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立于1922年的日本共產黨，如今在全日本擁有四十多萬黨員，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最有影響力的共產黨之一。日共在其九十余年的發(fā)展史中，因為意識形態(tài)和獨特地緣政治等因素，一度與中共有著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和互動。兩黨曾經(jīng)是同志加兄弟的關系，卻又因為一系列原因關系破裂，日共更是在1966年成為中共“四大敵人”之一。即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共和日共的關系在很長時間內也沒能得到彌合，直到1998年兩黨之間才實現(xiàn)關系正常化。

中共組織里的日本人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京都大學的一些教授就已經(jīng)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我們今日所用的漢字如“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專有名詞都是那時的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研究翻譯而來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留學日本的經(jīng)歷，李大釗早在1913年便赴日本留學，廖承志生于日本，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秘密成立，并于當年成為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

但當時的日本不允許共產黨組織的存在，在1945年日本戰(zhàn)敗前，日共一直處于非法的地下活動狀態(tài)并且遭到了日本當局各種形式的迫害和鎮(zhèn)壓。因此，在1945年以前日共與中共沒有什么組織層面的交流。

盡管組織層面的交往貧乏，但日共的黨員卻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和中共有著許多交往，這其中尤其有代表性的是野坂參三和中西功的事跡。

野坂參三是日本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共產國際東方支部工作期間認識了中共代表任弼時、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治療的周恩來決定回國，而早想回日本參加斗爭的野坂參三獲此消息后，有意與周恩來同行，由中國再轉道潛回日本。這個想法得到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同意。

1940年3月25日，野坂參三與周恩來、鄧穎超等人一同到達延安，但由于國民黨和日軍對根據(jù)地的包圍，他根本無法返回日本，在這種情況下，野坂只好從長計議，做好長留延安的準備。當時，隨著抗日戰(zhàn)爭的進一步發(fā)展，八路軍俘獲的日軍戰(zhàn)俘也越來越多，如何安置這些戰(zhàn)俘，也變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面對這種情況，野坂參三進行了深入的調研。1940年10月，野坂參三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一所專門學校，教育和改造日軍戰(zhàn)俘。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澤東親自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野坂參三擔任這所學校的校長。這所學校從1941年5月15日正式開學到抗戰(zhàn)結束，共培養(yǎng)、改造學員三百余人。

1945年9月9日，野坂參三乘飛機經(jīng)東北轉道蘇聯(lián)回國。行前，眾多中共領導人為他舉行了歡送宴會。而野坂參三和毛澤東也有著良好的私交，在1962年野坂參三70歲壽辰時，除中共中央致電祝賀以外，毛澤東還以個人名義專門發(fā)去賀電。

而中西功作為一個日本人，曾經(jīng)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西功曾在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讀書，該書院是日本專門針對中國開辦的老牌間諜培訓基地。在此期間，中西功接觸到了以記者身份為掩護的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成員尾崎秀實（后擔任首相近衛(wèi)文麿的秘書），深受其影響，從內心同情中國，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1934年，中西功進入東北滿鐵調查部工作，而滿鐵調查部是日本在中國最重要的間諜機關之一。利用職務之便，中西功在上海建立了一個“特別調查班”，其中包含了大量中共情報人員。

從1938年底建立，中西功的情報小組在日軍的核心部門活動了三年半之久。根據(jù)八路軍總部作戰(zhàn)參謀楊迪回憶，當時日軍的主要行動，未經(jīng)發(fā)起，中共方面便能提前獲得可靠情報。而八路軍總部被襲擊和左權將軍犧牲等重大損失，則都是發(fā)生在中西功的情報小組被日軍破獲之后。

在1942年6月16日被捕之前，中西功及其領導的特務組織通過共產國際向中共乃至全世界傳遞了許多極其有價值的情報，這些情報不僅僅影響、改變了中國戰(zhàn)區(qū)的局勢，甚至對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都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1945年對日共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年日本戰(zhàn)敗投降，麥克阿瑟隨即開始在日本進行民主化改革，日共開始得以合法存在。而日共原有的領導人野坂參三則從中國返回日本，德田球一也在坐了18年牢之后被無罪釋放。野坂參三和德田球一等人一起重建了日共。在1946年戰(zhàn)后首次選舉中，日共獲得了五個議席。而在1949年戰(zhàn)后第二屆國會大選時，日共更是一舉獲得了35個席位。

“同志加兄弟”

1950年對于日共來說顯然是一個多事之秋。1950年1月6日，共產國際情報局突然發(fā)了一篇文章《有關日本的形勢》，批判日共領導人的“右傾投降主義”和“議會斗爭”的路線，指責日共“容忍美帝發(fā)動戰(zhàn)爭”。

在當時，日共仍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仍然要聽從共產國際情報局的命令。德田球一起而抗爭，以日共政治局的名義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叫《讀<有關日本的形勢>》有感，公然與之叫板。這一派被稱作“有感派”，而另一派則是宮本顯治等主張接受“共產國際批判”的“國際派”。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早在這之前，本著“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麥克阿瑟在是年6月6日下令 “整肅”日本共產黨全體中央委員，7日又下令日本政府“整肅”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報》職員和日本共產黨眾議員等，并在日本各地開始逮捕共產黨人及左翼人士。而中共則在6月9日和12日發(fā)聲明堅決斥責麥克阿瑟和吉田政府的非法暴行，號召全國人民聲援日本共產黨和日本公民。

