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霍布斯鮑姆的自傳近日出版（《霍布斯鮑姆自傳：趣味橫生的20世紀》，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該書作者自序。

自傳作者必須也是自傳讀者。我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越來越感到詫異，原來我所認識的人里面，已有許多男男女女出版了關于自己生平的作品。更遑論那些通常來說較為杰出或臭名昭彰的人士，早就有別人捉刀幫他們著書立傳了。我甚至還沒有把許多當代人物所寫的、以小說形式加以包裝、實則為自傳的那些著作計算進來。或許我不應該驚訝才對。反正以寫作與溝通為業的人，總是習慣和同類打交道。況且各種文章、訪談、印刷品、錄音帶甚或錄像帶，以及與本書相似的著作當中，有驚人的數量是由任教于大學的男男女女所完成的。可見我并非特例。

盡管如此，有個問題仍值得思考。為什么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寫出自傳？更要緊的是，為什么那些與我并無特別關系，甚至在書店看見本書封面以前根本不曉得我的人，會想花心思來閱讀它？倫敦的書店當中，至少有一家連鎖書店在“傳記”這個類別下面，又特別將某些人納入一個稱作“人物”（Personalities）的小類別。套用今天的行話，那叫作“名流”（Celebrities），而我無緣名列其間——“名流”也就是那些不論基于何種理由而聞名遐邇的人士，并且正是他們的名氣才使得公眾對其生平產生了好奇心。我也不屬于那些有過參與公共事務的經歷 ，故而得以將自傳稱作“回憶錄”的人。那一類的人物通常不論男女，都在公共舞臺上涉足頗深，有許多事跡需要記載下來或加以辯護；要不然就是他們與發生過的重大事件關系密切，甚至他們所做的決定影響了重大事件的發展。但我從來就不是其中的一員。

或許我的名字會被列入一兩個專業領域的歷史著作，像是20世紀馬克思主義和相關史料集，或者出現于某些討論20世紀英國知識文化界的書籍里面。除此之外，縱使我的名字因為某種理由而完全消失不見，一如我父母在維也納中央公墓的墓碑一般（五年前我曾費心尋覓卻無結果），以20世紀為主題的論述也不致出現明顯缺漏——無論在英國或其他地方皆如此。

另外，這本書并不是以當前銷路甚廣的“懺悔錄”風格來撰寫的，原因之一是只有天才才有資格自說自話，而我既非圣奧古斯丁，也不是盧梭。另一個理由則為，每當自傳作者開誠布公地談論其他在世者的隱私時，難免會以不恰當的方式傷害到某些人的感情。我沒有理由要這么做，因為那屬于死后才出版的傳記，而非自傳所該做的事情。無論如何，不管我們對那些事情再怎么好奇，歷史學家不是傳播流言蜚語的專欄作家。將軍們的戰功并非依據他們在床上做了什么事（或做不了什么事）來判斷的。所有想從凱恩斯和熊彼特二人多姿多彩的性生活來推斷其經濟學理論的嘗試，終將歸于失敗。而且我猜想那些喜愛閱讀風流韻事傳記的讀者，將會發現我的生活是多么令他們失望。

本書也不是打算為作者的生平提出辯解而寫的。如果你不想真正了解20世紀，可以去閱讀那些替自己做出解釋、幫自己“出庭辯護”的人所寫的自傳；或者亦可反其道而行，閱讀那些幡然悔改者所寫的自傳。這些類型的著作都好比是法庭進行驗尸的時候，由死者來冒充驗尸官一般。一位知識分子的自傳必須涉及他自己的理念、態度與作為，而非只是一份自我宣傳的東西。我相信這本書多少回答了新聞記者和其他人士經常向我提出的問題。令他們感興趣的是一個不大尋常的案例——一位終生不渝卻非典型的共產主義者，亦即“霍布斯鮑姆這位馬克思派的歷史學家”。然而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向他們做出答復。歷史可以評判我的政治信念（它其實已經大致做出了斷語），讀者們可以評判我的書籍。我所追尋的則是對歷史的認知，而非打算得到同意、認可或同情。

盡管如此，除了出于人類對別人的好奇心之外，這本書或許還有其他值得被閱讀的理由。我的人生經歷幾乎完全涵蓋了人類歷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紀。我在好幾個國家生活過，并且目睹了三大洲許多其他國家的事物。或許我在漫長的一生當中并未留下任何顯赫成就（我倒是在紙上留下了不少書面記錄），但由于我在16歲時便立志當歷史學家，我親眼目睹并親耳聽聞了其間大多數的事件，并設法了解我這個時代的歷史。

