能編造史實，作為歷史學家的口述者更應該遵循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信手編織固然能逞一時之快，吐胸中之悶氣，卻玷污了自身形象，破壞口述史學科的正常發展。

第六，未對口述文本認真校對編輯，出現前后兩說等硬傷。

如果說口述者在本書中的敘述與其他著作不符，源于撰稿人無暇查證，那么在本書不同章節中，對同一對象的陳述各不相同，就純屬校對不精的硬傷了。

如66頁，口述者談到1979年請蔡尚思先生主編一套《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我負責的是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是李華興。第一卷后來給了朱維錚。”而170頁《姜義華教授學術活動年表》則說：“第一卷朱維錚，第二卷李華興，第三卷姜義華，第四卷姜義華，第五卷李華興。”

口述者對三十五年前做過的事情，已經記憶模糊。記憶模糊不可怕，可以翻書查一下。不愿翻書，整理成文時亦可核查。成文時沒有發現，通讀校樣也有機會統一文字，將第一種錯誤的說法改正。但是，一關又一關，關關放大水，最終呈現給讀者的是抵牾的記錄。

再如，70頁口述者言“1985年開始醞釀《中國文化史叢書》”，170頁《姜義華教授學術活動年表》則將“決定聯合籌備編輯大型學術叢書‘中國文化史叢書’”系于1983年之下。且不說同一書中未對“中國文化史叢書”的標點符號統一處理，這是小事。口述者曾經虛構自己是中國文化史叢書的常務編委，那么就應該記得叢書發起經過，事實卻是口述者記憶混亂，似乎對叢書不甚了了。查朱維錚教授等人的回憶，應是1983年正式對外公布了叢書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