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國紐約的世貿大廈隨著飛機撞擊轟然倒塌，舉世震驚。無數個體生命、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的運行軌跡都因之而改變。20年后，恐怖主義的幽靈仍不時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是否陷入了“越反越恐”的尷尬境地？20年的時間，是否足以令人類看清“9·11”在歷史長河中的地位和影響？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國際部今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專題報道，從多個維度呈現“9·11”以來這20年如何改變了個人、國家以及世界。

今年是美國“9·11”恐襲事件20周年，隨著最后一批美軍撤離阿富汗，美國所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主要戰線宣告正式結束，但全球恐怖主義并沒有結束。就在美軍撤離前后，阿富汗恐怖活動急劇增多，喀布爾機場附近發生的爆炸襲擊造成了至少103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美軍士兵。美國總統拜登隨后在白宮發表講話，稱已下令制定計劃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及其分支機構“呼羅珊省”。

從2001年10月美國以“反恐”之名發動阿富汗戰爭到今年8月美軍匆忙撤離阿富汗，20年彈指一揮間。回顧美國在這20年的全球反恐戰爭，不僅未能實現其初期制定的剿滅恐怖主義的目標，而且還加速了極端恐怖主義的全球化，使恐怖主義活動由原先集中在中近東一帶蔓延到整個非洲、中東、南亞及東南亞，甚至在歐洲甚至大洋洲也不時出現，恐怖襲擊組織的復雜性、殘忍性都比以往更甚，“反恐”戰爭陷入了“越反越恐”的怪圈。美國也從最初國際同情的受害者轉向被頻頻指責的施暴者，國際形象一落千丈。長達20年的反恐戰爭，美國可以說在戰略和戰術上都是失敗的。如何總結反恐戰爭的失敗，對恐怖主義“對癥下藥”，走出“越反越恐”的困境，值得國際社會深入思考。

美國雖然已經全部撤離阿富汗，但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并沒有降低。

反恐戰爭付出慘重代價

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是本世紀國際安全領域影響力最大的事件，直接決定了后來美國一段時間的軍事戰略制定以及全球領域展開軍事行動的發展方向。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美國政府立即向阿富汗的恐怖主義宣戰，并打著“反恐”的名義在世界各地到處發動戰爭，開啟了全球范圍的“反恐戰爭”。

從歷程來看，美國全球反恐戰爭可大致分為兩大階段。在戰爭初期階段，美國由于遭受了歷史上最嚴重的本土襲擊，以恐怖主義受害者的面目出現，獲得了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與同情，其軍事行動也迅速完成了預定目標，如成功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但到了戰爭后期階段，美國的反恐戰略開始“分心”，戰爭目標和戰爭手段都發生了變化，逐漸陷入僵局。例如，在阿富汗戰爭中，美軍對阿富汗的地理形勢、軍閥勢力認知不足，過于自信，再加上擅長游擊戰的塔利班部隊在偏遠山區難以清剿，導致美軍在當地的戰斗深陷泥沼。此外，美國以反恐為名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幾乎從一開始就受到多數國家的質疑，飽受爭議，直至戰爭結束也始終未能在伊拉克找出任何“大殺傷力武器”，而這場以反恐為借口的戰爭在全球反恐問題上甚至適得其反，直接造成了“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快速崛起，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在中東地區層出不窮的主要原因，也使得美國針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直至特朗普政府任內才大致完成。

總體上來看，以阿富汗和伊拉克為主體的兩大戰爭基本定調了20年來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主旋律，但同時也使美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據美國布朗大學戰爭成本核算項目日前發布的報告稱，美國在這場漫長的反恐戰爭中導致了約90萬人喪生，損失了大約8萬億美元，預計未來在安置退伍老兵等戰后人員問題上，還將花費2.2萬億美元，所留下的戰爭后遺癥至少需要花費20年時間來處理，身心疲憊的美國即將進入前途未卜的“還債20年”。

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并不純粹，背后隱藏著諸多其他意圖，帶有明顯的推行美國戰略意圖的傾向。

反恐戰爭到底輸在哪里

作為世界上實力最強大的霸權國家，當前任何國家都難以對美國形成直接挑戰，但是作為在實力上極不對稱的恐怖主義，卻讓美國灰頭土臉，屢次蒙羞，其深度原因是其反恐戰略在制定和執行過程中違背了一些必須遵循的原則，主要表現為戰略目標過于分散、反恐手段過于片面，以及未能及時適應不斷變化的恐怖威脅等方面。

首先，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并不純粹，背后隱藏著諸多其他意圖，帶有明顯的推行美國戰略意圖的傾向。美國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把反恐問題工具化，歷屆美國總統或決策者為“全球反恐戰爭”疊加了更多戰略目標，如在目標國復制美國政體并推行“民主化”；推動當地社會的“世俗化”、“現代化”；利用其他國家的民族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牽制其他大國的崛起，借“全球反恐”的名義黨同伐異，鞏固自己全球霸權。當 “反恐”和“維霸”這兩個本應清晰、本應涇渭分明的關鍵概念被刻意混淆時，就從邏輯上注定了這場反恐戰爭注定會無果而終。