在這之后日共的處境愈發(fā)艱難，以德田球一為首的一派排除以宮本為首的另一派，決定轉入地下另立中央，使日本共產黨的分裂成為事實。在內憂外患之下，日共把中國式的游擊戰(zhàn)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jù)地的經(jīng)驗直接搬到當時國情不同的日本，采取了以武裝斗爭為奪權手段的不當做法。這大大損害了日共在一般日本民眾中的形象。1952年一年內，日共黨員就從10萬多人減至3萬人左右。日共領導下的群眾團體的人數(shù)也大大減少，而在同年進行的國會大選中則失去了上屆選舉所得的全部議席。

在這之后德田球一和野坂參三也都選擇流亡中國。而德田則在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兩年之后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開了三萬余人參加的大型追悼會，劉少奇主持了追悼會，而毛澤東則親自題字“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

德田球一死后，野坂參三于1955年返回日本。1953年《舊金山和約》簽訂以后，日本重新成為了獨立國家，原來美軍頒布的對日共的限制法令也隨之失效。野坂參三和宮本顯治也達成和解，日本共產黨恢復統(tǒng)一。

一直到1966年之前，不論國際國內形勢如何風云變幻（蘇共20大批判斯大林、匈牙利事件乃至中蘇交惡），中共和日共之間都保持著一種“同志加兄弟”的友誼。在1966年之前，凡是中國大陸到日本進行民間交流活動的訪問代表團，都受到過日本右翼分子的騷擾，有時甚至有生命危險。而為了保護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日共以及日共領導下的民間團體都會主動地加以保護，在旅店及出行的道路上都有日本共產黨、社會黨等黨派的青年自愿護衛(wèi)，從來沒有出過紕漏。

1964年中蘇交惡，日共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場，將親蘇的國會眾議院賀義雄、參議員鈴木市藏開除黨籍。1964年是中共與日共兩黨關系最好的時期，那時在日共成員中有一個學習中文的熱潮，甚至流行用中文來讀自己的名字。

關系破裂

1966年中國爆發(fā)“文化大革命”。原本是為了支持越南抗擊美國的日本共產黨開始了東亞之行，日本代表團最先來到朝鮮，雙方意見很一致：支持越南抗擊美國的侵略。之后日共代表團來到中國，這個代表團是日共最高級別的代表團，團長就是日共最高領袖宮本顯治。在預訂日程結束后，代表團原計劃直接去廣州，但中方突然提出要代表團去上海會見中共最高領袖毛澤東。

在后來的會談上，中方要求日共方面批判蘇聯(lián)為修正主義，這一提議遭到了宮本顯治的拒絕，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隨后，中共開始全面批判日共修正主義路線。

1966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明確提出存在四個敵人，“蘇聯(lián)現(xiàn)代修正主義，美國帝國主義，宮本顯治修正主義集團和佐藤榮作反動內閣。”日共成了和蘇美比肩，甚至比敵視中國的佐藤榮作內閣更加危險的敵人。中日兩國共產黨之間的關系變得異常緊張。

1967年8月3日，日共駐北京的最后兩名代表紺野純一、砂間一良從北京機場回國途中被紅衛(wèi)兵攔截，帶著傷殘經(jīng)平壤養(yǎng)傷五十日才回到日本。

至此，中共和日共兩黨的關系徹底破裂。而日共內部也分裂為兩派，結果凡是親中的日共黨員全部被開除黨籍，而到日本訪問的中方人員也不再受到日共的保護。

從1967年開始，中日兩黨的關系徹底破裂并斷絕了一切聯(lián)系。雙方關系的惡劣程度甚至超過日本右翼與中共的關系，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了中共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關系。

即使在中日關系正常化兩國建交之后，中共與日共兩黨之間的關系依然沒有改善。在1979年的中越戰(zhàn)爭中，日共甚至派出《赤旗報》的記者深入前線意圖報道中方的負面新聞，但這位記者在一次戰(zhàn)役中身中流彈身亡，而與此相關的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我們對這段歷史刻骨銘心”

改革開放以后，中共大幅度調整了外交策略。從1983年開始，中共方面便一直試圖恢復與日共之間的關系。

1985年中共曾通過羅馬尼亞共產黨向日共表示過恢復關系的建議，但是日共方面要求中方先承認錯誤為先決條件，承認其干涉了其他國家黨的內部事務。一直到1998年6月，應中國共產黨邀請，由日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際部部長西口光率領的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訪問中國。1998年6月8日至6月10日，時任中聯(lián)部部長戴秉國與日共代表團共舉行了5次會談，中共與日共才實現(xiàn)了兩黨關系正常化。

同年7月19日至23日，應中共方面的邀請，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不破哲三為團長、總書記志位和夫為副團長的日共代表團訪華，兩黨的最高領導人在時隔20年之后終于再一次聚首。不破哲三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我們的分裂對于日本的共產主義運動造成很嚴重的后果，本來是朋友、親人、同志，結果卻成為陌路人，甚至是敵人，我們對這段歷史是刻骨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