當我撰寫完畢從18世紀末葉至1914年之間的世界歷史以后，終于著手探討我所稱的《極端的年代：短暫的20世紀》。我認為這項工作的優勢在于，我不僅以學者的身份進行寫作，同時也是人類學家所謂的“親身參與的觀察者”。而這表現于兩方面：我個人對那些發生于遙遠時空的事件之各種回憶，有助于讓年輕讀者更加貼近20世紀的歷史，同時我的敘述也再次喚醒年長讀者本身的回憶。盡管我必須嚴格遵守史學研究的要求，但比起我的其他著作，那本書甚至是以更大的熱情——正是屬于極端年代的那種熱情——來撰寫的，不論是年輕的讀者還是年長的讀者都曾經如此告訴過我。除此之外，那本書試圖以較為深刻的方式，展現個人生活與所處時代之間的相互交織；我希望對個人生活與所處時代的同時觀察能有助于形塑一種超脫于兩者的歷史分析。

這也是一本自傳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某種意義而言，本書是《極端的年代》的對照面；但所依據的并非是從單一個人經驗來闡釋世界的歷史，而是世界的歷史正在形塑個人的經驗——更恰當的說法或許是，歷史不斷提供一組變化多端但又總是有所限制的選擇機會。從這些選擇機會里，套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或許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句：按照圍繞在他們周遭的世界來創造人生。

就另外一種意義來說，歷史學家的自傳是他或她自己研究工作里重要的一環。除了對理性的信仰以及辨別事實與虛構的能力以外，自知之明——從自身的內在和外在來進行觀察—也是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從業者所需要的一項技能，特別是像我這種憑著直覺隨機挑選各種研究主題，最后才將它們整合成為具有前后一貫整體性的歷史學者。其他歷史學家們或許只在意我書中那些較專業的層面。不過我希望其他人閱讀本書的時候，能夠把它當作一本入門書，通過一段不可能發生于其他世紀的個人人生旅程，來認識世界史上最特殊的一個世紀。

正如我的同事，哲學家阿格妮絲·赫勒所言：“歷史著作是由外部來觀察已發生的事件，而自傳則是從內在來進行觀察。”這本書沒有一般學術著作慣用的那種致謝詞，而只是純粹表達感謝和歉意。最需要感謝的人，莫過于我的太太馬琳（Marlene）。她陪伴我度過人生大半歲月，閱讀了全書的每一個章節，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評。她的丈夫因為努力將過去的事件撰寫成書，往往心不在焉、脾氣暴躁，有時還灰心喪氣，并且生活在古代的時候遠比現代來得多；而這一切她都長年累月容忍承受了下來。我也要感謝斯圖爾特·普洛菲特這位編輯界的泰斗。這些年來，我曾經向許多人請教過與這本自傳有關的問題；其中有幾位在我開始動筆之后已相繼去世，由于他們的人數過于龐大，以致無法一一列出致謝，但他們都應該知道我表示感謝的理由。

我還必須向馬琳和我的家人說一聲抱歉。本書很可能并不是他們原本所想要的那種自傳。盡管自從他們進入我的人生，以及我進入他們人生的那一刻開始，他們都一直在我心中。但這本書所談論的大多還是公眾的生活，而非個人的私生活。我當然也應該向那些不曾出現于書中的朋友、同事、學生等人致歉—他們原本或許期待會在這里看見自己的事跡，或是以較長的篇幅被談論。

最后，我將本書安排成三個部分。在一篇簡短的緒論之后，第1章到第16章大致是以編年紀事的順序，來討論關于我個人及政治的事件。所涵蓋的時間范圍從我有記憶開始（即20世紀20年代初期），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但我無意將之寫成直線前進式的編年史。第17和18章敘述我的專業歷史學者生涯。第19章到第22章所談論的，則是那些與我的人生長期結合在一起的國家或地區（我自己的中歐和英國故鄉除外），包括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美國。這個部分的章節由于涵蓋了我和那些國家的全部互動關系，以致無法輕易納入本書的編年敘事主軸當中，即便它們與主軸略有重合之處。因此我認為最好還是將這些內容單獨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