此外，美國頑固堅持雙重標準，以關系親疏而不是恐怖主義本身來定義敵我關系。如果某個國家或政權侵害了自身利益，就將其貼上貼上 “支持恐怖主義”標簽，借“反恐”之名予以顛覆；而某個組織或政權對其有利的話，即便是出現恐怖襲擊等行為，也以人權、民主等借口為其開脫，甚至提供庇護和資助，從而使得恐怖主義標準混亂，各種形形色色的恐怖主義組織大肆發展，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形成了“越反越恐”的現象。例如，據數據顯示，近20年來，阿境內的恐怖組織數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從個位數增加到20多個，境內的外國恐怖分子近1萬人。

最后，美國在反恐戰爭中過度依賴軍事打擊和正面對抗，卻未充分考慮到原教旨極端主義的滋生根源和傳播催化劑，如戰爭、動蕩、貧困、治理不善、貪腐橫行等，這些都是吸引恐怖分子的磁石。而在當前互聯網發達的時代，極端組織極易變得更加“扁平”、“串聯”和“多中心”，而過于自負的美國則無視這種新特點、新形勢，仍熱衷于“斬首”、“定點清除”等傳統反恐手段，窮兵黷武，從而導致手段與目標脫節的困境，也就注定了美國在反恐斗爭中始終處于被動乃至失敗的命運。

阿富汗反恐戰爭表明，單純依靠軍事手段無法鏟除恐怖主義。

未來“全球反恐”走向何方

外界普遍認為，美國撤軍阿富汗標志著其正在把以“反恐戰爭”為中心的戰略轉變為以“大國競爭”為中心的戰略，以便在維持全球霸權與反恐戰爭之間取得平衡。實際上，早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美國決策層就已經在思索“失去的十年”，準備“叫停”反恐戰爭，轉而聚焦更重大的地緣政治角逐戰略，但一直被反恐形勢所累，難以脫身，使反恐戰爭一打就是20年。美國認為，這20年為亞太地區的大國快速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機遇，綜合國力快速增長，已成為美國未來最大的潛在挑戰者，美國必須要盡快結束反恐戰爭，將精力和資源集中投入到大國競爭中。

但是，已經開啟的“反恐戰爭”并不是美國想打就打、想不打就不打的。由于美國的反恐戰爭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恐怖主義、原教旨主義、極端主義仍在全球范圍內蔓延，特別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異軍突起，造成了更深層次恐怖混亂，這些都意味著全球反恐的緊迫性不但沒有下降，相反愈加凸顯。這次喀布爾機場所發生的爆炸也證明，美國撤離后的阿富汗仍然面臨著復雜難測的反恐局面。

據公開資料顯示，在阿富汗境內活躍的極端暴恐組織有“伊斯蘭國”殘余勢力、“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哈卡尼網絡”、塔吉克族裔恐怖組織“安拉戰士”、哈薩克族裔恐怖組織“哈里發戰士”、車臣恐怖組織等。由于這些組織反美色彩濃厚，未來必將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極大威脅，不可預測性與風險進一步加大。

即使擁有軍事優勢，美軍也沒有打敗阿富汗境內的恐怖組織。

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美國在反恐問題上將面臨著兩難的局面，一方面在自身實力不濟的情況下，極力希望從“反恐戰爭”中脫身，防止過度透支，導致在大國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但另一方面也不能面對不斷惡化的恐怖主義局勢和反美情緒而視若罔聞，徹底退出反恐戰爭，還是要始終關注那些“危及美國安全和全球戰略的反恐和地區安全利益”。經歷了過去20年的曲折反恐歷程，美國已經認識到其無力獨自完成反恐大業，未來只有放棄此前“反恐”依靠絕對軍事實力、奉行單邊主義的硬干方式，盡量減少責任，降低投入，避免直接軍事介入，而轉向更有技巧的利用全部資源，通過借助盟友的力量，擴大盟友選擇范圍、鼓勵伙伴加強自身能力、增加反恐信息共享等措施，最終實現充分發揮伙伴作用，才能營造有利于己的地區戰略環境，把更多資源用于大國競爭。

但是，美國的“反恐”策略轉向并非易事，其長期以來頤氣指使的霸權心態難以在短期內進行改變，而被推向反恐一線的“伙伴國”不僅要在所謂“反恐”中承擔更多責任，而且還在可能的大國對抗中面臨更大的卷入風險，因此會根據自身利益對反恐目標、方法和戰略作出風險評估和選擇。這些都會對未來美國反恐戰略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作者系南京大學亞太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